最初的一个小时车子开得很顺利，路上看不见有任何车辆。但是车子开到90至91公里处的时候，前面突然出现了汽车大灯的亮光。开车的司机大叫一声：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梁元明脑力闪过一个念头：这下完了！他听到戴维斯下了命令：准备战斗！车停下后迅速往右侧丛林里跑！梁元明把两个手榴弹掏出，拔了保险拿在手里，做好了跳车的准备。这个时候日本人军用卡车对着小汽车直接冲来，司机猛打方向盘才避过了日本人的撞击。然后双方的车子都停下了。
日军的卡车上坐满了士兵，他们大声叫喊着而且准备往车下跳。梁元明比日本人早跳下车，顺手把两个手榴弹往卡车上一扔，在爆炸中躬身借着小汽车做掩护往路边逃跑，可是他慌乱中跑错了方向，跑到了和戴维斯等人撤退的公路相反一侧。这个时候卡车上有一半的日军士兵已跳下车，据守在公路对面朝梁元明开枪，火力十分猛烈。梁元明还没来得及隐蔽，左手臂和左脸颊就中了枪。梁元明对于脸部这一枪感觉明显，以为自己的脑袋被打穿了，马上会失去知觉。他急忙在地上用手扒了个洞，把随身带的密码副本埋了进去。
这个时候日军的火力十分猛烈，机枪和冲锋枪还有迫击炮都开火了，对着公路两边猛射。梁元明发现自己还没有受重伤，只是左手已不能使唤。梁元明这时明白过来自己的同伴都在公路对面，他得回到公路对面去，否则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不管自己这样会失去安全的位置，猛然冲到了公路上，沿着路基跑向同伴的方向。一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被气浪推到了路边的橡胶树林里面，吃惊地发现这回他还是没有被炸死，只是头脑里面全是嗡嗡响冒金星。他继续往树林里跑，听得正前方有冲锋枪在射击，他大声叫着：不要打，不要打，我是自己人。
蔡黑林停止了射击，他也没受伤。梁元明问其他人在哪里？回答说他们已经往后撤退，他在后面掩护断后。蔡黑林在梁元明回来之后，知道公路上已经没有人，赶紧向后撤退。日本人还在继续猛烈地朝树林里射击，所以他们只得躲在溪涧的底部不敢动弹。梁元明的左半身全是血，一半来自脸颊一半来自左臂。他以为自己的左臂已经被打断了，让蔡黑林帮他用急救包包扎固定在胸前。日本人的迫击炮和机关枪系统性地扫遍了丛林的每一个角落，尔后要开始进入树林搜寻。他们决定沿着溪涧向前走，这样溪床就可以掩护他们。梁元明用口哨仿鸟叫对同伴发出呼叫暗号，可是没有听到一点回声，于是他们离开了树林抄近路下山了。
他们得赶快离开这个区域，因为天一亮日本人就会在丛林边缘进行梳子一样的搜索。梁元明受了两处伤，又失去大量的鲜血，可是这个时候还是能以比较快的速度前进。他最近的丛林经验告诉他：在平地或者下坡的路上一个人能永远走下去直到失去了知觉为止。不过这个时候他失血过多的身体完全是机械地运动，他苍白而毫无表情的脸要是让人看到会以为这只是一具行走的尸体。
不知走了多久时间，他们到了98公里处附近的一个村庄前。突然间他们发现有一条竹竿挡住了去路，几个手持火炬的人冲出来，领头的是一个穿着深蓝色制服手持短枪的人。梁元明第一反应这是日本人，因为还有几米的距离，他立即跳到路边的沟里拔出手枪准备开火，可是蔡黑林喊住了他，说他们是自己人。原来他们是一些被日本人雇佣的华人警察，所以臂章上有日本国的太阳旗标志。他们对蔡黑林大声地吼叫了几句马来话后又低声说了一些话，然后安排他们按原路退回去。他们走了一段距离之后，蔡黑林告诉梁元明，这几个华人警察本来暗地里和游击队有协议：尽量互相保持友好提供方便，可今天他们的上司就在附近，这个人是日本人的走狗，所以他们只好装作凶狠的样子把他们赶回去了。
于是他们决定要绕过这个设有警察局的村庄。他们离开了道路转入了农田和村舍，可是蔡黑林对这一带的道路却是很不熟悉而且毫无方向感，整整一个小时都几乎在同一片红薯地、水稻田间打着圈子，引得村里所有的狗都在大声吠叫。到最后，梁元明发现他们被同一座房子里面的一条狗吠叫了三次，他觉得还是让自己来找路比较好。根据他在印度训练基地学到的夜间识别方向的知识，他在一团乱云的缝隙里认出了那颗发红的天蝎座α星，判断这个星的位置在这个时间一定是东南面。那条道路的位置是在东北方向，于是他们调整了方向，果然很快找到了道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绕过了警察局，很快越过了那座通往Sungei Padak的大桥。天亮之前，他们终于在丛林的边缘一片橡胶林里找到一个愿意帮助他们的华人橡胶园主。在这里，梁元明把身上的血迹洗去了，换上一套华人穿的对襟服装，那条衣服上面的纽扣多得数不清，一直扣到了脖颈。他没有去碰他的左手臂，它肿得厉害，已经麻木得失去感觉，因此也不觉得疼痛。在饱餐一顿之后，他被安排在一张小床铺上休息。他马上就睡着了。他希望就这样能睡上几天几夜。
