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身体写作”
抗战初期的文学创作，虽然有同仇敌忾的正气、慷慨激昂的豪迈，或者是如泣如诉的血泪，但难免给人“差不多”的贫乏印象，甚至形成了一种“抗战八股”，这些似乎已经为我们的文学史所精细考察并做出结论了。战争开始，所有的正常生活都陷入慌乱中，死亡的恐怖不断地笼罩着人们，这个时候期望作家写出艺术纯熟的鸿篇巨制来未免有些不切实际。就抗战初期的短篇小说、诗歌、戏剧和诸多散文随笔来讲，依据习惯的考察思路，他们大多是鼓舞士气和控诉敌人的宣传品，所谓经久的艺术魅力实在是谈不上，那么认同这个时期文艺凋零的事实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但历史还不忙匆匆做出结论，抗战胜利一个甲子之后，再来看抗战文学，我觉得应当换一个思路，在上述作品之外，似乎还有蒙着灰尘的珍珠会放出光彩。我指的是抗战期间作家们所书写的反映自身在战争中经历和体验的纪实文字，包括当时所没有发表的日记、书信等。它们与报告文学不大一样，报告文学还有一个反映抗战图景的雄心，而这些纪实文字完全是作家自身的经历自述，这些文字，不但表达了作家的思想情感，还在有意无意中挟裹着历史风云和心灵残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价值便显露出来了。
文学本来就应当直面现实直面内心的，但是以往我们考察的这些作品因为有宣传的动机在内，大多为“载道”之文，故作家写来常有故意拔高之举，因而也使作品虚弱不堪，陷进了一个关于抗战写作的套路中，反倒丢掉了个人最真切的感受。而这些纪实文字很多只是“写实”，而非刻意的“创作”，因此写来无所顾忌，无比真切地写出了人在战争的环境中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是真正的“身体写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抗战中作家表达的是这种时代的“共名”，但在这“共名”下，每个人有着千差万别的生存形态，他们构成了一幅非常悲壮的中华民族抗击苦难的图画，这里有凄惨，也有悲壮，有昂扬，也有低沉的调子。对这些文字，一定有人会抱怨它们文笔琐碎，缺少曲折，但在作家们忠实的记录中，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态生活状况下，人的真实生活，人的情感方式，还有在象牙塔中所体察不到的世态人情。作者们正是以这样朴素的笔调，刨除了宣传文字中的某些生造的热情，写出了离乱年代中普通人的窘迫和无力。在逃荒、转移中，在炮火的追赶下，人是多么渺小啊，生命是多么脆弱啊，但恰恰是这样，哪怕一点点相互扶助都有莫大的温暖；恰恰是这样，他们才深切地理解了自由和生命的真正价值。
《李广田文集》第五卷（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版）中曾经收入一组《流亡日记》，写于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是李广田抗战期间与学生们流离失所艰苦行程的真实记录，他们从山东逃出，一路跋涉经河南、湖北到四川。其中《出鲁记》写从河南南阳到湖北郧阳这一段发生的事情。比如战争造成的饥荒致使乡间多有死亡，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曾记这样血腥场面：“登一高岗，可远望，岗上有一斜塔。多坟墓，一新埋小孩，已为野犬所食，遗破衣一堆，小红鞋一支，小木匣中空空如也，只是湿漉漉，乃血迹也。”而在逃难路途中，因为没有组织、没有经验和训练而致死的情况，无不反映出当时政权的腐败和民众的懒散与不求上进……这些状况往往在宏阔的抗战史料中被排除在外，文学倘若以真实为第一要义的话，这种文字的价值便要重新评价。从老河口到郧阳的船队中，有一船沉没，二十多位青年女学生全部遇难，李广田的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船沉与学校组织无方有关，沉船后又未能及时救助，因为校方出的报酬太低，周围的船不肯迅速搭救，而在现场水中捞取船上所拉面粉比救人更积极。还有一种说法是船之所以被礁石撞翻，与装的面粉太多、不堪重负有直接关系。