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间雁一声
——写在台湾诗人纪弦的来信之前
我与诗人纪弦相识，在一九三六年的夏天，那时，我正与诗人李章伯主编北平《小雅》诗刊，纪弦和他的母亲、弟妹等到北平来旅游，并看望我们。在那一年的六月，《小雅》创刊，接着，他在苏州创刊了《诗志》，并从经济上资助戴望舒在上海创办了《新诗》。一时之间，诗坛颇为景气。但那时并未打出“现代派”或“现代主义”的招牌，只是不写或少写靠格律支持生命的新诗。望舒那时早已写出了《雨巷》，反对写诗用脚韵；纪弦（笔名路易士）也是如此。只是我介乎用韵与不用韵之间，既不凑韵，也不故意甩掉脚韵，一听自然。因此，《小雅》诗刊网罗了更多的作者。但是，好景不长，曾几何时，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把我们这一群写诗的青年推向四面八方。望舒去了香港，我去了“大西南”，纪弦于南京沦陷后，拖家带眷溯江而上，过武汉，到长沙，和我话别。那是一九三八年的早春时候。我与他分手后，迫于生活，文学活动为东逃西窜所代替。本来，我认为写诗是我的事业，教书是我的职业，但是，在祖国处于外寇侵凌之下，烽烟弥漫，灵感毫无，终于“职业”取代“事业”，文学生涯出现了断裂，从而，与纪弦也音信隔绝，只听说他去了台湾。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由于“开放”的幅度越来越宽，对台、港和海外华人文学有较多的了解，从台湾一些著名诗人洛夫、痖弦、张默的文章与谈话中，才获悉纪弦在台湾诗坛提倡“现代派”诗的情况。纪弦早已退休，并且离开台湾到美国加州定居。由于半个世纪的阔别，颇想和他取得联系。去年十二月，承一位诗歌研究者从重庆来函，告诉我纪弦在美国的地址，才试投一信。不到二十天，就收到他今年一月五日的回信，不禁提笔诌了几句打油诗：
云水深藏梦幻情，五十年间雁一声。
休问故家归也未，海涛起伏令人惊。
纪弦在他的信里，概述了五十年间的生活道路和他对诗的一贯主张。对照台湾诗人张默编著的《中国现代诗坛三十年大事记（一九五二—一九八二）》、罗青撰写的《台湾诗坛三十年》等资料看，纪弦对台湾诗坛的确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之间，台湾诗坛“重新回到以艺术为重的方向上，一时百家齐鸣，……而其中以纪弦的‘现代派’声音最为响亮。由于纪弦的提倡，自由诗渐渐成了最流行的形式”（见罗青《台湾诗坛三十年》，收入其专著《诗人之灯》）。这种最流行的自由诗形式，就是台湾的现代派诗的形式。但也听说，关于台湾的现代诗，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具体细节我还不十分了解，只知道台湾诗坛的争鸣，有一个值得大陆诗人反思的特点，即关于“诗”的争鸣并不转化为“人”的矛盾。例如纪弦与覃子豪之间有过争鸣，洛夫与余光中之间有过争鸣，然而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未因为争鸣而疏远，而破裂。这是经常使我感动的。纪弦的性格是爽朗的，心直口快，有啥说啥，不大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但他的艺术观，一经定形，便不易改变。在这封信里，有一点值得研究者注意，就是他虽提倡“现代派”，只是在写作技巧上，但他在诗的内容上、诗的意境上，却反对“晦涩”，反对脱离现实，淡化“主题”。他虽主张“横的移植”，反对“纵的继承”，但西方现代诗过分晦涩的作法，他似乎也不主张“移植”，对于“传统”的“格律”，如诗的押韵问题，他也并非绝对反对，他有些诗仍然是押了脚韵，铿锵有声的。他不同意我说他又“回归传统”了，那是从整体上看问题，因为他的诗是一贯反对传统的格律的。可是，他并不“反中国文化传统”。证以他的诗句：“我的故国也茫茫/我的家乡也茫茫。”（写于美国的《茫茫之歌》）他也是并未改变“我的中国心”的。当然，不同的存在决定不同的意识，不同的信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听说由徐迟同志写序的《纪弦诗选》（暂定名）将在大陆出版，我很高兴，广大的读者可以借此印证纪弦的话：
我永远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但我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者”，而非英美的或法国的。
附函 纪弦致吴奔星
奔星兄：
