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六日《文学报》上，有袁良骏先生的文章《钱锺书眼中的周作人散文》，对知堂的“文抄公”体提出批评，并点了舒芜先生和我的名，希望我就钱先生的批评谈谈看法。说心里话，这正是我感兴趣的题目，对钱、周二位文章上的渊源纠葛留心已久，遂借此机会写出。先在此谢过良骏先生。
我拟先易后难，从易答的问题说起。比如，在舒芜先生生前，以及我在黄裳先生逝世之前，是否都未见过钱锺书先生致黄裳信中对周作人文章的那段批评（“骨董葛藤酸馅诸病”云）？事实并不如此，应该说，都见过。因为这封信并不是在黄裳先生逝世后“首发”的，早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日的《文汇报》第十版上（“文汇特刊·圆明园”），黄裳先生撰有《故人书简·钱锺书》一文，此信就已全文刊于其中了。当年黄裳先生为《文汇报》写过两组《故人书简》，钱锺书的信连载四次（均刊一九九六年一月），汪曾祺的信连载两次（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当时已无“圆明园”版，改发副刊“笔会”）。钱先生的这封信约写于一九八二年，黄裳将其放在连载的第三篇。舒芜先生享有长期赠报，他对《文汇报》上此类文章极关注，黄裳的文章更为他所喜爱（曾在《读书》杂志撰文谈及），其本人也是“圆明园”作者之一，所以他一定不会漏看。我则不仅从报上读过此信，还曾在黄裳先生处浏览过原件，对钱先生批评周氏的话，可说早已烂熟于心。
黄裳对钱锺书批评知堂散文的话，是否全盘接受呢？我以为，也未必。虽然他在《故人书简》中说：“他所指出的那些缺点，也正说中了周作人文章的缺失。”但他对知堂散文的喜爱其实是刻骨铭心的，尤其对“文抄公”体，从未听他表过不满，这也正是他自己所爱用的文体。而“抄书难”、“抄书不易”，则是他常说的话，他周围的朋友当都可证明此点。在拙著《解读周作人》出版后，黄裳先生写来一信，说了不少鼓励的话，其中最重要的是这几句：“对知堂晚期‘抄书’文字之评析，尤为难能，可谓知言。《书房一角》实为其晚年佳作，我常于睡前，读数则，虽屡读而不厌也。”（写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更值得注意的是二〇〇四年黄裳先生在《来燕榭集外文钞·后记》中有一段话写到周作人：“一般读者不大注意的一次思想上的交锋，是钱锺书批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说在历举晚明作家作品时，不该漏掉了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周作人作出了回应，认为不应将大米白面与‘不知何瓜之子’的苏式零食混同看待，不失为清醒的见解，可见其对晚明小品的真知。”这说明，他赞成的还是周作人，却并不同意钱锺书的看法。黄裳先生多次说过，他真正学的是鲁迅，不是周作人；但我以为，他学鲁迅主要在思想上，当然也体现在一部分文章的写法上（尤其是那些战斗、论辩的文章），而谈藏书、论古书、议人议学、说文史掌故一类文章（这在黄裳先生文章中占了极大比重），则分明是学周作人的。黄裳生前由华东师大举办的他的专题研讨会上，我曾说过一个观点：“黄裳先生的确喜欢鲁迅，但他最喜欢的鲁迅的文章，如《病后杂谈》、《“题未定”草》等，恰恰是鲁迅文章中最像周作人的那部分。”当时引起一片会心大笑。我以为，我说的是实情。
良骏先生除《文学报》这篇文章外，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在线》发表了题为《钱锺书两评周作人》的文章，那“两评”分别为一九三二年钱以“中书君”的署名写的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书评，及“三十年后”致黄裳信中的上述批评。但文中将致黄裳信说成是“20世纪60年代”，这就错了。六十年代黄裳先生还是“摘帽右派”，不能出书，钱锺书也不可能从容论说其继承“苦茶庵法脉”，那可是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黄裳《榆下说书》初版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他赠书钱先生，只能是此后的事，这才会引出钱先生“可谓智过其师”的评说。