李广田在日记中将此事件的细枝末节笔笔录入，并悲愤地写下：“但愿天地间完全干枯，/任何处皆不见一滴水珠，/但天地干枯又将何用，/二十几个天使已经葬身鱼腹！”军人在抗战中普遍受到尊敬，其地位也不断上升，但多年积习，耀武扬威、作威作福的作风并没有改变，弄得每有军人过街，老百姓只得诚恐诚惶地来迎接，非“富而好礼”，实另有隐衷：“今日学生派代表忙着迎官……这地方每有官人来往，必忙着招待迎接，军长、师长、旅长、甚至团长，甚至一个什么主任，话曰：‘富而好礼’，其实是因为老百姓被过去的军队欺侮怕了，故必须如此，前些天来一团副，处处找错，就因为不曾请他吃饭的缘故。”（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日记）而地方政权的专断也是压在百姓头上的一块巨石，日记中记载的对于赌博者的处罚办法，突然让我觉得游街、批斗原来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自赵主任在大会场上打了七八个烟赌犯后，又见有因赌博而游街者，头戴花冠，背插小旗，自敲锣，自呐喊云：“我是赌徒，凡赌徒被捉者，欲挨打者五十棍，欲认罚者五十元，既不愿打又不受罚者游街！”后随三五警察，围观者甚众。今日又见三个戴花冠的在街上坐着休息，并吃粥。又在花冠后大书“小偷某某”等字。围观者甚众，并有小儿辈以木槌指之且呼曰“来”做放枪式。犯人以目瞪之，无一言。彼执法者或以为如此可激发其羞耻，或可自新，殊不知如此更使其不顾羞耻，放胆为非！可哀可怜也。（一九三八年四月八日日记）
这是抗战中的日常生活，这种琐碎的场景和众生相，非亲身经历过是“编排”不出来的。李广田以其诗人的敏感和细致的观察力，常常寥寥几笔便掀开了那个沉重时代中被时光遮掩的一角。
“逃难途中见闻”是作家们笔下常见的题目。靳以在广西等地的山区穿行的经历是呕心吐肺般的痛苦。在拥挤的公路汽车上，人与狗挤在一起；路上的颠簸就更无法言说了：“我们的车呢，算是座位的只是两条木板，于是更敏锐地感到这艰险的途程，每一块凸起或是凹下的所在都给我们极深刻的印象，不只是坐着部分疼痛，连脏腑都抖动了，像绞在一处，同时脑子昏洞洞，若不是有坚固的头骨，也许要冲天而出。想呕吐，又吐不出，虽然风很大，额际上渗出一层冷汗。可是我还得勉强打起精神来，要随时提防堆在中间的行李要倒在我们的身上，我又不能推过去，因为对面也坐着呻吟的人。”车内年长的老祖母、年幼的孙女、小商贩、残兵、青年学生个个都被颠得死去活来，不断骂着：好不容易从日本人的手里逃出来，没想到要被这车子颠死。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精疲力竭地想睡个好觉，想不到还要遭受地方上查夜的人员骚扰，他们凶狠地敲着门，土匪一样地蛮横：“再不说出，就捆起你来打……”胡乱翻动旅客的行李，事无巨细地野蛮盘问，稍有不满就会受到他们的呵斥，可能还会引来更大的麻烦。（靳以《旅中短记》，《靳以选集》第五卷）钱君稥曾写过在湖州经历日机轰炸的情景，警报响起后，街上立即人车皆无，“转到了死寂的境地”，但炸弹扔下来后，惊慌失措的人们完全失去了主张：“有些人反从屋子里突然向街上乱闯了，现着死寂的街道，突又杂沓起来，喧嚣起来，警察和壮丁虽然竭力呼喝着，禁止他们的动乱，但没有用。敌机看准这个当儿，用机关枪疯狂地向街心的人群扫射，那些不幸的便倒卧在石板上，汩汩地流着鲜血，四肢痉挛地颤抖着，接着挺一挺脚或手死去了。我们躲在屋里听着炸弹排炮似地响起来，我们怀疑自己是置身在地震的区域里，耳朵被巨声震惊着，仿佛有许多金星在绽开来，火药的气味充满了动荡得似海船的房里，差不多连呼吸将要被窒息住了。不自觉地，我们卧倒在地下躲避那些横飞的弹片。”（《湖州在烽火中》，《文丛》第二卷第二号）战争的恐怖无须多说，而控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想这段文字的力量远甚于那些空洞的数字。
