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佛教政策和思想文化思潮对于法眼宗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唐代较为宽松的佛教政策为禅宗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的话，那么五代南方区域性的地方政权，尤其是南唐、吴越的崇佛主张和对法眼宗的特别扶植态度，则又进一步推动了法眼宗的发展与兴盛。入宋以后，法眼宗在政治上并没有得到像南唐、吴越国主那样所给予的特别优待，这对于依赖于政治扶植而走向繁荣的法眼宗在宋代的发展不能不产生较大的影响，换言之，宋代政治上对待法眼宗的态度与法眼宗出现衰落之相是有密切关联的。唐宋的思想文化思潮对法眼宗的衰落也造成了较深的影响。唐宋思想文化在转型过程中，表现出了佛学式微与儒学复兴以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发展趋势，尤其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和儒学的复兴运动对禅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定意义上阻碍了禅宗的发展，并加速了禅宗宗派的衰落。法眼宗处于唐宋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潮流中也毫不例外，它在禅宗发展整体处于衰落趋势的背景下也不能逃脱禅宗发展下滑的历史性必然规律而不断走向衰落。与此同时，法眼宗在发展中由于自身内部出现了禅诤、离宗与“禅净合流”现象，而大大消解了法眼宗本身的发展力量，且容易被同化或融入其他佛教派别之中，再加上法眼宗宗风与“五家七宗”其他禅派宗风相比而言有不够显著的特点，尤其是不如临济宗风的峻猛和曹洞宗风的绵密，而容易被临济和曹洞二宗的禅法、禅风所淹没。事实证明，“五家七宗”禅法最终皆归之于曹洞、临济二宗即是最好的明证。此外，法眼宗有更注重理论建设的倾向和偏好，虽然有助于中国的禅学理论建设，并为中国佛教留下了宝贵的佛教思想资源，但是在客观实际上却偏离了禅宗简单易行、“不立文字”的宗旨，故难适应于新时代特别注重民间性宗教实践的佛教发展新趋势。而在法眼宗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法眼宗内部又无一代宗匠出现而能担当起振兴宗门的历史重任，故其难以延续法脉，最终走向衰落。
$第一节 外因：唐宋佛教政策和思想文化思潮对法眼宗衰落的影响
法眼宗的兴衰与外缘性的社会条件，即唐宋的宗教政策以及唐宋王朝对待法眼宗的态度有极大的关联。唐代较为宽松的佛教政策为禅宗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五代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对佛教的政策主体上是采取打压、抑制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政权对待佛教的抑制政策极大地影响了中原佛教的发展与繁荣，但这并不意味南方佛教就受到了打压而没有发展。中原政权对待佛教的态度与五代时期江南区域性政权对佛教的态度迥然不同。南方区域性政权对佛教的亲善举措则为佛教禅宗在南方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禅宗会在江南兴盛和繁荣的一大外在原因。禅宗五家分灯，其中就有四家都活跃在南方并取得迅猛发展，这与中原对佛教采取抑制措施而南方对佛教实行亲善举措不无关联。宋代早期帝王对待佛教的态度整体而言是采取温和的政策，故在宋代并没有发生像历史上“三武一宗”那样的所谓“灭佛”事件，但是在具体对待禅宗派别上，北宋政权却也没有像南唐、吴越政权那样给予法眼宗特别的优待，这对于法眼宗的发展则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思想文化思潮方面来看，唐宋儒学的复兴运动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书院讲学兴起，从思想领域对禅宗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禅宗的思想话语权逐步被削弱，法眼宗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制约或影响。
一、唐宋佛教政策对法眼宗衰落的影响
唐宋佛教政策以及唐宋政治上层对待佛教的态度对于法眼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唐五代宗教政策总体上如何促进佛教的兴盛以及宋代宗教政策又如何具体影响禅宗的发展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则不难窥探到法眼宗一时兴起与一时衰落的重要社会原因。
