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记忆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南京城里害怕“共产”的人逃跑得差不多了，气氛紧张，治安欠佳，我从较好的住所，迁到三牌楼一间到处是洞的平房里。每日只见房东的猫和老鼠相追逐，倒也不觉得寂寞。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女学生却冒着料峭的春寒，千辛万苦，不远万里，乘轮船由台北到南京找我。她是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我在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国语专修科教的学生。那时，她正在毕业班，我给她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第一章是《诗经》，先讲十五国风。我以毛润之（毛泽东主席的别号）的《沁园春·雪》作时代背景的补充材料。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左右，正当延安作战略退却，国民党新闻媒体叫嚣得声嘶力竭的时候，敌特务活动频繁。我讲的这首毛润之的词已广泛流传，一些关心我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都为我捏一把汗，以为我是提着脑袋讲课，呼我为“提头教授”，而她更担心我的安全。当年她暑假毕业后即失业，被分配到光复的台湾去推行国语运动。正好我在三十年代的一位合办北平《小雅》诗刊的朋友李章伯，在台北桃园农专任校长，要她接受了两年的聘约。哪知她对我的处境放心不下，刚刚一年多一点，便返回南京。我正等待解放，为了名正言顺，便在南京解放前一个月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婚礼。“洞房花烛夜”原是人生“四喜”之一，当时虽有猫鼠追逐的洞房，却无亲友送花烛，更无亲友闹洞房，夜晚，打开十五瓦的电灯，猫鼠便穿梭往来，可敬的房东担心停电，送来一枝洋蜡，以备不时之需。那真是一切从简的婚礼，特务是不会来光顾的。为了回顾一下恋爱过程，我们开始联句咏诗，吟成一首打油诗式的婚礼诗：
十五国风情谊长（我），吴门立雪眷吴郎（她）。
今宵月色凉如水（我），难得鼾声闹洞房（她）。
我的呼声很大，她不怕。她说，呼噜是你是否失眠的标志，我爱听。我欣慰极了。正谈话间，忽闻江北传来解放军的隐约的炮声，启发了灵感，我连忙把她说的“鼾声”改成“炮声”。
她说：“改得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要到了。”
她笑不可仰，扑进我的怀里，不知东方之既白。
所遗憾者，她作古五年了，每当回忆往事，便有无法忍受的伤感。她与我共患难四十多年，名李兴华，我叫她雅彬，与我合编过《当代抒情诗拔萃》（漓江出版社）和《胡适诗话》两部尚称畅销的书。
一位朋友要我回忆平生最难忘的美好的经历，我多时没有回答他。我愿忘记这一段难以忘却的回忆。
（原载《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怀旅美诗人纪弦
纪弦是我青年时代的诗友，我和他同年，但已六十多年未相见了。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我们才联系上，开始互通音信。
纪弦在五十年代初期，开创了台湾诗坛的现代派，被认为是台湾现代诗派的旗手。我和纪弦的初会，是在六十年前的一九三六年的夏天，地点在北平。那一年的四月，我和诗人李章伯，忽然想到要办一个诗刊。当时的北平处于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之下，丧失了古都传统的宁静。每天只见风沙飞，只听驼铃响，生活枯燥、寂寞。虽有几家文艺报刊，却缺少一家煽动歌吟的诗刊。而我和章伯都对诗歌有兴趣。我们不仅爱读古今中外的诗，也写新诗投寄北平和其他城市的报刊。但总觉得可投之处较少，等待发表的时间太长，从而想到有自办诗刊的必要性。我们两人利用早晚散步的时间，从诗刊的财源、稿源、印刷、发行等等方面，作了一些设想。像新婚夫妻，儿子未生先命名。我们把诗刊命名《小雅》，带有一点不登大雅之堂的谦逊心情。说时迟，那时快，首先写了一份《小雅诗刊征稿启事》，于当年四月底，北平春暖花开时节，寄请老资格的北平《京报》副刊刊发，代替今之所谓“广而告之”，有一点试试看的意思。因为我们有自知之明，虽然在报刊上发过一些诗，毕竟初出茅庐，缺少知名度。因此，《启事》投邮后，以为要等一两个月，难于在预定的当年六月一日出版。谁知《京报》的编者善解人意，竟然在五月十四日发表了。我和章伯相视而笑。那是青春的天真的笑，那是要创造新的生命的笑。既然《京报》副刊替我们打通了“万事起头难”这一关，就要在这条文学世界最狭窄的道路上走下去，不能急躁，只有恭候外在世界的响应了。出乎我们意外，不到半个月，便相继收到从平、津、沪、汉、宁、粤乃至香港等大城市寄来的诗稿，而且寄稿者中有我们的师辈、前辈以及在诗坛上享有盛名的诗人，如李金髪、戴望舒、柳无忌、施蛰存、路易士（纪弦的最早笔名）、李白凤、吴宓、李长之、韩北屏、林庚、蒋锡金、陈残云、陈芦荻、梁之盘（香港《红豆》月刊主编）等，都先后寄来了诗稿，令人看得眼花缭乱，给了我们巨大的推动力，使《小雅》诗刊在当年六月一日差强人意地推出了创刊号。我们的忐忑的心，真正尝到了如释重负的愉快。
当时的华北五省市没有一个诗刊，《小雅》的诞生，算是一枝独秀。那时，纪弦在苏州，戴望舒在上海，《小雅》却在创办诗刊的日期上早于他们。望舒得到纪弦与徐迟的赞助，于同年十月创办《新诗》于上海，比《小雅》晚四个月；纪弦与韩北屏于同年十一月创办《诗志》于苏州，比《小雅》晚五个月。纪弦在一九九一年从美国寄给我的信还回忆说：“我们这三个诗刊，鼎足而立，推动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的确，这三个诗刊颇像兄弟刊物，个性虽不完全相同，但要促进自“五四”前后以来的新诗现代化，却是旨趣相同的。我们三个诗刊互登广告，交换稿件，协助发行，使新诗在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时期。在诗体、诗意的创新，诗人的团结上，起到一定的作用，该是现代新诗史的发展期。
