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烈和杨言传被扭送到派出所，在黑屋子里关了一天一夜。因为他们没造成人身伤害，不够拘留条件，第二天被放出来。两人没受皮肉之苦，惊吓得却不轻。从派出所出来，连眼皮都没敢往上撩一撩，耷拉着脑袋，提心吊胆地坐长途车回龙泉塬，直到看见青龙山隐约的山梁和清水河稀薄透亮的水，他们的心才落回肚子里，敢大口喘气了。别看杨言传腰身不好，这些年受别人的白眼多，心理承受能力倒比杨明烈强。杨明烈是村长、支书的亲爹，在村里德高望重，平时大家把他敬仰惯了，猛然被关进派出所，这种侮辱他哪受得了，气得一回到家就病倒了。村里人闻讯前来看望杨明烈，认为他是为大家的事受的辱，都来安慰。有人捉来只鸡或提一两斤鸡蛋，说是给他补补身子。满满他爹空着手，说了几句大话，看大家都带着东西，不好意思再呆下去，偷偷溜出来，去村口三圈开的小商店赊了一包白沙糖，再返回杨明烈家，底气就足了，声音又大起来，说要找市上的麻烦，咱是去反映情况的，又没犯啥罪，派出所有啥权力，凭啥把你俩关进黑房子里？咱得像《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找他们讨说法去。
杨明烈本来就气，平白无故叫派出所关一天一夜丢人得很，叫满满他爹一激，心里更堵得慌，好几天气都不顺，连人都不愿见，索性门也不出，一个人冰锅冷炕地躺在家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说起来挺凄惶，杨明烈老伴死得早，他又是个爱脸面的人，本想着和三个儿子一大家热热闹闹过日子，可儿子一个个成家后，不是他想像的那样和睦，加上儿媳妇之间的长长短短，家里整天闹得鸡犬不宁，只好分了家另过日子，他嫌儿子都听媳妇的，跟着哪个都不会有清静日子，干脆一个人单过。平时他做顿饭吃一天，现在气不顺，两天了也没烧一次火，三个儿子全在外地打工，儿媳妇们谁会想到他这个公公？平时能躲就躲，这种时候更不会想到他的吃喝了。这两天，杨明烈心生凄凉，更感到孤单，他很想跟儿子说说话，有亲人的开导，他肯定不会太郁闷。他想给大儿子打个电话，一想上次为三圈要运输费的事，他受过大儿子难听的话，不想再去触这个霉头。另两个儿子在外打工也没电话，平时都是他们打电话回来，这时根本联系不上。
夜晚，村子里一片寂静，连声狗吠声都没有。杨明烈一人坐在冷炕上，没有开灯，窗子外面是浓得化不开的夜色，他的心也像这夜色一样，看不到一点光亮。他心里突然很难受，问自己这是干啥呢？一辈子清清白白，快入土的人了，却被关了一回派出所，真把人活到这种地步了？又一想，他是为乡亲们去要补助款，受这点侮辱不算啥。杨明烈这样安慰自己，可他的心里到底还是不能畅畅快快起来，那一份堵依然叫他忿懑悲伤，许久，他感觉脸上热乎乎的，用手一摸，竟是一把泪水。
人越老心越小，这话是真的，杨言传回到家越想越不是滋味，认为事情是自己搞砸的，如果不是他非要跟着去，如果不是他拿橛把扫掉茶杯，如果不是自己腿软跑不动，他们就不会被抓进派出所的。还牵连杨明烈受这么大冤屈，他心里的愧疚能把他压死。他知道杨明烈性子强，肯定咽不下这口气，过了两天就来找杨明烈，要他一起再去市里，非得讨回公道不可。经过这两天的冷却，杨明烈的心里本来开始淡了，他的委屈是为村里受的，村里人是不会笑话他的，可叫杨言传一煽火，压下去的愤怒和屈辱又噌噌地窜起来，在家呆不住，又去村小学找岁巧咨询。岁巧说，具体情况她也说不大对，可派出所不问青红皂白，把人关押起来一天一夜，肯定是不对的，这要放在外国，就是犯法的。杨明烈说，还是说中国吧，外国人长得跟咱都不一样，法律肯定也不一样。岁巧劝他，如果真想要讨个公道，得去找公安局，把关押他们的事弄清白，得让派出所的人道歉。杨明烈觉得岁巧说的有理，叫她再写一份龙泉塬的情况，便与杨言传去市里，先到公安局讨说法，然后再去市委，把龙泉塬的情况反映上去。这次，他们不敢直接去市委，怕那群保安认出来再把他们扭送到派出所。