从整体上说，在唐五代至宋的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和进程中，宗教社会环境则处于良性的发展状态。总体而言，唐代的佛教政策有利于佛教的发展。这对于禅宗发展和出现“五家七宗”的繁荣局面创造了条件。唐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也具有两面性，即在有利于王化的形势下而加以利用，若不利于政治的一面又加以限制，这是因为“帝王对待佛教的态度就不单纯是宗教信仰问题，它实际上成为如何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组合、平衡的问题”。尽管如此，佛教仍然处于发展的主流趋势。唐代社会僧尼也有一定的地位，武则天由于本人有出家为尼的短暂经历，且“有世代信佛的传统”，又在“改唐为周”中利用了佛教作为舆论武器，而对佛教颇有好感。同时，为打压李氏集团，武则天一度将佛教置于道教之上。天授二年(691)三月，武氏下诏曰：“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自今已后，释教应在道法之上。”一改贞观年间太宗所制《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的崇道抑佛主张，表现出了崇佛抑道的宗教倾向，这对于提高佛教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禅宗的创建也大约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无论是六祖慧能，还是神秀，都得到武则天的重视和厚爱，尤其是神秀常年居住于京师，有“三帝门师”之美誉，也说明了佛教所受到尊崇的地位。之后的中宗、睿宗尊崇佛教的政策依然没有大的改变。而唐玄宗的佛教立场和政策与太宗颇为相似，虽一度恢复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的旧制，但有时他也表示出对佛教的尊重和亲善，如亲自注《金刚般若经》颁行于天下即为明证。“安史之乱”后，除唐武宗一度短暂废佛外，其他皇帝几乎没有过多地表现出对佛教的敌对态度。即便是在唐武宗时期，国家政权虽对佛教采取打压的政策，导演了历史上的“会昌灭佛”事件，但是打压佛教的时间毕竟不长，而与整个唐五代至宋初的佛教发展历史长河相比，毕竟显得微不足道。可见，唐代宽松的宗教政策是禅宗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眼宗的发展与五代南北分离的政治环境和区域性地方政权对宗教宽松的政策有极大的关联。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处于分裂状态，虽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政权控制着中原地带，有中央权力的象征性意义，但是在地方上也先后出现了十个区域性的割据政权，即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等十国，它们有一定的独立性，时而臣服于中央，时而各自为政，雄霸一方，而与五代并存。五代时期，南北分裂，各政权对佛教的态度也并不一致。具有中央王权象征性意义的中原之地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对待宗教的态度与江南区域性政权稍有差异。中央王权对佛教的发展主要是以限制为主。后唐政权对佛教采取的是限制政策，据《五代会要》卷十二载：“后唐天成元年(926)十一月敕：‘应今日已前修盖得寺院，无令毁废，自此后不得辄有建造。如有愿在僧门，亦宜准佛法格例，官坛受戒，不得衷私剃度。’”又在天成三年七月敕：“应天大寺及敕赐名额院宇，兼有功德堂殿楼阁，已成就者各勒住持，其余小小占射或施捨及置买，目下屋宇虽多，未有佛像者，并须量事估价，一时任公私收买。……如有迁延及有故违，其所犯僧徒二年，尼杖七十，并勒还俗。”其后建制的后晋，也沿袭了后唐的宗教政策，对佛教依然加强控制。然而，五代时期中原政权极为不稳定，皇权政治下的宗教政策也比较复杂，很难说清其有一直的连续性或连贯性。故政治权利中心对待佛教的态度较为多面，既时而采取各种措施加紧对佛教的控制，即限制寺院的规模、规范出家的程序、数量以及条件，又时而采取温和的态度表现出对佛教的尊重与拉拢，后周对佛教的政策则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佛祖统纪》云：“(显德)二年四月，诏曰：释氏真宗助世为善，将隆教法须辨否臧。自今不许私度僧尼及亲无侍养者不许出家，无敕寺舍并须停废。……敕令除县官法物、军器、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周世宗又在显德二年(955)五月六日敕：“条流僧尼，画一如后。……两京诸道州府，除见留寺院外，令后不限城郭村坊、山林胜境古迹之地，并不得创造寺院蓝若。如有僧尼、俗士辄违敕命者，其主首及同句当人，并徒三年，仍配役，其僧尼勒还俗。”如此连续多次对佛教采取打压限制的措施，显示了中央王朝加强、控制佛教寺院以及僧尼规模的用意十分明显。