但这样算来，钱先生对周作人的批评肯定不止“两评”，至少有三评四评——在评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后钱还写过关于《近代散文钞》的书评；此外，《旧文四篇》中所收名文《中国诗与中国画》（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其中关于“载道”与“言志”，关于“三十年代中国有些批评家宣称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散文为‘新文学源流’”等，也分明是针对周作人的。这是仅就公开发表而论，随着钱先生大量笔记、手札的影印出版，我们会发现，这一类批评其实很多，远不止这几次。后文还将论及。
那么，周作人对钱锺书的批评，又作何回答呢？据现在所知，有记载的回答，好像只有三两次，且一次是知有其事，却不知内容为何。查《周作人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受信”栏中写有四个人名：平伯、巨渊、肇洛、钱锺书。说明周在这天收到过钱锺书的信。然后，第三天的“发信”栏中，有巨渊的名字，大约回了信。第二天日记中有“平伯来谈”，既已见面，可不回信，而在第七、八、十、十一天的日记中，都有给平伯的信（其一是明信片）。回钱锺书的信是在第十二天（十一月二十九日）。肇洛的信则始终没回。钱锺书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刊于《新月月刊》四卷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出刊。他的这封来信，多半是谈自己的文章和看法的，附上文章抽印本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周迟迟没回信，在钱看来，或许是一种怠慢吧。当时钱还是清华学生，周则已是北大名教授，且在文坛如日中天，不管怎么说，周的态度不够积极。钱是主动投书，他的文章也是认真讨论问题的，对周书的评价已相当高，如周也在信中认真作答而不仅仅是客套应酬，那他们以后来往就会多些，决不至于一生仅此一次书信往还。这两通信已佚，已无法知道他们私下如何对答了。钱在那篇书评中对周作人将文学分为“载道”与“言志”两派，提出异议，认为“‘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又对“公安”、“竟陵”两派的一些分析评价提出商榷；此外，就是觉得周漏掉了著有《梅花草堂集》的张大复。除这些意见外，文章开头对此书及知堂文风的评说十分到位，文末对“历史循环”的体会也颇合于周作人“故鬼重来”的忧思，不料一文一信并未建起一种学人间的忘年友情，也许周觉得他那些意见都太钻牛角尖了吧。以后，周在书信、日记或文章中，都不提及这篇书评。这样到了一年后的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钱又在《新月月刊》上撰文评沈启无在周作人指导下编就的《近代散文钞》，对书的价值仍极肯定，对这样选作品的眼光也极赞赏，但再次指出以“言志”、“载道”作分割“是极不妥当”的；钱自己提出了一种命名：家常体（familiar style），以此区别小品与有“纱帽气”的“极品”文。这当然是一个高明的提法。文章在充分肯定选出这么多冷文美文的前提下，又提出了“何以偏偏又限制于明末清初”之问，并自行勾勒了由魏晋六朝的《世说新语》、王右军的《杂帖》，以及古人书函、笔记、题跋等，一直发展到明清家常体的走向，尤其点出“文笔之争”中的“笔”即为家常体。但文末有一点很可能引起周作人不快：钱把小品文比作“文章家请客陪堂”，说有闲情逸致的明人“正是外国所谓‘都来得的’（dilettante）一流人物”。这一英词本意是指那种非专职的爱好者，会玩而又不精，带贬义。也许在钱的眼中，小品作者不外乎玩票，毕竟不能与专家比，这也是当时某些学人眼中的作家的角色地位吧？周作人对此文亦不表一词，置之不理。