杨言传也顾不上他的腰疼病，竟然撑得住，跟着杨明烈去市公安局告那个派出所。公安局压根儿没人理他们，大门都不让进。他们就坐在门外面等，想等局长出来，直接给局长说。等了一天，没吃没喝，也没等着。天黑后，他们转了好几家旅店，住宿费太贵，住不起，两人买了几个馒头，到汽车站候车室蹲了一夜。天亮后，继续去等公安局长。等不来公安局长，他们找过路的人打听，怎样才能告倒派出所。路人是个慈祥的老头，听了他们的事，头摇得像拨浪鼓，说你们告不赢的，还是回去吧。杨明烈傻眼了，杨言传哭丧着脸，对那路人说：“难道我们只能把这口气咽了？”
老头说：“那你还想咋？别说你们这些农民了，就是本市的市民，也拿人家没法子。”
杨言传说：“要你这样说，我们今后当了城里人，也没啥好处么？”
老头说：“没有钱，当什么人都一样，啥东西还不都花钱买？不过，还是当城里人好点，首先不交这税那税，挣的钱一分是一分。不过，城里也有城里人的烦恼，消费高，住房紧……嗨，跟你们说这些做啥。”
杨言传听得迷惑：“老哥，那你说，我还要不要当城里人了？”
老头慈祥地笑了：“你这老汉真逗，我咋给你说这事呢。唉，国家要发展农村，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目的是想让农民都过上好日子，可到咱们下面咋就这么急功近利乱规划呢，你们村离市里这么远，就算是城镇化，也首先得有条件地一步一步来嘛，一下子要扩大到那么远，你们那又没啥资源优势，沾不上边么，弄成这样，还害你们受这么多气。”
一说到受气，杨明烈脸色变白，心像擂鼓一样，他咬牙说起气话：“我就不信，还没有公道了。”
慈祥老头说：“公道还是有的，要是没了，这世道还不乱了套呀！要不这样吧，你们去法院试试，或许他们会受理这种案子。”
杨言传问：“我们只想讨回个公道，咋成案子了？”
慈祥老头说：“告状要立案，到那儿就知道了。”
两人找到法院，大门照样不让进，看大门的说得等明天早上排号才能进。
杨明烈问：“你说啥，进个门还要排号，这是医院呀，得挂号？”
看大门的瞪了他们一眼，不再理睬。他们见看大门的也没穿制服，不像市委门口的保安，便壮了胆硬要往里进，看大门的生气了，把他们赶鸭子一样从门里往外轰。正不知咋办，过来一个秃顶中年人，问他们咋回事。
杨明烈见这个中年男人面善，就把情况给他讲了。他说你们得有起诉状才行，没有诉状就是到了法院都不知道找谁。
他们哪有啥起诉状。
中年男人说：“这个简单，我可以给你们代理。”说着掏出一个小本本，又说，“我是律师，有这个义务。”
杨言传心想终于碰到好人，高兴地说：“太好了，一看你就是个大善人，你一定会多富多子，官运亨通的。”
中年男人笑了：“城里计划生育抓得这么紧，我哪敢多子。至于官运，我们干律师这行，就不可能当官。咱不多说了，你们跟我走吧，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当事人。”
杨言传还要问当啥事，被杨明烈打断了，他问：“我想问一下，你为啥帮我们？”
中年男人说：“我是律师呀，就是干这个的。”
“我是说——你是白帮呀？”杨明烈说。
中年男人站下，认真地说：“这怎么可能，我帮你们打官司，你们当然是要付报酬的。”
“啥——报酬？”
“就是律师服务费，就你们这个状，我给你们算便宜点，给两千律师服务费吧。”
“要两千块钱？”杨明烈和杨言传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怎么？还嫌贵呀？我看你们是农民不容易，打了八折呢，不然，更多。”
杨言传还要理论，杨明烈拉上他就走。待那个秃头男人气恨恨地走了，他们又回到法院门前，坐下等院长出来。
等了一天，也没等到院长。看门的见他们一副执著样子，也不愿跟他们争执，就说院长不在，你们等也白等。问去哪儿了，人家不告诉，说院长做啥去，还得给你们这些老农民汇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