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宗还意味着偏离了禅宗山林佛教的特色。任继愈先生指出，“其后能继续存在的几派，都是依赖统治者的支持，著名禅师与上层政治人物交好，一改禅宗居住于山林远离尘世好修行的环境”，“这就使原来禅宗居住山林常同平民接触而形成的朴素作风丧失殆尽”。法眼宗在南唐、吴越统治时期，宗门法匠的确与上层交好，故为该宗派获得了一时的发展机遇，然而却违背了五祖的先见，所谓“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五祖的一番见解，乃是很正确的道理。事实上，按《坛经》的说法，慧能在猎人队中“隐藏十五年”而后“开东山法门”的行动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亦证明了慧能也是按照弘忍大师习禅的指导思想在认真贯彻和实践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武则天的政治引诱之下，慧能仍然坚持山林佛教作风，没有走入政治中心，思想具有独立性，实践具有民众性，故能发展壮大，而为后来神会取得正统地位客观上奠定了基础。相反，从历史上看，违背弘忍大师的指导精神的，都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像神秀，虽贵为三帝门师，显赫一时，但是法脉不久就断灭。神会亲近政治虽获得短暂的兴盛，之后也是重蹈覆辙而最终淡出历史的舞台。从神秀、神会他们所经历的事实说明，无论是南宗或是北宗，无论是顿还是渐，依赖于政治势力的扶持，只可能有短暂的兴盛，而无长久的发展。法眼宗也是如此，文益以及之后的二代祖师逐渐背离弘忍之栖居山林的精神，无论是德昭还是延寿，都贵为国师或受到王权的高度重视，与政治上层交好，因而受政治的影响较大，故其衰落也是必然的。法眼宗走向政治高层的舞台即是对弘忍精神的反动，所谓法眼宗在走向辉煌的同时也走向了“中绝”之路。入宋后，由于法眼宗法匠如德韶在吴越时代有国师之誉，北宋皇权出于政治上的深层原因考虑，自然不会特别重视曾享有“国师”之誉的宗派人物，这一心理纯属自然，也是造成法眼衰落的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
此外，离宗还表现在修行方式上的背离。有学者指出，“佛教在宋代的入世，例如寺院进一步市场化和商业化，中小寺院为求生存不得不迎合民众怪力乱神的要求，禅宗提倡在欲行禅和色中悟空、文字禅误入歧途不足以提升僧众水平，及佛教的信仰和行为都被士大夫和大众文化所同化而世俗化和低俗化”。禅宗在五代时期世俗化倾向严重，背离了早期的山林佛教之作风。钱钟书说：“僧以诗名，若齐己、贯休、惠崇、道潜、惠洪等，有风月情，无蔬荀气；貌为缁流，实非禅子，使蓄发加巾，则与返除之无本贾岛、清塞周朴、惠铦葛天民辈无异。”可见五代以来，僧侣表现出了世俗化的倾向，故“在与士大夫频繁的诗文交往过程中，诗僧们难免对世俗社会的种种诱惑产生了羡慕，不知不觉中就越过了佛门与世俗的界限，佛门的清净之心被建功立业、追求世俗的功名利禄之心所取代”，因此僧尼存在有还俗的现象，而且“宋代社会有不少批著伽裟的人，是合法的僧人，甚至是寺院的主持，但他们的灵魂和作为，实与俗人无异”。由于宋代的都市生活不断发展，使酒馆、妓院与寺院比邻，加之僧人身处红尘浪里，一旦失去自我约束，容易触犯清规，而且犯罪事件时有发生。如出现了“有道高僧号至聪，十年不下祝融峰，腰间所积菩提水，泻向红莲一叶中”诗句中所描写僧人生活堕落且走向世俗化的一面。有学者说：“未能彻悟六尘世界的虚幻，反受其困扰和诱惑，六根不净，也许就容易犯罪了。”这对于佛教的形象也无疑是一大损害，而且也“松弛了修行者精进的道念，动摇了丛林原本重视修行的立场，而徐徐后退”，故国家采取各种限制佛教发展的政策与此不无关系。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十二月，有大臣尚书右丞、集贤学士马亮言奏言：“天下僧徒数十万，多游惰凶顽，隐迹为僧，结为盗贼，污辱教门，欲望今后除额定数剃度外，非时更不放度。”