就是在这“身经百炸”中，让人敬佩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定和韧性。战火纷飞，人们连逃命都来不及，而靳以和巴金这些手无寸铁更无金钱的文人们却带着稿子、带着校样、带着刊物的纸型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中排版、印刷、邮寄，这要付出多大的心血，又需要怎样的“定力”啊！日军攻入广州的前夜，巴金才撤离，他除了带着简单的行李外，还有《文丛》的纸型。后来到桂林才将这期杂志印了出来，在《写给读者》中，巴金坚定地写道：“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够摧残的。我们有着广大的丰腴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将跟随着我们的人民和土地永远存在。”这种对文化的执著、信心和热情，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面对这样一群人，谁还好意思谈他们的动摇性、软弱性或者什么“小资产阶级性”？他们也知道生命的可贵，也知道幸福和欢乐的含义，但更强大的责任压倒了一切。巴金曾切实地描述过在轰炸中过日子的感受：“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被炸死的机会，没有谁能够做一个铜头铁臂的人，炸弹的威力不是肉体所能抵挡的。”但是，“‘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广州在轰炸中》）。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履行“生”的责任。在战乱中，文化显得是那么脆弱，一份刊物的操持完全不是在和平年代所能想象的：“敌机去了以后，我们自然继续工作。两个刊物的出版期又近了。稿子编好留在印刷局，有的校样送来就得赶快校好送回印局；有的久未排好就应当打电话或者派人去催索校样。刊物印出送到便是八九千册。我们应该把它们的大半数寄到各地去。于是大家忙着做打包的工作，连一个朋友的九岁孩子也要来帮一点小忙。”刊物的排印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脱期是常见的事情了：“印刷局不肯继续排印，以加价要挟，连已经打好纸型的一期也印了十多天才出版；至于五月中旬交到一家印局的小书，则因为那个印局的关门，一直到八月一日才找回原稿。”（《在轰炸中过的日子》）这在抗战中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今天重新翻阅老杂志时，我的眼前却频频出现前辈文人们高大的身影，也感受到了为什么有人会说抗战是神圣的，因为跨过了这道门槛，许多人拥有的是一个更神圣的灵魂。
二〇〇五年六月七日
在先生门外
去年七月去鲁迅故居那天，正赶上个多云天气。我们走进了那个小胡同，天气的阴沉与这青素古朴的胡同倒是很相称。
说不出鲁迅对北京会是什么印象，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他只身来到北京，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底与许广平同车离开，他在这个城市生活了整整十四年。大学课堂上有他的音容笑貌，琉璃厂的书坊间能常见他的身影。北京成就了鲁迅的大业，一篇篇小说、杂文在这里产生并照亮思想文化界，他一下子被推到万众瞩目的历史前台。可是鲁迅是否看重这些呢？思想上的苦闷能够被世俗功利上的成功所冲淡吗？打开一张北京地图，追寻鲁迅当年的足迹，我仿佛看到一个孤独的身影在人海中穿梭着……
鲁迅在绍兴会馆的七年时光单调而寂寞。白天要到教育部上班，机关的气氛让他感到沉闷无聊，同僚们或弄古玩或嫖或赌，纵有“我以我血荐轩辕”豪情的鲁迅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只能沉默着。下班回来，他常常是躲在会馆两侧的小屋里闭门不出，用抄古碑、看佛经、读墓志来打发那长夜的时光。世事让他心灰意冷，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如同老翁把自己寄居到一个与世隔绝似的环境中，其中的寂寞和苦涩像那长长的暗夜一样让人窒息。
读鲁迅的作品，我时时在体味着这位世纪初巨人的心境，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体味是伴随着理解进行的。那是些让我清醒让我坚强的文字，然而又是让我总也无法摆脱沉重的文字，或许是我更为关注这文字背后鲁迅人生的关系吧。先生曾经说过，他的思想太黑暗了，他不想把这些传染给青年，于是那巨大的黑暗和悲凉就被他自己默默地吞下去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每当我在都市的人流中感叹人生苦呀累呀无聊呀的时候，想到鲁迅，顿时默默无语了。
