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开卷书坊·待漏轩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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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一九九八年

为了忘却的记忆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南京城里害怕“共产”的人逃跑得差不多了,气氛紧张,治安欠佳,我从较好的住所,迁到三牌楼一间到处是洞的平房里。每日只见房东的猫和老鼠相追逐,倒也不觉得寂寞。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女学生却冒着料峭的春寒,千辛万苦,不远万里,乘轮船由台北到南京找我。她是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我在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国语专修科教的学生。那时,她正在毕业班,我给她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第一章是《诗经》,先讲十五国风。我以毛润之(毛泽东主席的别号)的《沁园春·雪》作时代背景的补充材料。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左右,正当延安作战略退却,国民党新闻媒体叫嚣得声嘶力竭的时候,敌特务活动频繁。我讲的这首毛润之的词已广泛流传,一些关心我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都为我捏一把汗,以为我是提着脑袋讲课,呼我为“提头教授”,而她更担心我的安全。当年她暑假毕业后即失业,被分配到光复的台湾去推行国语运动。正好我在三十年代的一位合办北平《小雅》诗刊的朋友李章伯,在台北桃园农专任校长,要她接受了两年的聘约。哪知她对我的处境放心不下,刚刚一年多一点,便返回南京。我正等待解放,为了名正言顺,便在南京解放前一个月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婚礼。“洞房花烛夜”原是人生“四喜”之一,当时虽有猫鼠追逐的洞房,却无亲友送花烛,更无亲友闹洞房,夜晚,打开十五瓦的电灯,猫鼠便穿梭往来,可敬的房东担心停电,送来一枝洋蜡,以备不时之需。那真是一切从简的婚礼,特务是不会来光顾的。为了回顾一下恋爱过程,我们开始联句咏诗,吟成一首打油诗式的婚礼诗:

十五国风情谊长(我),吴门立雪眷吴郎(她)。

今宵月色凉如水(我),难得鼾声闹洞房(她)。

我的呼声很大,她不怕。她说,呼噜是你是否失眠的标志,我爱听。我欣慰极了。正谈话间,忽闻江北传来解放军的隐约的炮声,启发了灵感,我连忙把她说的“鼾声”改成“炮声”。

她说:“改得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要到了。”

她笑不可仰,扑进我的怀里,不知东方之既白。

所遗憾者,她作古五年了,每当回忆往事,便有无法忍受的伤感。她与我共患难四十多年,名李兴华,我叫她雅彬,与我合编过《当代抒情诗拔萃》(漓江出版社)和《胡适诗话》两部尚称畅销的书。

一位朋友要我回忆平生最难忘的美好的经历,我多时没有回答他。我愿忘记这一段难以忘却的回忆。

(原载《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怀旅美诗人纪弦

纪弦是我青年时代的诗友,我和他同年,但已六十多年未相见了。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我们才联系上,开始互通音信。

