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第三期《现代中文学刊》有“周作人研究专辑”，内容甚为精彩，读后获益良多。其中最好看的当属高恒文先生的《谢本师：“你也须要安静”》，此文将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间沈启无与周作人闹翻的经过，写得十分生动详尽。但文中有一处判断，我以为并不合理。即作者认为，周作人“反击日人片冈铁兵所谓‘反动老作家’之‘叫骂’，将沈启无罪其名曰勾结日人打击乃师而逐出师门，正是试图塑造其‘下水’却未‘亲日’、‘附逆’并不‘附日’的形象，试图为自己留一后路”，“也就是说，周作人异乎寻常地穷追猛打沈启无，意在有意扩大‘反动老作家’事件，扩大其影响。片冈铁兵的‘叫骂’尚且是适时而来的周作人政治表演的道具，沈启无则不过是其反击片冈铁兵的声东击西的牺牲品而已，区区两人都成了被他利用的工具”。我以为这说得未免轻率，当时周作人的权势并未大到可以为所欲为，这毕竟是日军统治最严的华北占领区，虽然日本垮台日子渐近，但越是这样的时候其实越是危险。如非迫不得已，周作人会主动挑起一场公然对抗日本势力的风波吗？须知片冈铁兵揭发的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周作人对抗与“大东亚战争”合作，意在破坏日军在华军事文化攻势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一九四三年八月末的东亚文学者大会上，片冈铁兵的发言一开始就点出：“基于重庆政权依然残存的中国之特殊状况而存在着一特殊敌人，对于这敌人我提议要发起斗争。”又说：“这敌人之一，我现在特别想视为问题的，就是存在于和平地区的反动老作家。”他呼吁中国代表：“我要求你们的文学活动之一，就是对于这样的存在予以毫无保留的激烈斗争。我期待这斗争在现今的时期立刻开始。”（取赵京华先生译文，下同）这是多么杀气腾腾的动员！在后来回复周作人时，他又明确指出：“鄙人感到，不应阻害中国人的欲望，这主张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的战争之消极的抵抗”，“鄙人念及为中国人所仰为指南的先生文章的影响力，不觉栗然”。对于这种直指要害的揭发，周作人会为了今后遥远的“后路”而不顾眼下危险，主动扩大事态，玩对方于股掌之上吗？事实上，上海敌伪机关七十六号的实权人物吴世宝，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被毒杀的，罪名即是“破坏和运”。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也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被毒死，这事就发生在片冈铁兵发言的半月之后。随着日军战场失利，敌占区内风声鹤唳，特务横行，人人自危，周作人虽因配合日方不力已被撤去教育督办一职，但不会不知道这种官场气氛。
高恒文先生的论据之一，是周作人的反击离片冈铁兵的发言有半年之久；同时又因为，“1945年的前两年，有识之士已经预知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中国报刊已经陆续有战后如何对待日本、清算汉奸的讨论了。”但我们不可忘记，那样的讨论是发生在国统区，如所举刘叔雅的文章就是发表在云南的报纸上的。敌占区则完全是另一景象。而且，半年的时间并不太长，我们切不可凭今日的信息交流状况来臆测八十年前战时东京与北京的信息传递。何况，片冈铁兵的发言未点名，到会的中国作家有的是心怀鬼胎参与其事者，即使未参与也未必会向周直告，周转辗听到消息，后又从上海《中华日报》副刊上看到胡兰成文章《周作人与路易士》，提及片冈发言“据说是指周作人”，而这已经是一九四四年一月的事了。可以想见，周作人此前要想发声也师出无名，更别说片冈来势如此之凶，帽子如此之大，再莽撞的人也会知道避其锋芒，先小心观察一下再说，不太可能硬碰硬去赌个输赢的。经过这几个月时间，他已弄清了自己学生沈启无在此中所起的作用，并且也想好了对付的办法，这才断然出手。他知道此事老是默不作声也不行，既然已有人在报上公开了片冈所指，他不响，等于承认，很难说随后不会有第二波的攻击。事实也正是如此，这年二月在北京又出现了一份《文笔》杂志，沈启无匿名发文攻击周作人“对日中文化交流及大东亚文学的确立采取不合作的立场”，文章很快引起反响，这就逼得周作人不能不出手了。关于这次出手，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分析比恒文先生更具说服力，也更谙悉彼时的世故人情，他指出：“……笨拙的反击会被视为反日，这种担忧在周作人也一样会有的。