穿过窄小的胡同，走向先生位于阜成门的这座故居时，我没有像朝圣者似的，慑服于先生的伟大，尽管我十分崇敬先生，但在内心中我却体味着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鲁迅所承受的困扰和苦痛。我在想先生第一次走进这个胡同，来看这所房子时，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他是因为与自己弟弟周作人失和才要搬到这里住的，八道湾的房子是鲁迅借债买下的。作为家里的长子他想苦心经营一个和睦的家庭。于是回绍兴接来了老母，还有妻子朱安，周作人、周建人两家人也住进来了。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无论是小时候，还是留学日本时，均情谊甚笃。在“五四”时期，周氏兄弟挥笔新文苑，更是佳话。可在这时候，他们却发生了争执，周作人亲自给鲁迅送上绝交书，不论文学史家如何讨论其中的细节和是非，这件事情对鲁迅的伤害和打击都是空前的。搬出八道湾，他连日高烧、咳嗽，一个多月才恢复。次年，又连续发病。这件事，鲁迅生前一直讳莫如深，也算他平生最感伤痛的一件事情。
就这样，鲁迅搬到了阜成门西三条这座房子来了。七十一年后的一个中午，我站在了先生的门前，黑漆的大门紧闭着，郭沫若手书“鲁迅故居”四个大字挂在门旁。这里静极了，先生在小憩吗？不巧，故居那天不开放，我只能站在先生的门外，良久，才怅然离去。
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今年春天，我终于如愿以偿，走进了先生的小院。先生住的正屋并不宽敞，南面左右两侧是朱安和母亲的居室。靠北窗，房子凸出一块，他称作“老虎尾巴”的就是这里。正屋东壁下一张大书桌，有盏灯，几件小摆设，北窗下有张床。屋子里的一切很简单，我突然想到先生在这里奋笔疾书那些讨伐封建礼教的檄文，可是放下笔，转过身，看看外屋朱安的床，心里会是什么滋味？这个问题让我的心骤然紧缩。走出这间小屋，社会一片污浊之气，正人君子们的闲言碎语在上空飘荡，一个赤手空拳的文人面对此世此相又作何感想？“五四”后新文化阵营分化，“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有谁会理解先生的呐喊，又有谁会给他一丝慰藉？面前的一切都默然无语，这是个日光融融的春日午后，但我分明体味出一丝苍凉。
有人说先生的心总是热的，才有憎有爱。我倒觉得他的心是冷的、凉的。然而，先生的呐喊却是热切的，就是这样冷的一颗心先生还要把光明和温暖送给别人。我不知道先生的心承受了多大的压力，真难以想象他没有被压弯曲。然而，这一切全抛在了身后，先生沉稳地坐在书桌前，拿起他那支“金不换”，涌上他笔端的是质疑的力量、坚定的自信和直面现实的勇敢……想到这些，我觉得现今我们没有资格再抱怨生存状态的不佳，没有资格再说生活是如此让我们平庸，而其实是我们让生活平庸了。
想到这些，我觉得我还是站在先生的门外，真正走到先生的面前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路，那也是一条不平坦的路。
一九九六年十月在大连
沈从文的大连印象
沈从文虽自称“乡下人”，但一生却跑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并凭借着手中的一支锦绣之笔，写下了许多观感。与郁达夫的那种游记大为不同，沈从文的观感常常是以书信的方式来记录的，像著名的《湘行散记》，其初稿就是沈从文回乡的路上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书简。那些并不准备发表的书信，同样是生动活泼的好文章。到底是小说家，他每到一地，都能以自己敏锐的眼睛观察当地的人和事，既能够抓住地域特征，又网住时代风云，有意无意中给一个地方画出一幅幅极好的速写。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他被迫离开了文艺界，从事历史文物研究，不像一个职业作家什么都见诸报刊，写信成了他的另外一种写作和表达，没有发表的约束，下笔自然不太顾忌，他笔下所记反倒比那些公开发表的大唱赞歌的文字更自然更真实。