周世宗对佛教采取高压措施的事件，典籍记录颇多，一般称为“灭佛事件”。虽然周世宗对佛教采取了高压政策，但他并非有真正要灭绝佛教之意图。周显德四年(957)九月，“赐京城内新修四寺额，以天清、显静、显宁、圣寿为名”。也表现出了他的一种亲佛心态。可见，后周政权一方面加紧对寺庙规模的控制，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佛教的友好态度，反映出了后周佛教政策的多面性、多样性与多元性。周世宗对佛教的打压与限制主要是出于经济上与社会管理上的考虑，即便是经过他的高压和打击，数据显示佛教教徒仍然具有相当的规模。《资治通鉴》云：“敕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是岁，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虽然如此，但是周世宗对佛教的高压政策在客观上却仍然妨碍了佛教在中原的大力发展。与此相反，佛教发展势力流向南方，而在南方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区域性地方政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大多对佛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为佛教禅宗在南方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吴越国主钱俶还认为佛教是高于道、儒的，这更有利于佛教禅宗在吴越的发展。故有学者认为，“五代虽争乱之世，而王臣之所崇奉能继续其繁荣者，乃禅宗也”。即便是五代中央政权(五代中原政权具有全国性意义的中央权利的象征性)对佛教采取限制措施，但是其集权化程度不高，影响力也非盛唐或宋代政权可比拟，所谓中央权利整体微弱而鞭长莫及，这对于虽暂时臣服于中央(中原政权)的南方区域性政权而言，其宗教政策仍有其自由发展之空间。而且，与中原的政治局势相比，南方的社会形势相对比较稳定，故在客观上吸引了北方的思想精英南迁，造成了思想文化的南移现象，这对于禅宗思想的兴盛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因此，五代时期，尽管是南北政治社会结构和形态存在分裂的局势，但是这对于文化思想的发展并没有造成根本性的阻碍。相反，变革与动荡为思想的多元化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生机和条件，这也给佛教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新思想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机遇，所谓“每当社会处于变革和动乱时期，学术思想往往得到自由发展，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学术思潮的涌动，都与宽松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在宽松的政治环境里，知识分子才能无拘无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争鸣”。可见，五代的分裂局势客观上造成了政治上的宽松环境，则有利于思想文化的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这或许也是成为禅宗发展或兴盛不可或缺的原因之一。禅宗至唐代创立以来，发展较其他宗派更为迅速。故有学者说“禅宗在唐末五代迅速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的发展正处于这一关键的历史进程中，即整体环境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可见南方禅宗的发展亦与南方较为稳定和宽松的政治格局有关。因此禅宗出现五家分灯绝非偶然，也是思想多元化的时代性产物。法眼宗也正是在这一整体背景下而获得了发展的生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禅宗分灯后的法眼宗创始人文益禅师与江南国主有甚深的交好关系，而南唐国主又对佛教信仰表现出尊崇态度和采取保护措施，同时文益的得法高弟德韶亦与吴越忠懿王交好并被赐为国师，之后的永明延寿也与政治上层有亲近关系。可见，法眼一派的禅师大多受到南唐、吴越国主的尊崇，因而五代十国时期法眼宗在南唐、吴越之地获得了较大、较快的发展，而一跃成为五代时期影响江南佛教禅宗发展的重要力量。从法眼宗的思想传播和区域分布来看，它主要活跃在江浙、两湖、江西等地，当时属于南唐和吴越地方性政权所管辖之地，南唐、吴越国主不仅对佛教采取宽松的政策，而且对法眼宗一派特别优待，法眼宗的三代祖师文益、德韶、延寿都是他们的座上宾客，有的还被尊奉为“国师”，在客观上有如此的宗教氛围，法眼宗自然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