（一）忽然接到你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来信，高兴得不得了。先谈生活经过，再谈诗。（二）一九三八年初在长沙分别后，我就带着一家人到了贵阳，又去昆明，然后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到了香港。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沦陷，我们就在一九四二年夏回到了上海。我一直在教书，写稿，生活十分困苦。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八年底，我全家赴台。一九四九年开始执教于台北有名的成功中学，生活才安定了下来。一九七四年春，因病退休。一九七六年底，移民来美，定居加州。（三）我在大陆时，一向主张“新诗”必须成其为“新”诗，诗而不新，则不得称之为“新”诗。我在苏州办《诗志》，你同章伯兄在北平办《小雅》，望舒兄在上海编《新诗》，我们大家都写“自由诗”，而反对“格律至上主义”。后来卞之琳等不也都放弃了“新月派”的成见而向你我看齐了吗？这就是“早期现代派”的胜利。迁台后，一九五三年我创办《现代诗》季刊，一九五六年组成“现代派”，发动“新诗的再革命”，一脚踏熄了“格律至上主义”死灰之复燃。我登高一呼，万方响应，乃成为诗坛之祭酒，为青年们所拥戴，那便是我一生事业之巅峰。后来台湾的现代诗变得十分晦涩，否定主题，以无所表现为前卫，使我大为生气，一怒而连写多篇论文，把这种虚无主义的偏差纠正了过来，遂造成一个万紫千红共存共荣大植物园主义下之新诗坛，这便是“后期现代派”之一大成功，而我也不必否认我自己的功劳了。至于你信上说我又“回归传统”了，这话不对。我永远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但我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者”，而非英美的或法国的。至于从前我们那句“反传统”的口号，乃是“反浪漫主义”之意，而非“反中国文化传统”，不可误解。（四）好了，下回再谈。手头有一部最新的诗集《晚景》，和信一同寄你。祝福。
弟 纪弦
一九八九年一月五日
（原载《花城》一九九〇年第三期）
迟发的哀思
刘延陵先生去世了！噩耗传来，使我震悼不已。刘先生是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八日去世的，迟了三个多月我才得悉，感到非常遗憾。最大的遗憾是，他竟未能目睹他为之题辞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的问世。他的“题辞”是以书信形式去年寄给我的，因为较长，像一篇文章一样，我曾与他函商，拟删节若干。他回信说：“要么用，要么退回。”那时，他已是九十四岁的高龄，然而，听其语气却像青年人那么干脆、利索。为了尊重他的意见，便摘取他来信前面的三点意见，一字不删，按年龄为序，与冰心、冯至、臧克家、艾青、贺敬之等老诗人的题辞，一同刊于卷首。至于信的全文，收入我为他写的《刘延陵晚年论诗、改诗与写诗》一文另外发表，并函询他还有什么意见，但一直未见回信。等了三个多月，才获悉他已长辞人世，现在想来，我的信到之时，他当在病中，但愿他在弥留之际，同意了我的处理。
刘延陵先生是“五四”时代的诗坛老将。他是我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一部诗刊《诗》（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主编人之一（其他二位是朱自清和叶圣陶），也是现代主义法国象征派诗论的最早引进者。从那时起，他一直关注中国新诗的发展，为新诗的成长与发展做了不少向西方诗歌的借鉴工作。他的中晚年是在新加坡度过的。当我去年函请他题辞时，他很快寄来了上述的书信体文章《我对中国新诗的杂感》。现将文中三点意见，摘抄如下：
一、我觉得七十年前我国的新诗崛起之时，它总共负起了“返古”与“创新”两种使命。因为这两种主张都很合理，所以新诗挣扎了一个时期之后，终被社会接受，现在已有可观的成绩供人欣赏了。
二、诗意的明朗或朦胧都有优点与劣点，主张每首诗都应明朗或朦胧，是不合理的。我们必须根据一首诗的内容来规定它的意象是应该显露还是隐约。如果这首诗表白热烈的主张，激昂的情绪，它是不得不坦白明朗的；如果它要表示和婉的态度，它就必须含蓄而朦胧了。
三、新诗的姿彩比旧诗词丰富，但旧诗词里仅仅用一个锻炼得精妙的字就能表现出生动意象的那一种写作法，新诗似乎都不容易发见。
刘老的这三点意见，对于考察新诗的历史以及新诗的写作与鉴赏，都是有所启示的。对于青年一代，可能对第一点的“返古”感到隔膜一些。据我理解，所谓“返古”是指新诗的倡导者们，一方面为了创新，要借鉴西方；而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古代诗歌的一些生动的语言和技巧，如《诗经》中赋比兴之类的艺术手法，新诗的倡导者们还是当作历史使命继承下来的，在文学革命中只是彻底解放了旧体诗的格律，新诗的崛起并非从零开始。因此，刘老所说“我国的新诗崛起之时，它总共负起了‘返古’与‘创新’两种使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至于他发表的关于诗的“明朗与朦胧”的观点，表明刘老晚年是关注祖国诗坛的论争的。不论他的观点是否符合今日诗坛的实际，他的那颗向往祖国的心，他的那份热情洋溢的“参与意识”，是值得尊重与欢迎的。
至于刘老关于新旧诗的比较，意在吸取旧诗的营养，促进新诗的完美，对新诗也是很有启发、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没有见过刘老，面对墨迹犹新的手迹，心情是十分悲痛的。但愿这份迟发的哀思，能使刘老更好地安息。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于南京
（原载《羊城晚报》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