要不是新出版的《沈从文全集》中收有四封沈从文致妻儿的信，我还真不知道沈从文来过大连，那是一九六二年七八月间和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事情。两次都住在秀月街连捷巷的一家疗养院中，“住处离‘老虎滩’海边倒只三站电车路”，“我们住区似乎是‘新区’，日本人当时辟来吸引下野军阀和其他逃亡官僚，地主资本家的……部分或属军事机关，部分属疗养所，部分属平民住宅”。前一次原因不详，似乎是某个部门组织专家、学者来大连疗养，后一次是全国政协组织的疗养，他还利用这次机会审校了《中国工艺美术简史》的书稿。第一次共留下三封信（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致沈虎雏、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和八月三日致张兆和），第二次有一封信（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致张兆和，均收《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一卷），总字数在一万五千字左右，这些文字除了报告自己的行踪外，还非常独特地描述了大连带给他的各种印象，是上佳的“大连观感”。这两次来大连，沈从文等人的活动内容也非常丰富：看部队的游泳比赛，到傅家庄（信中写作“扈家庄”）游泳，到龙王塘水库，参观旅顺军港，访问大连图书馆，逛旧书店、百货商店……通过沈从文的笔，四十年前大连市井图像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小说家的感受是非常主观的，但惟其如此，他所表述的一切才永远不失其鲜活。先看对大连的城市印象吧，沈从文认为大连的建筑非常美，老百姓住得“太好了”：“半月来市面各处走了好几圈，才觉得地方之大，比青岛大得多，也整齐。特别是平地建筑，有旧俄的，有日本时代的，房屋四周多留下好些空地，整整齐齐，树大而高，绿荫广被，房顶尖尖的上耸，窗户狭长秀挺，有许多街都比青岛讲究，马路也极宽敞整洁。”不知道当年沈从文所见的如今还有多少没有拆掉，俗话说旁观者清，一个城市最有特色的东西是什么，一个走南闯北的人最有发言权。沈从文处处将大连与青岛相比，山、水、人都在比，那是因为三十年代他在青岛住过两年，而且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在傅家庄，车停在山海间的时候，沈从文突然想到了三十年前在青岛的往事，在海边捡小石子时，他想起了与张兆和在青岛的生活，不禁感慨地对妻子写道：“小妈妈，你那时多结实年青！”一九三二年，正在相恋中的张兆和，随沈从文一起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两人一次游崂山，在小溪边遇到一个穿孝服的白衣少女，沈从文当时曾说：“那个穿白衣的，我可以给她写个小说。”这便有了后来的《边城》和它的主人公翠翠。在大连，沈从文又记起了这件事情，岁月流逝，人世沧桑，他已远离了写作，内心中的那份壮志未酬的不甘和怅然却还那么明显。
大连人的爱美也给沈从文深刻的印象。他特别注意：“街上各处都有穿旗袍和裙子的年青女人，大致多是商店和医院等等下班人。女人旗袍之多，为任何都市所少见，极少见穿短干部服的，有的即是部队中人。”是这样吗？这可真是大出我的意料，难以想象在那个色彩单一的六十年代，大连的街头竟还有那么多人穿着旗袍款款而行。在另外一封信中，沈从文再一次提到了大连人对“穿”的讲究：“人一般说来都比较北京穿得还整齐，我把灰布裤膝盖处补了一圆又一方，穿出去时仔细注意，一礼拜，就还没有见过第二件。许多在街上摆地摊的人也衣冠整齐。”沈从文想艰苦朴素一下，没想到显得“土气”了。他大概不知道当地人“苞米面的肚子，料子裤子”这句话吧？现在看来此言不虚啊！还有更精彩的呢！“合作社卖吃食的人照例还穿上白衣（有些人还有点像日本型）。至于大百货公司中守柜台的女子，则很多应说是打扮得‘娇滴滴’了。即上海也少有。大约是气候好，不上灰，不上衣有关系。”我瞪大了眼睛仔细看了又看，没有错，沈从文写的就是“娇滴滴”，谁说关东女儿“野”，她们也有妩媚的一面啊，大连人何其摩登！
