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和他的“来燕榭体”
一九四六年底，黄裳的第一本书《锦帆集》出版时，谈不上名震文坛，在同辈作家中他也算不上才惊海内，想一想当年，新文学前辈作家如林，就是同辈作家中在今天看来也是超豪华阵容。但黄裳一弄笔即有自己的路子，或者说他是那种以文章风格取胜的人。这可能更令人过目难忘，两年后吴晗在为《旧戏新谈》写序时就说，黄裳关于美国兵的文章“生动的文笔。顿时吸引住了我”，后来《昆明杂记》，作者对于南明史实的关怀更令吴晗“起敬”，及至南京通讯，“犀利的文笔，翔实的报道，熟悉的风格，读了如见故人”……那还是初出茅庐的黄裳，以至于吴晗把他想象成“应该是读书人家的子弟，在大学里读外语系，年纪二十多岁”。后来才发现都推算错了：黄裳是交通大学电机系的学生！
但读者向来是只看文章，不问出身的。一个好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语言和文体，哪怕在小试牛刀的时候，黄裳也有这种文体的冒犯意识。《关于美国兵》，他说：“这是一本轶出了正规散文轨道的书”；《昆明杂记》、《贵阳杂记》等游记，杂缀史料、读书笔记，“则是又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而《旧戏新谈》，“在传统的剧评家看来是不折不扣离经叛道的行径”（《掌上的烟云》），借谈旧戏也谈了现实，走的又是杂文的路子……难怪姜德明先生说他写戏不像谈戏的，写游记不像谈风景的。这“又不像”正是黄裳打破文体的规范探索自己的路子的表征，而内里则是他所感觉到的“任意驰骋，放言无忌的快乐”（《掌上的烟云》）。这是文字与内心自由的水乳交融，及至晚年，他更是举重若轻、收放自如。不论是谈戏、记游，还是说书、谈史，都如行云流水。钱锺书曾在信中说过：“报刊上每读高文，隽永如谏果苦茗，而穿穴载籍，俯拾即是，著手成春。东坡称退之所谓云锦裳也，黄裳云乎哉。”（《故人书简——钱锺书十四通》）这是黄裳文字的特点，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融合了二周文字的精髓，既有鲁迅的激愤、犀利，又有知堂的雍容、闲致；既有情趣、情调在，又有观点和见解，正如他自己多次所言，“美文”并不是只有狭小的一条路可走，由此而言，他真的沿着前辈们开创的道路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在这条路上他的文字显示着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现代白话文的成熟和自由。对于当代散文而言，长久以来，把丰富多彩、绚烂自由的文字都局限在抒情、记事、议论的狭小范畴中，让散文的自由被阉割，而像黄裳这样不断地打破框框的越界文字，实在是一味良药，能医治面黄肌瘦的当代散文。
当然，我不能不提到书跋，这是属于黄裳的“来燕榭体”。小小“书跋”，在他笔下用得灵活自如、天宽地广。人生感叹，记事回忆，评点时世，乃至版本考据都可入乎其中，语言上也进退自如，比如题在书上的书跋，乃传统题跋形式，多为文言，而就此引申、展开文字又常用白话（见《拙政园诗余》，《收获》二〇一一年第五期；《欧苏手简》，《收获》二〇一一年第六期等文），周作人论小品文认为：“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周作人《〈冰雪小品选〉序》），黄裳“书跋”尽得此中风流。从他的自述中，能够看出他执拗的文体追求：“说起题跋，自来就有学术性与随笔性两大类。学者重视的是前者。……但在我自己，喜欢的却往往是后者。……看那内容，虽然也谈版本、雠校，但更多的是记书坊、书友、藏书家故事的‘闲言语’，而这是很为许多学者所不取的。”（《访书琐记》）
二〇一一年，他重版、增订了十多年前的《来燕榭书跋》（中华书局二〇一一年六月版），这是他书跋的代表性作品。因为黄裳所谈多为古书，而且大多为稀见版本，他的这些书跋似乎仅成了书贩子和版本学家热捧的参考书，而文学界不是望而却步，就是不及一顾。当然，黄裳有好几副笔墨，但我敢断言，他的《来燕榭书跋》、《来燕榭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这样的作品，承古开今，隽永耐读，无疑是不能忽视的当代上佳散文。这里说版本，谈学问，论读书，如《鱼玄机诗》中，就具体的书，谈到藏书家宝贵宋元秘本，而学问家直言“读已见书”两种不同态度；《〈静便斋集〉》中记盖叫天佚事，《〈竹小轩吟草〉》中怀已故书友郭石麟；《〈太和正音谱〉》中因记得当年赵万里（斐云）曾观得此书，自然写到他在“文革”中的命运，“因重阅前跋，忆及旧事，不能无黄垆之痛”（《来燕榭书跋·〈太和正音谱〉》）。当然也不乏对现实的针砭：“余久不买书，书肆亦不以书应读者，密锁深藏，无由得见，少可观之册皆入图书馆。