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幼年时，天分很高，聪颖过人，博览群书，但他胸怀大志，不愿在举业上下功夫。清廷废科举，兴学堂，他极为高兴，因其学识基础打得很牢，一举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
1903年，黄侃十八岁。就在这里，他学到了在乡里学不到的许多新的知识；就在这里，他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就在这里，黄侃冲破了旧的思想牢笼；就在这里，黄侃走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文普通学堂从开办之年起，就聚集了一批革命思想活跃的分子，其中突出的有宋教仁、田桐、董必武、石瑛、查光佛、郑江灏、吴良、欧阳瑞骅等。黄侃于癸卯年（1903年）考入文普通学堂后，即与这些人同学。
近朱者赤。黄侃从1903年到1905年的三年时间里，生活在这一批具有浓厚革命思想的同学中间，社会上的各种信息，很快地传播到身边来，政界、军界的肮脏腐败丑闻，时常激起他们的憎恨和愤怒。
就在黄侃入文普中不久（即1903年的春天），报载：“沙俄交还营口到期，违约拒不撤兵。并使普拉嵩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七项要求，妄图永远控制东北三省，建立所谓‘黄色俄罗斯’。结果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上海各界人民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通电反对沙俄改约。中国留日学生五百余人在东京召开留学生大会，声讨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罪行。会后组成拒俄义勇队（又名学生军），参加者二百余人。大家推蓝天蔚为学生军总教官，钮永健、汤桶为归国请愿代表。四川巴县人邹容为发起大会人之一，且任义勇队员，遂日从众会操，未几，日政府徇清公使蔡钧之求，勒令义勇队解散，邹容大愤，适陆军学生监督姚文夫有奸私事，秽腾学界，邹容于上灯后，偕友好翁浩、王孝缜、张继等五人，排闼入姚寓，批颊数十，持剪刀断其辫发，悬诸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正梁。”黄侃读后极为感奋。接着，他找到了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邹容写的《革命军》一书，他高兴极了。对邹容，他早有些了解。邹字蔚丹，父业商，家颇丰裕。少聪颖，年十二，五经、四书及史记、汉书已朗朗上口。父许为科甲中人，使专攻制艺，然性弗喜，课余辄从事雕刻，所作类雕篆名手，人以为天才。父怒，鞭之，容仍我行我素。父令从成都名宿吕翼文学，益通晓经训说文，所学猛进，然好菲薄古人，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体无完肤。吕翼文恐为所累，推出门墙。时清廷渐畅新学，蜀吏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络绎于道，容父亦令蔚丹负笈东渡。时为1902年春，蔚丹十八岁矣。到东京后，就在神田区同文书院学东文。后蔚丹经人介绍给章太炎（章时主讲爱国学社），太炎奇之，许为少年英发。遇蔚丹有问学请益事，辄循循导之。蔚丹居爱国学社未久，深悟清政府之不足恃，且伤内外志士之不脱奴隶根性，于是发愤草拟《革命军》书，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次结论。
邹容的“革命论”，使黄侃钦佩不已，激动不已，在他脑海刻上深深的烙印。再读第二章、第三章……越读越使他热血沸腾，革命，就是要革命，邹容说得好：“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必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
邹容的一些革命行动，更为黄侃所效慕。1903年5月，邹容愤清政府勒令解散拒俄义勇队事，借机偕友批打陆军学生监督姚文夫，并剪其辫发。黄侃闻讯极为快慰。事隔五年，即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暴卒，清廷下令全国举行“国葬”。蕲州高等学堂学生田桓（田桐之胞弟）在“哭棂”时，因流露不满情绪，说：“他们既欺压汉人，又盗卖国家，还要我们对他们的死如丧考妣，怎么可能呢？”不料田桓的话马上被人密报给高等学堂堂长杨子绪。杨呵斥田桓
“大逆不道”，竟施淫威，令人悬示虎头牌，开除田桓的学籍。
是时，黄侃在日本留学，接到家信：母亲病危。他心急如焚，速从日本返乡侍疾，寓居蕲州黄氏试馆，听说田桓被学校开除之事，甚为气愤。他奔赴学堂，将虎头牌砸个粉碎，并大骂了杨子绪一顿。
虽然黄侃给田桓出了气，但终不能消除田桓胸中的积愤，第二天，田桓又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带头用剪刀剪去自己的辫发。这一下可更触怒了杨子绪，他认为田桓是“叛逆”，是“抖豹子胆”，决不能再宽恕，又一次悬示虎头牌，给田桓记大过一次。黄侃获悉，像当年邹容那样，手持大杖冲进堂长室，声称要打死杨子绪，找了半天，不见其人，原来杨子绪见势不妙，一下钻进床底下躲藏了起来。自此，杨子绪威风扫地，革命学生扬眉吐气。
1903年6月，黄兴从日本归国途经武昌，将从日本带回的杰出的爱国宣传家陈天华的作品《猛回头》和《警世钟》等书在新军中散发。黄侃获得了该书后，如饥似渴地进行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