一个作家走到哪里都会凭直感发现很多问题，沈从文的牢骚也特别多，这只要读读书信就明白，汪曾祺这个学生总是说沈从文如何如何甘于寂寞怎么怎么不争，其实从作品到人，汪曾祺对他的老师的理解似乎并不全面。连沈从文自己都说了：“古话说‘无忧无虑’，我大约还是虑得太多，许多事其实并非我的责任，而又即或忧虑也无补于事的。我总是在研究如何来搞好它。”来大连他也没有忘记操“闲心”，比如他抱怨这里的日用工艺品和旅游工艺品做得太差，比如他为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和就业又跟不上而忧虑。他所看到的问题还带有很多时代的特点，比如商店里东西不少，人也不少，但买的不多，因为不是要票证，就是价钱太高，人们没有购买力。当然，作为一个文化人，他在大连更有一种“憋闷”的感觉，并非是环境不好，而是文化氛围不浓，有朋友问他到这里来写长篇小说怎样，他想了想还是不行，“反不如景德镇有点文化空气。又不如青岛海边真正孤寂”。“文化空气”稀薄，这是沈从文对大连最为不满的地方。“照理想住处作得那么好，必有相应文化（物质或精神）存在，这一点却不易发现，因为还从未在任何街上听到钢琴声，也未见到什么表示住宅中有什么特别活动景象，只偶尔可见到晒被面汗衫的屋角和……可知住下的大致都是没能利用环境的人。”他在街上遇不见小书店或报摊，在电车上也没有看书报的，本地只有一张报纸，办得也很单调，沈从文不能理解人都在做什么，平时为什么连“用书来增加知识”的要求都没有？他们到大连图书馆参观，发现书就是“堆”在那里，非常有价值的旧书旧报看的人也极少，“一切等于冻结，十分可惜”。文学大师的批评可能让大连人感到脸红……下面的场面既让沈从文兴奋又不住地摇头：“只是在街头巷尾，有什么业余公务人，摊了一些看得脏脏的小儿书，围了大群赤足小孩，三三五五争看一本。试问租价，那个中年人勉强笑笑，带点自嘲神气，说一分一本，每天可得个三五毛菜钱，一面说，一面那边争打起来，他立即又作了警察，去排难解纷去了。”
在大连，沈从文的生活中还有几个别有意味的细节似乎值得一提：
——一九六二年八月，茅盾、周扬、邵荃麟、赵树理、周立波等人来大连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就是“文革”中被诬为提倡“走中间道路”而大批特批的“黑会”。作家们来了风风光光，市长请客，“吃了不少种鱼”，沈从文也被邀在座，但已被逐出文艺界的他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所以对邵荃麟邀请他与会，他心里说：“不正式邀可不好去。”对出席会的人，也大有不以为然的口气，“还有个山西李什么”，他是这样说的。“赵树理喝了不少白酒，还未唱戏，可能回到住房就唱起来了。”莫非赵树理戏唱得特别好听，他还专门提上这一笔？
——到海边，别人都兴奋地下水，沈从文却坐在海边的一个躺椅上看光景，任思绪游荡东西，自己说如同外国的“孤老流浪人”。还有一次是和历史学家顾颉刚作“老太太”，“在沙上帐幄下谈天。还看海军在远处打飞机靶……”他又想起了抗战时在昆明的日子。
——那个有点怪怪的老头金岳霖也来大连了，看看他在干什么：“老金只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翻扑克牌玩……在这里看他客厅中一个人玩牌（和洋老太卜课一样），我坐拢去问他，他说‘无聊’才玩这个。”难道扑克牌里也有让这位有名的逻辑学家研究的逻辑？
俱往矣，那个年代的人，那个年代的事，还有那个年代的大连。只有沈从文在信中描述的这幅图景，不住地勾起我对大连的温暖记忆：
我们三楼还有个屋顶平台，早晚眺望，才知道附近风景还是相当好。特别在黄昏后，各个山头灯火如星，万点星子齐明时，远远近近似乎就有了一种清气（一种仙气），十分柔和美丽。……这时远处只有两种声音可闻：一是电车声音和闪光，大约可以有七八站之长在下边山谷中移动，车到晚上已较空，音响因之也格外大。一是每一住宅单宅单位（在附近一里内），都是小孩子叫嚷嬉笑声音，也是别处少有的。
二〇〇四年四月六日凌晨于国年路
茅盾在大连
一
大连对于茅盾来讲，那是一种新生活开始的象征。
一九四九年元旦，香港的《华商报》登载了题为《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的文章，茅盾在文章中激情洋溢地写道：“新中国诞生了，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件喜事，这也是亚洲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件喜事！”茅盾所呼唤的“新中国”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已如东方旭日喷薄欲出了。而此时，茅盾和章乃器、施复亮、洪深、孙起孟、李济深已乘一艘苏联船离开了香港，行驶在波澜壮阔的大洋中，而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大连。
