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这两个字，虽然也曾与“文人相轻”、“文人无行”联系在一起，但提起它，我还是会想到陶渊明、李太白、苏东坡……这些人。想到他们，首先出现在头脑中的不是校长、院长、博导、院士、长江学者、学科带头人，而是他们的才情、趣味、潇洒，是他们的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胸怀，甚至是他们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倒霉相。此时，我会觉得他们有趣、可爱，不伪装。“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些年很流行，但总给我金刚怒目的感觉，而“文人”似乎更可亲近，更见性格，最可贵的是不管官多大、学问多高、影响多么广，这个称呼中有个“人”字，或者说“文人”的臭毛病也一筐一篓的，但只要他是“真”人，有人气儿，有人性，有人情，那就有三分可爱。怕就怕在丢了这个“人”字，或者非要给这个“人”字加冕，要当“圣人”。举手投足、装腔作势，一切都为不朽打草稿，为爬上圣人宝座背后不择手段、不讲仁义，有利自己的事情一往无前，事关公义的事情冷漠旁观，或只热心借公义为自己捞上位的优势……这样就糟糕了。
由此，我明白了鲁迅当年为何对“正人君子”深恶痛绝，表面上看那些人不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有学问有风度的人吗？由此，我想到，有人说鲁迅晚年扶植青年作家，是在为自己培植文坛的新势力。我不知道文坛和人性究竟有多么复杂，但常常宁愿从简单处理解，我理解他们的交往更多是出于自然之情和文人的气味相投，而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拉帮结伙。最重要的一个例证就是，当年生活书店想把没有名气的小青年黄源踢走，鲁迅闻知后毅然撕毁已经签好的《译文》出版合同，并当众宣布：书店如若想出版《译文》，必须要得到黄源的签字。从鲁迅为《译文》出版所倾注的心血，我们不难看出，这份杂志对于他的重要，然而为了一个小青年，他竟然不惜得罪书店和老朋友郑振铎这些有头有脸的人。试问这样的事情，今天哪一个“大佬”能够做得出来？没有黄源，《译文》仍然可以出版。甚至，鲁迅也可以安慰一下黄源，为他再找个差事，顾全大局嘛，想黄源也不会多说什么。然而，这不是鲁迅，鲁迅不仅自己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而且也不能为了自己抛弃一个青年。由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得到鲁迅照拂的青年作家都是终生对他抱有神圣的敬意，明白为什么鲁迅逝世那天，萧军闯到灵前把头磕得直响。权势和金钱有升有贬，然而真挚的情感却会穿越时间、寿于金石。
鲁迅是个不好交往的“老头子”，初见鲁迅，黄源也是战战兢兢，毕竟是大作家啊。然而，一番言谈，他的印象是：“好像在故乡遇见一个多年不见的眼看我长大起来的我父亲的老友……”没有导师状，没有领袖相，就是一个真实的小老头儿。哪怕说他“尖酸刻薄”，那也是做人的“真”。试想，一个文人如果什么都天气哈哈，与滑头的官僚又有什么两样？当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鲁迅的答复竟然是这样：“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真是不给面子啊。可是鲁迅也并非没给人开过书目，而且开的都是他曾经不主张青年读的“中国书”，那是一九三〇年，他为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开的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居然有十二种之多。这是怎么回事，这人耍两面派吗？我倒认为这是可爱的人情。那是老朋友的儿子，不能板着面孔说什么“从来没有留心过……”为人处世，有超绝的标准，也有正常的人情物理，标准之外有例外，这个“例外”开给谁，那就是感情的轻与重的问题。同样，在鲁迅的遗嘱中，他叮嘱家人的第一条就是：“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紧跟后面是“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这是杀熟吗？不是的，同样，例外中有感情有亲疏。一个人面对着老朋友，还要像面对电视镜头接受采访一样正襟危坐、哼哼哈哈，那可彻底完蛋了。
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也从来没有三头六臂过。要讲他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他比别人多三分真，三分情，三分品味人生的趣味和美感。
尽管，他们从不完美，也未必都能尊享“伟大”。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于上海武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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