其实周为这本《近代散文钞》写过两篇序，第一篇写于一九三〇年九月，文中提出“中国要在晋文里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来”，虽只一句，却是一种思想闪光；第二篇写于一九三二年九月，文中又说：要从中国古文中挑剔出“真正好的文艺……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这时他已用心研究魏晋六朝散文，到一九三四年四月发表《〈颜氏家训〉》（后收入《夜读抄》）时，已大大拓展了对六朝文的探讨，这是他对现代散文与晚明散文关系研究的深化，至一九三六年八月又在北大国文系开出“六朝散文”课。现在，年轻的钱锺书一眼看出了他研究思路的变化，周只提一个头，钱已说出一大串魏晋六朝的作家作品来，此刻周作人心中是何滋味，实在不好判断。鲁迅曾说：“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而已集·小杂感》）周作人会不会也被不幸言中，对钱的“太聪明”反无法接受呢？恐怕还是有此可能。
周对钱的认真回答，要等到三四年之后。一九三六年四月末，他发表了《〈梅花草堂笔谈〉等》（后收入《风雨谈》）。因钱锺书当初说是从文明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读到《梅花草堂集》，这次周作人就从当年绍兴家中写起，说那时就有《梅花草堂笔谈》残缺竹纸本，小时喜读，到京后又买了“珍本文丛”，可见原已熟悉，并非遗漏。但此文针对的，我以为并非钱有关《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书评，而是后一篇，尤其是针对“请客陪堂”而说的，所以才强调张大复一类“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所谓假风雅即指此类山人派的笔墨”。他认为，像这样的文章选多了，“世间读者不甚知此种区别，出板者又或夸多争胜”，势必“出现一新鸳鸯蝴蝶派的局面，此固无关于世道人心，总之也是很无聊的事吧”。文中又说了“瓜子……总不可以当饭吃”的比喻，这就突出了他所看重的文章，其实有厚重平实乃至苦涩的一面，并非浅薄的闲情逸致一类可同日而语。知堂对自己一派文章寄托很高，虽是文人文章，但这文人是“专家之上的文人”，故不会是“dil-ettante一流人物”。到一九三七年四月，周作人又在《自己所能做的》（后收入《秉烛后谈》）中回答钱锺书说：“不佞从前谈文章谓有言志载道两派，而以言志为是。或疑诗言志，文以载道，二者本以诗文分……又或疑志与道并无若何殊异……不妨加以说明云：凡载自己之道者即是言志，言他人之志者亦是载道。”这就说得更清楚了，这一点钱先生当年可能确是没有看明白。
周作人这些礼貌的文字中，有一种内在的傲慢，这很可能伤了钱锺书的心。当初钱在书评中称周书：“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加以周先生那‘冷冷然’的语调，和他那幽默的‘幽默’（quietistichumor），我们读完之后更觉得它十分地companionable。”这显然是有感而发，并非虚晃一枪。但此后，钱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札记中，谈及《陶庵梦忆》却说：“儿时爱读此书，后因周作人、林语堂辈推崇太过，遂置不复道。”八十年代致黄裳信中，更看得出他那一种不屑的态度。此中，或亦有潜意识作用欤？但钱先生对周作人的学问仍极重视，他的日札中，有整整一页多，密密麻麻抄的都是知堂著作中的观点，分别摘自《瓜豆集》、《夜读抄》、《秉烛谈》等，有许多后来引入了他的著作文章中（可参阅二〇一二年第九期《万象》杂志《容安馆品藻录·周作人》一文）。
然而，周、钱二位的文章，我以为都是上上品，两人都属现代文坛一流文章家。现在不时会听见对这二位文章的批评，批评者往往抑此扬彼。批周称其为“啰嗦”、“板滞”，批钱则称其“卖弄”、“刻薄”，其实都不是知味之言。钱文的特色是放纵，聪明外露；周文的风格是内敛，丰腴平淡。钱文有青春气息，为少年才子风致；周文则老成含蓄，多不动声色之趣。他们都将自己的文风发挥到极致。这两位的共同点也非常明显，两人都通多种外文，都学贯中西，都爱掉书袋，都爱发现古今中外文章精华并将其“打通”，文章都有味、耐读，都以见识取胜，每下笔必有干货。尤其是，两人都爱做“抄书”文章，并且都抄得好。
二〇一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