那时，纪弦的母亲和弟妹住在北平，我们在北平办刊物，并不知情。自从以诗会友、频繁通信后，才知道这些情况。由于北平受到日寇的威胁，硝烟弥漫，已不宜于住家，纪弦便到北平迎接母亲弟妹南下扬州。那年的七月二十六日，收到纪弦的信，相约在北平前门车站会面。我们兴高采烈地提前到达，相见恨晚，竟然是为纪弦全家南迁送行，只能相聚两个多小时。他的弟弟曼士为我们三人合影。我们并肩而立。纪弦个子高，比我高出半个头，比章伯高出一个头。按高矮站立，形如空中楼梯。纪弦的小妹路珠才十二三岁吧，见我们的队形有些滑稽感，不禁抿嘴而笑。那时，我们都只二十来岁。这张经历了六十年的黑白照片，通过复拍，相当模糊，但我却极为珍视，它是青春不再的纪念品。章伯与纪弦都没有了，更觉可贵。一九九二年深秋，我访问香港，把一首怀念纪弦的诗，连同这张照片，交请《香港文学》的主编刘以鬯先生指正。不久，他给发表了。香港的印刷技术毕竟高明，居然把照片恢复了清晰度，像是新近才拍的，更令我怀念章伯和纪弦。章伯在台北教书，因兼任校长，停止写诗，在纪弦去美国前，彼此并未相见（这也因为纪弦改了笔名），遗憾终生。章伯已于一九九三年四月病故，三人合影只剩我和纪弦，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迄今未能相见，使我经常想起纪弦告别北平时说的一件事：他走进上海南京西路国际饭店的电梯间。不少西方男女都要仰视他一番，其意若曰：“东亚病夫”竟有如此高大的个子吗？言下颇有民族自豪感。这件事促使我写了一首小诗，曾由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发表于《联合报》副刊。诗曰：
二十三岁的诗人，
人与诗一样血气方刚。
他走进上海国际饭店的电梯，
连欧美人也仰着脖子望他：
“东亚病夫”竟有如此高的个子！
纪弦扫了周围一眼，
并不同情那些望得发酸的脖子，
而是昂起黑色的脑袋，
迈出穿着黑色皮鞋的沉重的双脚，
扬起黑色的手杖，
叼着黑色的烟斗，
向阳光筛落的林荫马路走去。
以高昂而潇洒的黑色的背影
对着那些望尘莫及的碧蓝的眼睛。
我们和纪弦在北平话别，刚刚一年，日本侵略军便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从卢沟桥打响了全面入侵中国的枪声，挑开了中国人民全民抗战的序幕。我和章伯在日寇进入北平市区前夕，乘坐津浦铁路的末班车流亡南下，经南京到武汉，又乘火车至长沙。我应聘到一所农业学校教国文。章伯准备到广西桂林去，暂住在长沙的一家旅馆里。真是没有料到，那年的年底，纪弦也挈妇将雏，偕同母亲弟妹，从上海溯江而西，经武汉到了长沙。我在长沙的一家餐馆，为他们全家接风洗尘，吃点有地方特色的湘菜，如腊肉之类。纪弦颇能豪饮，可惜我滴酒不沾，难于“酒逢知己饮”，使他未能尽兴，只好“诗向会人吟”。不过，国难当头，颇有不识时务之感。纪弦流亡的目的地是昆明。他把家属送到贵阳后，又因事折返长沙，和章伯同住一个旅馆里。纪弦住了将近一月，重登征途。我和章伯也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南下桂林。当时的桂林是大江南北的文化人荟萃中心，也是五湖四海的流亡者来去自由的通道。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当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尚有民主作风，欢迎知名文化人过境、暂住或者工作。我与章伯都当教员，经常见面；纪弦则自长沙一别，不知去向。
一九八八年初，我主编《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台湾诗人张默来南京看望一别四十多年的母亲，住在金陵饭店，帮助我了解台湾诗坛的一个轮廓。才知道纪弦一直在台北教书，七十年代全家迁往美国加州。我给他寄去了新诗辞典，他也给我寄来了一本名为《晚景》的诗集。我们虽年届耄耋，但回想三十年代，笔锋还是饱蘸热情，恍如青春焕发。纪弦有一个幸福的家，妻贤子孝，人口众多，四世同堂，近四十人，几乎形成了一支路氏家族。他与夫人伉俪情深，过了钻石婚，桑榆晚景，为霞满天。一九九六年四月下旬，韩国著名作家许世旭先生因事来南京，专程到舍下来，听说我是纪弦六十年前的诗友，异常兴奋。他说，他与纪弦也是老朋友了。每次去美国，都要同纪弦畅饮。我告诉他，纪弦的小妹路珠在南京工作，他听了特别高兴。无奈他次日要离开南京，只有期诸来日相见。他说，纪弦很想回大陆探亲访友，但他不愿坐长途飞机，害怕从空中掉下来。我们相与大笑。我和徐迟都希望和纪弦见面。近得《华夏诗报》主编野曼同志来信，第三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将在广东召开，已邀请纪弦参加，好让纪弦、徐迟和我三老欢聚一堂。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感谢野曼同志，并且等待着。哪知纪弦未来大陆，徐迟也未到会，竟然在不久前轻生而死。呜呼，哀哉！世事变幻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我和纪弦都老之已至。何时相见，只见海天辽阔。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于北京京西宾馆全国作协
第五次作代会匆草，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修订。
（原载《随笔》一九九八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