但他只睡了一个钟头，就被蔡黑林叫醒了。他们能听到日本人的军用卡车一辆辆开过来的声音，他们将会一个接一个地搜查每一个村庄每一个房舍，他们得立即离开这里，向北面方向转移。他们了解到这里和游击队的营地已经不远，大概只有三英里，需要三个钟头的路程。这段路都在山上，虽然没有高山和密林。梁元明的脚在平地上尚且可以机械地走动，可是在爬山的时候却一点的力气也没有，只能靠一条木棍被蔡黑林拖拉着上山。这段本来只需三个钟头的路他们走了九个钟头，终于到达了指定的下一个会合地点。
他们是遭到伏击的人马中第二组回到营地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被打散的136特工人员和护送的游击队员陆续回来了。那个开车的司机跳车之后被射中胸部跑了十米就倒下了，还有两个游击队员在掩护撤退人员时也中枪死亡。游击队员后来把他们的尸体埋在了树林里面。梁元明还得知那两个在山边开咖啡馆的老人被日本人抓去枪毙了，他们的咖啡店房子也被烧毁。
在日本人战败之后，梁元明作为英国军方人员回到Bentong这个地方去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他从日军的记录上发现，那天夜里那一辆不期而遇的军用卡车上装载的日本士兵多达42人。他那两枚手榴弹正好在车厢里爆炸，炸死了8个，炸伤的有更多。
经过几天休整，队伍再度出发。接下来的路程选在丛林之间，十分艰难，因此比预计时间多花了很多天。五天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米罗山（Bidor）火车站附近。他们迅速跨越铁路线，进入华人农村，然后就接近大山区了。这里的老百姓都很热情，见到了队伍里的人都主动会说：同志，辛苦你们了！梁元明起初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老乡们会这样说。蔡黑林告诉他这些群众都是游击队的支持者，他们受过马共组织的影响，主动给游击队提供粮食和情报，到了这里，就像到了家里一样让人放心。梁元明还听到一个有趣的说法，游击队称这个地方是“小延安”。
在山丘下面的一间空屋等候到下午，陈平从山上下来与大家相见。他祝贺大家全数到达此地，并介绍同来的米罗山游击队杨烈队长和他的队员们，宣布杨队长和他的队员们以后要与中英同盟联军共同生活，协助联军共同抗日。杨队长本是英文教师，英语和华语讲得非常好。相互介绍过后，就由山上的队员接过前一程搬运人员手中的东西。联军人员以及蔡黑林向昨夜的搬运人员和向导员道谢告别，龙朝英也在此告别，回红土坎向吴在新、李汉光等人报告平安。余下人马随即由杨队长引领，向米罗山区进军，要在深山高峰上建立抗日联合基地和指挥中心。
进山不久，在一个陡坡上看到有“梁根锡矿公司”几个中文大字，嵌在山坡石壁上，非常引人注目。山坡上有一条约莫一人高的直径铁管，一直向上延长到山顶。沿着铁管向上爬，到了顶上才知道是输水管。铁管的尽头是进水口。沿进水口向上行，就是沿着山壁筑的输水道。山壁的对面是在深崖边上建的一堵水泥墙壁，就像是一条溪的两岸，其中水深及膝，水流急速向下奔腾，形成一漏斗将水注入巨型铁管。在深崖边的水泥墙壁顶上，有一条半尺宽、二三十公尺长的水泥窄条可供行人往来之用。梁元明看到抗日游击队员们拿着或背着东西，唱着客家山歌轻轻松松就过去了。可他们这些初到此地的人，要过这独木桥模样的壁顶，心里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因为一边的山崖有几十公尺深，跌下去就没命了。如果跌进输水道，那就会被急流冲进输水管，直接滑到山下的矿坑那里去了。幸好大家都平安走过去了。霹雳州锡矿多，以出产锡制品出名。采锡矿要用大量的水来洗矿，所以需要巨型输水管来配合作业。