恐怕是反复考虑了这一点，他首先采取了封建式徒弟制的古礼，声明对沈启无实行破门。”这就使事件貌似师徒间的“家事”，而学生陷害老师最为世人所不齿（在日本这一观念更甚），他的反击正是从这里打开缺口，先赢得了中日文化界的同情。当然他也知道自己在文坛的影响，知道了日本人目前还需要他，从而给片冈制造了不小的压力。周作人这才以进为退，涉险过关。当时身在北大的日本史学教授冈本坚次事后感叹道：“一到关键时刻，中国人很是强硬啊，有关沈的事情也是坚决地做到底，而且是坦然自若地做到底。”（以上材料见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版）
恒文先生认为周作人是在一九四四年看到日本即将垮台，这才出手反击，作了一番“政治表演”；撇开这种“表演”的风险成本不说，至少，在时间上，也硬是被拉后了好几年。一般认为，周作人“下水”要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出任教育督办算起。那么，不妨翻一翻周作人的《药堂杂文》，收在“第一分”的共有四篇文章，相互连贯，极见分量。其中，《汉文学的传统》写成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国的思想问题》写成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写成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汉文学的前途》写成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我以为这组文章，正是针对当时日本军方与“新民会”的文化攻势，即在中国实行所谓“皇道传道”而写的。片冈铁兵说周氏“消极抵抗”“大东亚战争”，指的也是这些文章。这样一算时间，他的“表演”就不是从日军溃败之日始，而应在日军攻势正猛的时候就已进行了。他的文章抵制了日军与“新民会”的宣传，巧妙地接过对方的口号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予以破解，亦即“打着日旗反日旗”，促使这场滑稽的宣传战遭致败北。拙文《〈中国的思想问题〉及其他》对此已有论述，文刊二〇〇八年第五期《鲁迅研究月刊》，并已收入拙著《解读周作人》增订版（上海书店），兹不赘。
顺便说一下也发在本期《现代中文学刊》的陈文辉先生的《文人传统与周作人抗战前后的思想和文章》。作者认为，周作人“后来附敌成为汉奸之后所写的文章，标榜‘平常所欲窥知者，乃在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从‘言志’到‘载道’，从‘载自己之道’，到‘载他人之道’这种主张，比唐宋古文家‘文以载道’走得更远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能把周作人只看成一个小品散文作家，他虽提倡“言志”，其实所注重的还是思想；二是他在北京沦陷以后，经过较长的沉默期后，所写文章确与以前有不同。关于后一点，《药堂杂文》“第一分”中有过明确的解释，即在《汉文学的前途》文末“附记”中，他说：“太平时代大家兴高采烈，多发为高论，只要于理为可，即于事未能，亦并不妨，但不幸而值祸乱，则感想议论亦近平实，大抵以国家民族之安危为中心，遂多似老生常谈，亦是当然也。”这就是他在沦陷时期不得不改变文风，写一些“正经文章”的原因。如看不到这一层，只以他过去的文章理念来套这一特殊时期，恐不易抓住要害。
最后还有一点感想，那是从一件旧事引发的。当初胡风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时，同一天《人民日报》上还发表过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这当然是作“反面教材”发的，可是稿子发错了，那不是胡风的定稿，而是被他废弃的稿子。据说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要求更正。但报纸后来并未更正，此事不了了之。也许因为他既已成了“反革命”，错不错就无所谓了。这当然是一种“非学术”的态度。现在，在研究周作人沦陷时期的思想和文章时，会不会也有人认为他反正已是“汉奸”，说重说轻也都无所谓？如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很难取得学术成果的。但愿这是我的胡乱联想吧。
二〇一二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