纪弦在五十年代初期,开创了台湾诗坛的现代派,被认为是台湾现代诗派的旗手。我和纪弦的初会,是在六十年前的一九三六年的夏天,地点在北平。那一年的四月,我和诗人李章伯,忽然想到要办一个诗刊。当时的北平处于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之下,丧失了古都传统的宁静。每天只见风沙飞,只听驼铃响,生活枯燥、寂寞。虽有几家文艺报刊,却缺少一家煽动歌吟的诗刊。而我和章伯都对诗歌有兴趣。我们不仅爱读古今中外的诗,也写新诗投寄北平和其他城市的报刊。但总觉得可投之处较少,等待发表的时间太长,从而想到有自办诗刊的必要性。我们两人利用早晚散步的时间,从诗刊的财源、稿源、印刷、发行等等方面,作了一些设想。像新婚夫妻,儿子未生先命名。我们把诗刊命名《小雅》,带有一点不登大雅之堂的谦逊心情。说时迟,那时快,首先写了一份《小雅诗刊征稿启事》,于当年四月底,北平春暖花开时节,寄请老资格的北平《京报》副刊刊发,代替今之所谓“广而告之”,有一点试试看的意思。因为我们有自知之明,虽然在报刊上发过一些诗,毕竟初出茅庐,缺少知名度。因此,《启事》投邮后,以为要等一两个月,难于在预定的当年六月一日出版。谁知《京报》的编者善解人意,竟然在五月十四日发表了。我和章伯相视而笑。那是青春的天真的笑,那是要创造新的生命的笑。既然《京报》副刊替我们打通了“万事起头难”这一关,就要在这条文学世界最狭窄的道路上走下去,不能急躁,只有恭候外在世界的响应了。出乎我们意外,不到半个月,便相继收到从平、津、沪、汉、宁、粤乃至香港等大城市寄来的诗稿,而且寄稿者中有我们的师辈、前辈以及在诗坛上享有盛名的诗人,如李金髪、戴望舒、柳无忌、施蛰存、路易士(纪弦的最早笔名)、李白凤、吴宓、李长之、韩北屏、林庚、蒋锡金、陈残云、陈芦荻、梁之盘(香港《红豆》月刊主编)等,都先后寄来了诗稿,令人看得眼花缭乱,给了我们巨大的推动力,使《小雅》诗刊在当年六月一日差强人意地推出了创刊号。我们的忐忑的心,真正尝到了如释重负的愉快。

当时的华北五省市没有一个诗刊,《小雅》的诞生,算是一枝独秀。那时,纪弦在苏州,戴望舒在上海,《小雅》却在创办诗刊的日期上早于他们。望舒得到纪弦与徐迟的赞助,于同年十月创办《新诗》于上海,比《小雅》晚四个月;纪弦与韩北屏于同年十一月创办《诗志》于苏州,比《小雅》晚五个月。纪弦在一九九一年从美国寄给我的信还回忆说:“我们这三个诗刊,鼎足而立,推动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的确,这三个诗刊颇像兄弟刊物,个性虽不完全相同,但要促进自“五四”前后以来的新诗现代化,却是旨趣相同的。我们三个诗刊互登广告,交换稿件,协助发行,使新诗在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时期。在诗体、诗意的创新,诗人的团结上,起到一定的作用,该是现代新诗史的发展期。

那时,纪弦的母亲和弟妹住在北平,我们在北平办刊物,并不知情。自从以诗会友、频繁通信后,才知道这些情况。由于北平受到日寇的威胁,硝烟弥漫,已不宜于住家,纪弦便到北平迎接母亲弟妹南下扬州。那年的七月二十六日,收到纪弦的信,相约在北平前门车站会面。我们兴高采烈地提前到达,相见恨晚,竟然是为纪弦全家南迁送行,只能相聚两个多小时。他的弟弟曼士为我们三人合影。我们并肩而立。纪弦个子高,比我高出半个头,比章伯高出一个头。按高矮站立,形如空中楼梯。纪弦的小妹路珠才十二三岁吧,见我们的队形有些滑稽感,不禁抿嘴而笑。那时,我们都只二十来岁。这张经历了六十年的黑白照片,通过复拍,相当模糊,但我却极为珍视,它是青春不再的纪念品。章伯与纪弦都没有了,更觉可贵。一九九二年深秋,我访问香港,把一首怀念纪弦的诗,连同这张照片,交请《香港文学》的主编刘以鬯先生指正。不久,他给发表了。香港的印刷技术毕竟高明,居然把照片恢复了清晰度,像是新近才拍的,更令我怀念章伯和纪弦。章伯在台北教书,因兼任校长,停止写诗,在纪弦去美国前,彼此并未相见(这也因为纪弦改了笔名),遗憾终生。章伯已于一九九三年四月病故,三人合影只剩我和纪弦,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迄今未能相见,使我经常想起纪弦告别北平时说的一件事:他走进上海南京西路国际饭店的电梯间。不少西方男女都要仰视他一番,其意若曰:“东亚病夫”竟有如此高大的个子吗?言下颇有民族自豪感。这件事促使我写了一首小诗,曾由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发表于《联合报》副刊。诗曰:

二十三岁的诗人,

人与诗一样血气方刚。

他走进上海国际饭店的电梯,

连欧美人也仰着脖子望他:

“东亚病夫”竟有如此高的个子!

