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人间词话(插图珍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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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论

这是拙著《人间词话译注》的一个增订本,应香港某出版社之邀而作。由于好事多磨,尽管已经到达植字制作的最后阶段,但终究还是未能付印。

这本书由大陆到台湾,再由台湾经香港,返回大陆,其间种种,似颇有某些未曾为外人道,或未曾完全为外人道者,谨借此机会,记述如下。

一、著书立说与里程标志

在武夷山召开的中国首届柳永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应邀讲话,我曾说过:“过去一百年,乃著书立说之一百年。”然而,是否人人著书、人人都曾立说呢?到了世纪之末,某些人不仅立说,而且立学,其“说”与“学”究竟在哪里呢?此“说”与“学”是个什么物事,能不能拿出来看看?这一切,看来都应当问个究竟。而依我所见:一百年当中,有意立说,并且真正立了说的学者,可能只有两个人。一为王国维,一为胡适。王国维标榜“词以境界为最上”,倡导境界说,这是划时代的创立;胡适提出“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虽与一般意义上的学说有异,但其开天辟地的创立,却不能不承认其为“时或称而道之”(《庄子·天下篇》)的百家学说中之一家。二氏创立,皆甚有功翰苑。

就词学而论,王国维与胡适之所创立,主要体现在分期、分类上。分期与分类,是从纵横两个不同角度所进行的一种判断与划分。《文赋》称“操斧伐柯”,所指应当就是这么一种本事,这是一种大本事。面对千年词业,无论怎么繁复多样,万头千绪,只要巨斧一挥,就看得一清二楚。如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最上者,必有最下,那就是没有境界的词。是分类,也是分期。以前论本色,看似与非似,而今说境界,看有与无有。这就是非常清楚的一道分界线。以此划分今与古,判断新与旧,旗帜鲜明。这是王国维对于千年词业的判断与划分。而胡适之所谓词本身历史(805—1250年)、词替身历史(1250—1650年)、词鬼历史(1650—1900年)三个大时期以及第一个大时期之三个阶段——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其划分、判断,亦十分干脆利落。一个着眼于意和境,以有尽、无穷评定优劣、高下;一个着眼于人和事,以匠手、天才评定高下、优劣。前者以治哲学方法治词,能写、能观,善入、善出,充满睿智;后者以治史学方法治词,设想、求证,选择、去取,代表识见。二氏皆不愧为二十世纪的大学问家。

操斧伐柯,分期、分类,这是做学问的方法,也是一种标准。人人著书,是否人人都曾立说?于此似可看个究竟。在一定意义上讲,方法似乎更为重要。例如胡适,他的半部哲学史和半部文学史可以不要,而方法则不能不要,千秋万代之后,可能依旧用得着。有感于此,我也曾尝试对中国词学史进行判断与划分。依据文学批评模式的传承及运用,我将全部词学史划分为二段:古词学与今词学。二段划分,以1908年为界线,因为这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手订稿发表的年份。在此之前,通行本色论;在此之后,出现境界说。所以,词界也就有了旧与新之分以及古与今之别。这一意思,本书“导读”(香港版)已说明。在这一基础之上,再将今词学划分为开拓期(1908—1918年)、创造期(1919—1948年)、蜕变期(1949—1995年)三个时期,并将蜕变期划分为三个阶段——批判继承阶段(1949—1965年)、再评价阶段(1976—1984年)、反思探索阶段(1984—1995年)。这是1908至1995年间事。1995年以后,属于新的开拓期。经此划分与判断,对于全部词学史,相信已有了个印象。

有此印象,我曾进一步尝试,将李清照“别是一家”说、王国维境界说以及吴世昌词体结构论,看作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三座里程碑,三段里程,三个里程标志。第一段,一千年,属于李清照地段;第二段,一百年,属于王国维地段;第三段,吴世昌地段,目前尚无立足之地,可能是今后一千年。李清照主本色,讲求似与非似;王国维主意境,讲求有与无有;吴世昌主结构,讲求生与无生。三个代表人物,各有目标,各有创立,容当小心求证,细加论列。2002年9月6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演讲,可看作是一种大胆的设想,有机会将继续加以发挥。

