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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一九九九年

臧克家的特殊贺卡

在一九九九年元旦到来前后,我收到海内外的贺卡几十张,其中最有特色而又显得特殊的,是诗歌界德高望重的臧克家同志寄来的。臧老今年将进入九十四岁,仅次于将届百岁的冰心老人。我在元旦收到他的贺卡,心情激动。他的贺卡,既非大陆的有奖贺卡,又非台港澳和海外的兼祝圣诞节的豪华贺卡,只是一张中国作家协会的信纸,我称之为以信代卡。如果仅仅是一张纸,就会令人联想到古人说的“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臧老的以信代卡,却是情深意厚,一共六行,像分行排列的新诗,但又比时下的新诗容易读懂,令人一目了然。不妨保持真相地照抄如下:

奔星老友:

祝:您好,我也好!

快乐多,苦恼少。

人健笔也健,

精神永不老。

节日康乐!

克家 九八.十二.二十八日

一般贺卡,只祝对方,不祝自己;而臧老却推己及人,双方兼顾。他的祝辞,实际是一首抒情诗,信卡兼诗卡。他既不言老,也不言病,他所强调的是双方都好。所谓“快乐多,苦恼少”,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也是我的人生哲学,是他与我都能长寿的秘诀。

他知道我既是达观又是乐观的。我经历过十年浩劫,不少友好打听我是怎样活过来的。我曾对臧老及艾青、公木等老大哥说过两句话:用达观构建自我的天堂,用乐观摧毁人为的地狱。臧老也是蹲过“五七干校”的,对我的话也深有同感。因此,“快乐多,苦恼少”,就高度概括了我们共同的人生观。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作为诗人的他和我,快乐越来越多,苦恼越来越少。臧老虽困于病榻,仍然在不时地写作;我虽有多种老年病,也仍然偶尔投稿。所以,他才说“人健笔也健,精神永不老”。我和臧老都曾多次面对“死神”,但我们都有弘扬“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精神!虽然还有“死神”在阴暗的角落里兴妖作祟,但我们都在焕发青春,忘怀老迈了。

(原载《文学报》一九九九年二月四日)

记公木大哥最后的日子

在秋高气爽的江南,乍寒尚暖的一个上午,我在保姆的协助下,清理积压多年的报刊和亲友的书信,忽闻电话铃响。出乎我的意外,是以写政治抒情诗闻名遐迩的朱子奇同志打来的。他和夫人陆璀同志到江南探亲,已到南京,要到寒舍来看我。我异乎寻常地高兴,怕他们人生地不熟,要先去看他们。我问他们下榻之处,准备逗留几天,他忽然告诉我:公木逝世了。我立即两眼模糊,声音嘶哑,脑海动荡,真是“往事知多少”!

公木同志原名张松如。他是我三十年代在北平师范大学的同学,级别比我高。我们在十年浩劫之后,才开始联系上。我曾对臧克家同志说,在当代诗坛,我有三个大哥和三个大嫂:一是克家及其夫人郑曼同志;二是艾青及其夫人高瑛同志;三是公木及其夫人吴翔同志。其中艾青、公木和我,都因“错划”而隔绝了二十多年,但也更认识了错综复杂的世态和变幻不居的人情。尽管记忆力随着老化而衰退或者弱化,但联想力、分析力、综合力乃至判断力,都也因之而提高或者强化了。这当然也是吃一堑长一智;而公木大哥在这方面特别显得突出。他进入耄耋之年以后,学术文章、诗歌创作,饱含哲理。他研究老庄,探索宇宙和大自然,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襟怀坦荡,胸无城府。今年六月底,克家兄函告:公木大哥病情较重。我去信问候。他在七月四日给我写了长达几千字的复信。万万没有料到,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信的内涵很丰富,饶有哲思,而且附有三首律诗。我想,这不仅是他的朋友可以看看,连熟悉他的解放军歌的歌词的指战员,也是可以一读的。且抄第一段,看他谈他的“生死观”。他说:

目前,我正和老病作斗争。想来我们得称并肩作战的“同志”了!