这也给禅宗发展带来不利的一面。《禅苑清规》云：“常念早归办道，不宜在外因循，财色之间，甚宜照顾。”也说明了僧团之中确实存有这一宗教的异化现象，因而才会有国家如是限制僧人活动的一条出现。僧风江河日下，出现腐败的形迹，“时法禁宽弛，僧侣坏戒律者甚众”。这一现象其实在南唐国主统治时期就已经凸显。南唐李璟保大中兴(943—958)时代，僧人玄寂，也“日以狂饮为事，大醉则十数小儿随之”，自以“酒秃酒秃，何荣何辱。但见衣冠成古丘，不见江河变陵谷”为能事。李煜在国，微行倡家，遇一僧，张席其中，煜遂为不速之客。僧酒令讴吟吹弹，莫不高了，见煜明俊蕴藉，契合相爱重。煜乘醉，大书石壁曰：“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李煜所言之风流教法，无不渗透出世人对僧人风格下滑现象的无限忧虑。宋人岑象求《上哲宗论佛老书》也云：“所谓禅宗者，臣尝周询而深究之矣。虽言辞深隐，旨趣幽微，然可以一理要之，不过于‘圆通无着’而已。盖欲不起一念，不依倚一物，不与万法为侣，此极至也。今其徒不能泯思虑，忘形骸，虚心以会道，而乃鸡鸣而起，孜孜然驰骛于声利之场，唯恐人之不我信向，唯恐人之不我资给，是大违戾其师之说也。”可见，在佛教世俗化的倾向中，僧人也沾染了尘世的喧嚣之气息而变得十分庸俗和粗俗，宗教的神圣性亦不断走向低谷，这一风气对法眼宗僧徒也将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三、“禅净合流”与法眼宗的衰落
“禅净合流”与法眼宗的衰落有直接的原因。禅宗在经历唐宋的发展阶段，出现了“禅净合流”现象。从中国佛教发展的角度来说，禅宗已由“禅教一致”逐渐发展到了“禅净合流”的新阶段。如果说宗密倡导“禅教一致”开启了宗门与教门会通之典范的话，那么延寿则是创造了“禅净合流”的典范。他在对待禅净关系上，引净入禅，表明了其禅净双修的思想态度。由此，延寿获得了受到佛教内部禅净各派均相认同的双重身份。
为什么法眼宗延寿要倡导“禅净合流”？为什么要引净土进入禅宗？这是与禅宗自身存在的危机有着紧密的关联。净土宗的念佛法门简单易行，因而在净土宗形成之后便进一步有了更为广泛的信徒。净土宗的特点是称名念佛，并主张往生西方。由于净土一宗提倡念佛、拜佛的方法简单易行，因此获得平民百姓的广泛支持与信奉，故有了民众信仰的广泛性群体，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方向，故有学者说“以称名念佛为特色、往生西方净土的修行逐渐盛行”。禅宗的发展经历一番曲折之后，出现了发展中的危机，尤其是僧人的文化水平下降，又忽视经典义理的探究，且“口舌逞能，游谈无根”，故禅门祖师有将净土法门引入禅宗的主观意向。在“禅净合流”的趋向中，净土信众也自愿供奉一大宗门法匠为自己的祖师爷，故永明禅师一经净土佛门子弟的改塑，而成为他们所认定的宗师形象以及建立净土系谱的关键性人物。延寿既是法眼宗的一代宗匠，也是净土宗的一代宗匠，从而进入了禅宗和净土宗的历史系谱，以至于促成了“禅净合流”的佛教发展新趋势。延寿禅师的双重身份具有象征性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禅净真正意义上的合流。关于“禅净合流”，有学者认为：“是指禅宗僧侣有意识吸收净土宗的信仰和实践，造成一种新的佛教思想体系及其实践方式。通过禅净合一，僧人的身份虽说没有变，但已开始把日常修持的重心转移到念佛实践上。”延寿本意是顺应禅教一致的发展趋势，本意似有想引入净土的形式来解决禅宗面临的种种危机，从而达到延续禅宗和佛教法脉的可能。虽然他的这一做法取得了实际效果，但是却消解了法眼宗本来的优势。