二、人文精神与文化阐释

一部《人间词话》,一百五十六则,其价值究竟何在?是不是只在词学上面?恐怕未必。历年来,讲授“古典文学专题”,我曾与诸生共同探研这一问题。以为:这是牵涉到天、地、人三者关系的问题,属于一种人文精神思考,并非只是在词学上面讨生活,宜深入一层加以推究。如曰: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又曰: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又曰: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三段话,敷陈排列,皆于两相对比中,展示观感。忧生与忧世,担荷人类罪恶与自道身世之戚,大与小之不同,明显可见。能入、能出,有生气、有高致,与于此二事皆未梦见者相比,其优与劣之区别,亦判若黑白。这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思考。既有远大的追求,又有具体的方法与途径。一部《人间词话》,其价值我看就在于此。

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表层与深层,或者“域于一人一事”与“通古今而观之”。对于二者的认识与把握,王国维确实有其高明之处。明白这一点,以其思考读词,必有所得。

例如,李煜《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作于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乃作者被俘至汴京之第二年。说人间,说天上;说过去,说现在。无穷无尽忧愁。所创造境界,已将人间、天上界限打通。说明作者所想,并非局限于以往的人和事,诸如故国、故宫等等,因而也就不同于道君皇帝(赵佶)之自道身世之戚;其所想,乃一种大承担。用王国维的话讲,就是对于人类罪恶的一种大承担。这就是一种超越。所以,每次演讲,解读此词,我将“往事”理解为“春花秋月”,以为春花秋月一般美好的人和事。一千年前,作者如此想象;一千年后,读者亦如此想象。这首词也就传之久远。

这是因王国维思考所引发的联想。王国维思考,贯通古今之变,洞察人天之际,所谓文化阐释,应当可从中得到启示。

三、走出误区与回归本位

《人间词话》的价值,超出于词学,而就其命题看,又明显为着词学。因此,探研有关问题,还得回到词学上面来。

《人间词话》问世至今,将近一百年。如上文所说,这是属于王国维的地段。但是,这一百年,所经历的道路却不平坦。本书“导读”(香港版)将其划分为两段:一为清末民初至四十年代末期之四十馀年,一为五十年代以后之四十馀年。两个四十馀年,两段经历。于前一段,境界说的倡导,不仅取代不了本色论,而且被推衍为风格论,在词界并不怎么受重视。尽管已有若干读本及评介著述出版,词界所通行的也还是本色论。于后一段,风格论盛极一时,境界说的回归与再造,迟迟未能实现。

在王国维地段,境界说之被推衍为风格论,是二三十年代的事,由胡适、胡云翼二氏所促成。具体步骤,我曾有专文列述(见《以批评模式看中国当代词学——兼说史才三长中的“识”》),此不赘。以下着重说境界说的回归与再造。

境界说之被推衍,就是被异化,由“词以境界为最上”,变成词以豪放为最上。异化过程,由前一个四十馀年,延伸至后一个四十馀年,历经创造期三十年,乃至蜕变期的三个阶段。批判继承阶段,以风格定高下,不仅重豪放、轻婉约,以豪放为最上,而且推主流、反逆流,以爱国主义为最上。再评价阶段,拨乱反正,一切翻转过来,其所奉行,仍然是风格论。当其时,风格论既已被推向极顶,因而也就面临着绝境。反思探索阶段,二派说或者二分法失去支持,多元论出现,既讲主体风格,又讲其他风格。某些有一定创造精神的风格论者,进而改弦易辙,回归境界说。这就是美学阐释和文化阐释。

过去一百年,从境界说之被推衍、被异化,到回归与再造,走了一大圈,终于返回本位。当中有些事情,恐为王国维所料想不到。不过,这一百年,毕竟属于王国维,属于王国维地段,属于王国维时代,王氏于地下有知,当感到欣慰。

步入新世纪,元亨利贞,万物资始,王国维的人文精神思考,必将重新引起注视;《人间词话》亦将越来越显示其价值。

我的这一增订本,于此时返回大陆,应犹未晚。希望对于当下之“学”与“思”,能够提供参考。不妥之处,亦盼大方之家,有以教之。

施议对

二〇〇二年夏历壬午冬至(十二月二十二日)

于濠上之赤豹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