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藤井省三先生对鲁迅与村上春树的比较研究
前不久写过一篇《“外国也有很糟糕的书”》，说的是创作；这里要谈的是国外的学术，二者互补互证，或有助于我们思索某一方面的真相。当然，这只是“某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海外确有非常好的创作，更有非常好的学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可使我们大开眼界。只是这后一点现在已成共识，而前一点似有遮蔽之势，所以要特别提出来说一说，以防盲目迷信，反失自信，结果得不偿失也。
促使我动笔的，是最近在绍兴参加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四～二十六日）。会上有一位日本学者藤井省三，被中国学人拥进拥出，一派权威架势。此人是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著有鲁迅研究专著《鲁迅〈故乡〉阅读史》，编过日语版《鲁迅事典》；他喜欢作各种比较研究，如鲁迅与契诃夫比较，鲁迅与夏目漱石《哥儿》的比较，鲁迅与芥川龙之介的比较，还著有《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等。最近的兴趣则在于将鲁迅与村上春树作比较，这两位作家都是我所喜爱的，所以对他的发言，我特别期待。
然而听后的感觉，是大失所望。不仅失望，而且反感，因为其中的把戏，都是我们这里早已玩熟了的，而且稍有学术训练的人早就不屑于弄这些了，他却还在那里一本正经地摆弄，好像那是很严肃的学问似的。这真让我吃惊不小。因发言时间有限，批评他的发言对他不公，现在且按论文集里的原作，略加批评如下——
论文题为《村上春树〈1Q84〉中〈阿Q正传〉的亡灵们》。这题目起得不错，因为两个“Q”字，一下子就给人以感性的联想，可谓先声夺人。全文分四节，第一节也不错，小标题为“鲁迅与村上春树”，说了村上曾在一九九七年撰文，对《阿Q正传》有很独到的赞扬；一九八二年发表的短篇《没落王国》，将主人公命名为“Q氏”，此后的小说如《舞舞舞》中的主人公等也多有“Q氏”性格的影子。这一段有些切实的材料，论述虽简略却有一定说服力。
第二节为“撰写了《阿Q的乌托邦》的深绘里之父的原型”，指出小说《1Q84》中深绘里的父亲的部分经历和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研究者新岛淳良相似。新岛支持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组织过激进的学生运动，后来脱离学术圈，参加了类似于当年“新村运动”的“山岸会”。《阿Q的乌托邦》是新岛的著作，讲了“山岸会”与中国农民革命理想的关系；藤井认为其思想内核与村上小说中深田保所在的公社相近似，认定“山岸会”即这一公社的原型。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索隐派”的做法。问题是，小说中的公社后来一分为二，一派成为暴力团体被镇压，另一派名曰“先驱”却带有邪教的性质，读者更易将其与奥姆真理教这样的组织相联系。深田保恰是“先驱”的领袖，这怎能与中国理想混为一谈？小说就是小说，因为小说中个别人物的部分经历，就作这种简单的对号入座，这是很可怕的批评方式。深绘里的父亲深田保没有写过《阿Q的乌托邦》，作者略作索隐，就把这一位的事直接栽到了那一位的头上。而新岛淳良与作家村上春树的关系，作者是这样论证的：
村上春树1968年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科，1975年毕业，其就读期间与新岛从作为文革派教授而活跃到辞去教职、进入山岸会的时间相重叠。不能认为对鲁迅和日中两国间的历史记忆问题感兴趣的村上春树不了解新岛淳良的言行。
这是论证吗？是的，这就是藤井省三先生的论证。原来他并未掌握任何一点村上与新岛相关的材料！中国的学术不发达，但现在中国高校的导师总会记得提醒研究生们：不能靠简单的推测，论点的推进要有根据。而这位学者就是靠这种时间上的“重叠”达到这种“不能认为……不”，从而得出他小说中的人物就是生活中的新岛的结论。这实在令人吃惊。
中国有个别批评者也用同样的方法，得出了村上春树的这部作品是反华、反共小说的结论，理由就是小说中亲中国的进步教授（他们将“文革”也看成了中国的光荣纪录）后来变成了邪教组织的领袖，甚至进而将反“山岸会”定性为反“共产主义”，读来让人忍俊不禁。这就不再是“索隐派”，而是“文革”中常见的“对号入座”、“上纲上线”和“戴帽子、打棍子”了。在这一点上，藤井稍好一些，他说小说后来的进展“不同于新岛淳良与山岸会的关系。这大概是以其他人物或团体为原型的”，总算在设法自圆其说。但这也是从各自写作目的出发的，中国的论者想置小说于死地，就将人物全部对在这个号上；藤井先生想抬举这部小说，就对一半的号，另一半对到别处去。但在“对号入座”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只“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其简单化与随意性并无不同。
第三节是“青豆与《阿Q正传》中的女性们”，是从青豆“名字的特异性”与“阿Q名字的无名性”上找到了共同点；又从青豆喜欢秃头的中年男子与阿Q那句“和尚动得……”上找到了共同点。当然，还有更离奇的：
与《阿Q正传》中的无名尼姑和只用“吴”这种常见的姓氏称呼的女佣人相比，青豆是拥有极具个性的姓名、杀死虐杀女性的男子、引诱中年男士的现代东京的“酷女”。
——这说的是什么？找一点相似处，可以做文章；看到不相似处，也可以做文章。除了达到“做文章”的目的外，这些话有什么意思？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废话吗？
第四节更其不堪，题为“第三主人公‘牛河’与‘阿Q’的文字转换机制”，说牛河这个名字可以转为“阿牛”，这也与“阿Q”相似；从牛河的长相上（“脑袋非常大，而且奇形怪状。头顶扁平，几乎秃了。个头很矮小，短手短脚，圆滚滚的”），他也看出了与阿Q相似。其实，牛河是个有巨大脑袋的矮胖子，这同细瘦的阿Q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这是一个侦探天才，在学校里成绩奇好，工作中充满科学性和独创性，他的性格与中国“国民性”毫无共同处。这样的牵强附会，说是“捕风捉影”也觉得不合适，因为真是连影子都没有。
藤井先生的研究，有点像儿童搜集糖纸，只挑自己想要的颜色（有时颜色明明不同他也硬说成相同），是什么糖什么纸何处出产等等，则一概不管。青豆、牛河、深田保诸人，各有各的思想性格，他们三者是互不相容的，他全然不顾，只说都与阿Q相似，都是从阿Q中来。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尖锐冲突，他不必看也不用想。其实，同又如何？不同又如何呢？这样抓了一大把糖纸，就能算是“比较文学研究”吗？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钱锺书先生死也不肯承认自己搞的是所谓“比较文学”了。
前面已经说过，国外有非常好的学术；同理，比较文学也有非常好的成果；甚至藤井省三先生，也应该写出过很好的论著。这次鲁迅纪念会上就有不少国外学者发表了上好的论文。只是，一定不要一听说来自国外就奉若神明，还是要一视同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鲁迅语），这才有利于中外学术的共同进步。
二〇一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