冷摊负手之趣，今乃不复更有。会书肆又以恶札劣册陈于外架，少过而检之，皆无足取。”（《来燕榭书跋·〈说文凝锦录〉》）还有寥寥数语记下读书心境，可见作者经历和情趣，这样的文字都在不经意间自然而然现于笔端，要言不烦，读来也令人过目不忘。如：“春日避客，阅书遣目。重检及此，尚是明时原装，棉纸精印，雅韵欲流。”（《来燕榭书跋·〈礼记集说〉》）“岁暮理书及此，漫跋数行。适去巴金家求得绿萼梅三枝，供之几案，时有暗香来也。”（《来燕榭书跋·〈楚辞集解〉》）另外一处，则写出夫妻共拥一卷之乐：“甲午五月半，偕小燕去吴下妇家，买此于玄妙观。翌日返沪，车中持此卷读《示子诗》与燕听之，笑不可抑。归来作记。黄裳雨窗书。”（《来燕榭书跋·〈陶诗集注〉》）
黄裳尝说：“跋中所记得书经过、书坊情状、板刻纸墨、个人感慨，有如日记，与旧时藏书家的著作，颇异其趣，其实只不过是另一种散文而已。”（《〈梦雨斋读书记〉序》）可见，他有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区别与旧式藏书家那种版本考订之跋文，而认定这是“另一种散文”，甚至“有如日记”，信手拈来，却寄寓甚多。他屡次这样言明自己的追求：“我一直是写散文的。书跋在我看来也是散文，并无二致。在前人中我所佩服的作者，如苏（轼）、黄（庭坚）、陆（游），都是好的。他们随笔挥洒，并不着意为文，而佳处自见。似乎无意得之，但人虽费尽气力而终不能得。如此境界，向往久矣，亦只能师其‘无意’二字而已。”（《〈来燕榭书跋〉后记》）“无意”乃是不粉饰、不做作，自然而然，但又绝不是随随便便，特别是近年来在原有书跋之后，又增许多回忆遂成长文，对书的舍不得、放不下中已将人生百味注入文字，谈书短跋已成另外一种大散文，因为它们有着真正的自由和大气在。再读一读这样一段文字吧，看看黄裳冷静的文字外表下炽热的内里：
余购书喜作跋语，多记得书始末，亦偶作小小考订，皆爱读之书也。未尝理董，近始写为一卷，佚失孔多，有待续补。三十年来，耗心力于此者何限，甘苦自知。此册颇似日记，旧游踪迹，略俱于是。湖上吴下访书，多与小燕同游，跋尾书头，历历可见。去夏小燕卧病，侍疾之余，以写此书跋自遣。每于病榻前回忆往事，重温昔梦，相与唏嘘。今小燕长逝，念更无人同读故书，只此书跋在尔。回首前尘，怆痛何已。即以此卷，留为永念，以代椒浆之奠云尔。（《〈来燕榭书跋〉初版后记》）
今人因为缺乏人格修炼，更乏精神境界，所以总讲“文字技术”，而常常忘了文章“大道”，黄裳的文字或许也容易为人误读，仿佛只看到迷恋旧纸的文人情趣，实则不然，黄裳自己就不断地提醒我们，如谈戏的文章，他说“随意点染，不忘现实，总设法对时事以针刺”；他也常讲到抗战后期的经历，现实涤荡了他身上感伤的情怀，“感情一下子变粗了”（《掌上的烟云》）。谈到书跋、读书记，他更是强调现实情感的抒发，这样会“脱离了骸骨的迷恋，得见时代的光影”，“免于无病呻吟无聊之讥”（《关于书话》）。这些也显示出黄裳的思想底色，他毕竟是接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新文人，而不是一名“旧文人”。其实，即便是谈文章技术，也哪有字面这么简单的，黄裳谈《随想录》就值得我们在他远去之时深深体会：
那还是《随想录》开笔不久写下的一篇题作“结婚”的随笔。不知怎的，其时社会上突然盛传起巴金要结婚的小道新闻，这是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但不以个人判断为转移，谣言愈传愈广，连他自己也招架不住了，听说他要拿起笔来辟谣。而流言却说得活龙活现，在巴金复述的笔下，故事生动，“曲终奏雅”，还是免不了对前不久在上海横行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爪牙徐某的“威风煞气”带上了一笔，似乎也不一定会引起某些读者的厌烦，看不下去。使我担心的倒是怎么处理故事中被流言捎带出场的女方。在流言制造者看来，女方也必须是一位文化界的名人，否则就不合“门当户对”的原则，故事听起来就不怎么像了。直书其名罢，又万万不可。被无辜牵连在内者的隐私权不可触犯，同时还理应受到一定的尊重。用习惯的方法代之以××吧，也实在无力、无趣。想来想去，实在没摆布处。可是巴老在文章开始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他写道，“近两个月忽然谣传我要结婚，而且对方是有名有姓的人。”“有名有姓”四个字实在妙不可言。它将我前面想到的一大堆困难都一起担承、解脱了。我不想使用“语言大师”这样的套话，但不能不承认他说得好，运用得好。这是写作才能的偶然闪烁……（《草根宗庙》）
二〇一二年九月七日下午于武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