纪弦扫了周围一眼,

并不同情那些望得发酸的脖子,

而是昂起黑色的脑袋,

迈出穿着黑色皮鞋的沉重的双脚,

扬起黑色的手杖,

叼着黑色的烟斗,

向阳光筛落的林荫马路走去。

以高昂而潇洒的黑色的背影

对着那些望尘莫及的碧蓝的眼睛。

我们和纪弦在北平话别,刚刚一年,日本侵略军便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从卢沟桥打响了全面入侵中国的枪声,挑开了中国人民全民抗战的序幕。我和章伯在日寇进入北平市区前夕,乘坐津浦铁路的末班车流亡南下,经南京到武汉,又乘火车至长沙。我应聘到一所农业学校教国文。章伯准备到广西桂林去,暂住在长沙的一家旅馆里。真是没有料到,那年的年底,纪弦也挈妇将雏,偕同母亲弟妹,从上海溯江而西,经武汉到了长沙。我在长沙的一家餐馆,为他们全家接风洗尘,吃点有地方特色的湘菜,如腊肉之类。纪弦颇能豪饮,可惜我滴酒不沾,难于“酒逢知己饮”,使他未能尽兴,只好“诗向会人吟”。不过,国难当头,颇有不识时务之感。纪弦流亡的目的地是昆明。他把家属送到贵阳后,又因事折返长沙,和章伯同住一个旅馆里。纪弦住了将近一月,重登征途。我和章伯也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南下桂林。当时的桂林是大江南北的文化人荟萃中心,也是五湖四海的流亡者来去自由的通道。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当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尚有民主作风,欢迎知名文化人过境、暂住或者工作。我与章伯都当教员,经常见面;纪弦则自长沙一别,不知去向。

一九八八年初,我主编《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台湾诗人张默来南京看望一别四十多年的母亲,住在金陵饭店,帮助我了解台湾诗坛的一个轮廓。才知道纪弦一直在台北教书,七十年代全家迁往美国加州。我给他寄去了新诗辞典,他也给我寄来了一本名为《晚景》的诗集。我们虽年届耄耋,但回想三十年代,笔锋还是饱蘸热情,恍如青春焕发。纪弦有一个幸福的家,妻贤子孝,人口众多,四世同堂,近四十人,几乎形成了一支路氏家族。他与夫人伉俪情深,过了钻石婚,桑榆晚景,为霞满天。一九九六年四月下旬,韩国著名作家许世旭先生因事来南京,专程到舍下来,听说我是纪弦六十年前的诗友,异常兴奋。他说,他与纪弦也是老朋友了。每次去美国,都要同纪弦畅饮。我告诉他,纪弦的小妹路珠在南京工作,他听了特别高兴。无奈他次日要离开南京,只有期诸来日相见。他说,纪弦很想回大陆探亲访友,但他不愿坐长途飞机,害怕从空中掉下来。我们相与大笑。我和徐迟都希望和纪弦见面。近得《华夏诗报》主编野曼同志来信,第三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将在广东召开,已邀请纪弦参加,好让纪弦、徐迟和我三老欢聚一堂。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感谢野曼同志,并且等待着。哪知纪弦未来大陆,徐迟也未到会,竟然在不久前轻生而死。呜呼,哀哉!世事变幻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我和纪弦都老之已至。何时相见,只见海天辽阔。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于北京京西宾馆全国作协

第五次作代会匆草,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修订。

(原载《随笔》一九九八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