且说老病:本来生老病死乃是每个感性个体生命的行程,老病是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假如说生是白色,死意味着黑色,那么老病便是灰色。我,可以说我们吧,是灰色主义者,你同意吗?同志!当然,生是快乐的,其乐无穷;无论怎样的风风雨雨,弯弯曲曲,总是生趣盎然。至于死,这黑色的“使者”,总是要到来的,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或者连门也不必敲就闯来了,任它吧。但我,我们,还是尽其可能把灰色拖长再拖长些,灰色万岁!——这里只是就感性个体生命说的。如果把眼光放远些,作为人类总体,则死,乃是生的开始,推陈出新,不破不立,死不是结束,而是延续。古哲说:视死如归,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明,明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大!说远了,我还没有那么大,未尽孽根,难忘我呀!此类哲学只是讲一讲,实际上还是个感性个体,所以还是灰色主义者。因此,我非常理解你的“天下没有不是的老伴”的苦痛,深深地理解,却没有感同身受。我不是被饲养,而是被管制起来了,衣食住几乎完全不用操心,妻管严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使我有条件坚持灰色主义。

公木大哥的这段哲理性的“生死观”,是我给他的信勾引出来的。因为我有多种老年性疾病,虽有子女照顾,毕竟不如已故的老伴那么争分惜秒地耐心护理,所以向他说了一声“天下无不是的老伴”。因为艾青晚年病得不良于行,要高瑛大嫂护理衣食住行,所以艾青称她为“饲养员”。公木很幽默,也很乐观,说他“不是被饲养,而是被管制起来了”,没有我失去老伴的痛苦的感受。在“妻管严”之下,仍然生机盎然,有条件地“坚持灰色主义”,不愿离开他亲爱的祖国,要尽可能地拖长灰色,甚至喊出了“灰色万岁”的乐观的口号。可是,仅仅一个季度之久,却传来了他的噩耗,能不令我老泪纵横吗?代替“灰色万岁”的,只有他的歌词、他的诗作、他的道德文章,在缅怀与想象中了!

公木大哥的来信,第二段是谈“老病”,就不照抄了。为了使他的亲友明白他坚持“灰色主义”与病魔搏斗的历程,不妨选抄几句。他说:

老是哪一天到来的,确实回忆不清楚。……病已经过三大战役:六十岁上胃溃疡,七十岁上心肌梗塞,都克服了;只是这次,从前年起,肾功能衰竭,糖尿病来势凶猛,厌饮食,怯行步,很快很快地到了晚期,大夫束手,无药可投。说是只可透析,我拒绝了。这一把年纪,透析等于穿刺,吃不消。出院,大夫暗下“病危”通知,……我知道了,说不怕,我有灰色理论。就这么顶住了。如今是“战犹酣”,……力争持久吧,持久就是胜利。

我尊敬的公木大哥,以“灰色”的“老病”之身,坚持了“三大战役”,毕竟年龄不饶人,终于撒手而去。他何尝愿意结束他的“灰色主义”呢?惜哉!痛哉!

公木大哥是诗人兼学者。他在重病期间,“遵医嘱,废读写”。但是,他的“灰色理论”仍教他“开卷有益”,虽投笔忘字,纵无效率,也是寄托。他说:“不抱再出什么成果的幻想。远离底层,说什么创作?脱离实际,说什么学术?”不过,他还记得几年前的事。他说:“前几年读您写艾青散文美的一篇文章,很生动,登在《文艺报》上,可惜这张《文艺报》丢了,想再读,查不到了。”我是不大收藏自己的已发作品的,得到他的鼓励,正准备翻检旧报给他寄去,谁知人天两隔了,痛哉!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日于南京

(原载《华夏诗报》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