禅宗的“明心见性”工夫，体现的是大乘最上乘禅的修行工夫，虽然禅宗的这一悟道、证道法门说是简单快捷，其实不然，这需要很高的悟性与智慧，而往往一般人的智慧是难以达到的，以至于长期栖身于山林佛教的中下等根器之人不能真正领会，故而容易转向到净土法门这一易行法门中去，这或许是造就“禅净合流”趋势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法眼宗延寿禅师主张“禅净合流”，消融了本派的教学风气与思想特色，其教学方法也为净土念佛简单易行之法所取代，乃至失去了更多的信众，而其构建理论系统的做法又将民众排斥在佛教高不可及的境地之外，再加上入宋之后该宗又无引领时代的宗匠出现，因此而走向了“中绝”的道路并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衰灭。延寿之后的法眼宗衰绝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此观点。故如学者所言：“禅宗衰落一大原因，皆由法眼当日说道理而悟本心因缘，欲合禅教为一所致。永明更演禅净不二，不知不觉，变教外别传无上心宗，为念佛法门也。”
四、法眼宗风及法脉传承与法眼宗的衰落
为什么五家禅派之中沩仰、云门和法眼三家先后衰落，而唯有临济、曹洞二宗长盛不衰，一致延续至近代？为什么曹洞一度不振而后又长兴不衰？究竟是什么原因才是决定禅宗宗派兴衰的最根本性的因素呢？通观“五家七宗”的发展兴衰史，尤其对法眼宗衰落原因与临济、曹洞二宗兴盛的原因进行比较分析则不难看出，除了外在的社会环境、社会思潮因素(即主要包括佛教政策、儒学复兴以及“三教合一”的影响因素)以及禅宗内部的因素(即禅诤、离宗和禅净合流等影响)之外，法眼宗自身的禅法禅风特点以及有无法脉的传承人等内在因素与其衰落也有紧密的关联。故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
1.法眼宗宗风与法眼宗的衰落
众所周知，禅宗宗派之形成与禅派的教学风格、禅法特点以及生活方式有极大的关联性。一定意义上说，禅法禅风的形成则标志着禅派的诞生。因此，可以说“五家七宗”的兴衰与“五家七宗”的禅风、禅法有着紧密的联系。法眼宗作为“五家七宗”之一，其宗风与其兴衰也有重要的关联。
(1)禅风特点与禅门兴衰之关系
“五家七宗”来源于六祖慧能门下之二系：一是南岳系，有沩仰、临济二宗；二是青原系，有云门、曹洞和法眼三宗；皆属慧能禅之顿教法门。从禅宗各派内部本身不同的禅法特点分析，南岳马祖一系在开示学人、言语接机上，则显露出了机锋峻烈、棒喝凌厉的禅法风格，而石头希迁青原一系则表现出了简易朴实、灵活自如的禅风特点。不过，“五家七宗”虽然法脉传承有二，但禅法、宗风却表现出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前文对法眼宗与其他禅派之禅法、禅风已有详细比较，故此处不再赘述。总体而论禅门五家之禅法、禅风特点，临济宗的禅法、禅风其特色主要表现为机锋峻烈、棒喝交加，兼有沩仰宗的圆相之法以及云门宗的高古之风，且又有“四料拣”、“四宾主”和“三玄三要”等较为系统和规范性的教法；曹洞宗的禅法、禅风主要体现在绵密、精微上，既有五位君臣之说，也有偏正回互之论，而在后期又提出了“默照禅”之修学方法；云门宗虽属于青原一系，其禅法风格却有南岳一系风格，与临济宗的禅法、禅风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云门、法眼、曹洞三宗虽为雪峰义存系下法脉，但三者禅风、禅法也有各自风格，教学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法眼宗与曹洞宗的禅法、禅风稍微接近，但也有明显之不同，如在禅法机用上不如临济、曹洞两宗鲜明和有特色，而且与云门的禅法禅风差异则更大；沩仰一宗以圆相之法示之，有秘法之玄机，凸显高峻、幽深之特质。历史地看，不同的禅法、禅风则是形成禅派的重要条件，也是后人区分不同禅家派别的关键性要素之一。正是因为有各派禅法、禅风之形成，才导致了“五家”禅派的产生。故就这一意义而言，禅法、禅风的形成则是各派兴起的标志，而且其形成对于宗派的诞生也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