晚间，陈平和杨烈队长主持欢迎晚会。杨队长致欢迎词后，即请戴维斯上台致词。戴维斯讲得一口流利标准的广东话，使得游击队官兵十分钦佩，同时也融洽了气氛，拉近了双方距离。欢迎仪式是在营地的操场上举行的。操场上排着一支仪仗队，二十个游击队员（其中有两个是女孩子）排成整齐的队伍，佩戴着各色步枪和手枪。各方人员都郑重其事穿起了正式的军服，戴维斯勃罗姆穿起英国军队军服，梁元明等人穿的是国民党的军服，抗日游击队还没有自己的军服，可有他们的军帽。梁元明发现他们的军帽有五个角，和延安的八角红军帽子很像，帽子上有三颗红星星，分别代表占马来亚主要人口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仪式之后，开始了唱歌表演。游击队员中有很多唱歌的能手。他们先唱了很多抗日的歌曲，有的是从中国国内传过来的，也有马来亚本土的。后来就开始了唱民歌。游击队员会唱客家的、潮州的、闽南的各种曲调，还有女队员和男队员对唱歌仔调。戴维斯用男高音唱了几首苏格兰的民谣，谭显炎唱了一段《渔光曲》，梁元明从来没在人前唱歌，可他们一定叫他唱。于是他唱了一首重庆流行的歌曲。歌中唱到：桃花江是个美人窝，那桃花千万朵，比不上村里美人多……梁元明听到下面的人都在偷笑，大概他们觉得这种歌曲太肉麻。其实他也没办法，重庆那时唱的就是这些歌嘛。
游击队的营房很大，建在米罗山的百灵岗上，依次排开，大约驻扎了三百多个队员。他们的武器一部分是英军大溃败时抛弃的枪支，更多的是后来和日本人作战缴获过来的。他们有八挺轻机枪、七十多只汤姆冲锋枪，其他还有步枪和手枪。中英联军方面的人员立即着手训练游击队员如何使用刚从潜艇运送过来的新式枪支，同时还教他们爆破、丛林战术、伪装术等课程。陈平已经在山中的百灵岗为中英联军人员修建了专门的营房。
从此，中英136联军马来亚敌后深山基地确立了。以后要做的是建立无线电通讯电台、扩大武装部队，以及布置情报工作站等工作。
第八节 百灵岗三方会议
现在到了该说说陈平的时候了。
研究发掘马来亚的抗日历史，人们会发现这个后来成为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的陈平的影子几乎是无所不在。他所领导的霹雳州抗日游击队是全马来亚力量最强大的；而他积极帮助败退后的英国人并利用英国人的力量壮大游击队以及后来和重庆背景的特工人员建立了关系，使他成为一个链接各方力量的中心枢纽。他和卡迪卡素夫人也有某种联系。据他自己的一份材料回忆说，他在日本人入侵之前曾经到过卡迪卡素夫人在怡保波士打街的诊所看过病，那次他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疟疾病，差点死掉，是卡迪卡素夫妇治好了他的病。后来他得知卡迪卡素夫人因为给游击队治病疗伤而遭日军关押，也一直关注这件事，在胜利之后立即指示江雁给予卡迪卡素夫人最好的照料。
1924年10月21日，在怡保西以南50英里开外的实兆远（Sitiawan）镇，陈平出生于一座两层的上居下铺结构的屋子里。陈平的父亲来自于大陆福建省福州乡下，在母亲早逝、父亲又无力支撑家庭的情况下早早就移民到了新加坡投奔亲戚。陈平母亲出生在马来亚，是第二代潮州籍移民。陈平父亲聪明好学，到马来亚后去上夜校学了一些英语，很快成了一个商号的主要雇员。陈平的早期记忆里父亲是个安静的人，有一个朋友圈子，不仅有华人生意人，还有的是印度的船运商人和马来人的政府官员。父亲对于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他有一两本孙中山的书籍，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的宣传书。陈平小时候常跟着父亲去咖啡店，那里有很多人在聊天。陈平那时已喜欢听大人谈中国的局势和政治。父亲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政治斗争有自己的见解，但是会尽量避免和别人争论。
陈平在教会办设的小学读了四年，转入华侨学校接受华语教育。他的童年和许多马来亚华人孩子很相似，有很多朋友，各个季节都有好玩的事情。春天的时候玩弹子球，夏天玩足球，秋天玩风筝，冬天玩钓鱼。他们还玩板球、棒球、羽毛球。陈平承认自己所有的项目玩得都不怎么好，但是他通过玩这些事情结交了许多朋友。这中间的很多人后来都跟着他参加了抗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