这些作家和民主人士从香港分批秘密进入东北解放区，为的是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作为在一九二一年就入党的一名党员和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茅盾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终得实现，大连带给他的是非同寻常的感觉，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他曾这样描述踏上大连这片土地的心情：“一九四九年元月七日，轮船驶进了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在码头上欢迎他的人群中，他看到了张闻天颀长的身影，这位早年曾参加过文学研究会，从事过文学创作的老朋友，此时正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作为东道主欢迎他们呢。
大连，留在茅盾记忆中的是曙光、胜利、欢呼和走过黑暗获得自由的舒畅。
二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了文化部部长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要职，公务缠身，异常繁忙。但在他的日记中还曾留下两次来大连的记录。其中一次是一九六一年，主要是休假和写作。
茅盾是七月二十四日乘飞机先到沈阳，次日下午六时一刻再乘火车到达大连的。他说是住在“枫林街招待所”，“此为日本人所遗留，但已改装，家具特多，稍觉拥挤”。想来这儿应当是今天的南山宾馆吧。茅盾这次带着夫人、孙子孙女到大连，兴致虽高，但身体似乎并不太好，他的血压比较低，连年的失眠症常常让他“昏昏欲睡，然而又不能入睡”。大连那一年夏天非常炎热，连日温度都在三十摄氏度左右，而茅盾一家对于游泳似乎都不怎么在行，几次到海边活动似乎都是被组织去的。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半到夏家河子海滨浴场。虽只十五公里，但道路（一半以上）不平，车行约一小时始到。此处沙滩平坦而长宽，沙粒极细……”他们只是象征性地“行下水礼”，后来因为孩子的不舒服，又匆匆返城。当年夏家河子的路不好走，可沙滩似乎却值得羡慕。
八月一日的下午，他们又到了大傅家庄游泳，这次是借助救生圈在水中“游”了若干时。当时的傅家庄海滩也较有特点：“此处沙滩都为细圆沙砾，日炙之后，烫足如刺，而且沙滩短，下去数步即深一人许，老手大概喜欢，但不善于游泳者必须小心。”大连是一个海滨城市，人来人往又多在夏天，来人必要到海边转一转，“海”这篇大文章还真值得好好做一做。
旅顺也是大连的保留节目。八月十七日，茅盾一行就在这里参观了电岩的碉堡、黄金山的炮台、旅顺港、历史博物馆等地。当年的另外两处“胜景”不知今天到大连的人还会不会关注，那就是去参观玻璃制品厂和贝雕厂，它们的产品是深得中外游客喜爱的。茅盾也买了两个贝雕镜画，图案分别为红花蝴蝶和水仙翠鸟。显然，他对此极有兴趣，在日记中写了一大段贝雕怎么制作和如何奇妙的文字：“尤奇妙者，利用一种细如芝麻之紫色螺（据云此种螺附生于海带）黏缀为禽鸟之颈毛，极逼真……”一个旅游城市除了能让人看看景观之外，还要能让人带走点什么才“不虚此行”，旅游纪念品实际上是个形象和标志。
八月二十六日，带着大连的两件贝雕，茅盾坐船离开大连，结束此行。此次的另一收获是茅盾完成了长篇论文《关于历史和历史剧》的前半部分，这是他一九四九年以后所写的难得的几篇长文之一。
三
如果说一九六一年来大连是私旅的话，次年再次来，则是公务了，而且这趟公务已被写进了当代中国文学史。那就是中国作协在大连主持召开的为期两周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史称“大连会议”。与会者都是当时文坛上的风云人物：茅盾、周扬、邵荃麟、赵树理、周立波、康濯等等。
茅盾是七月三十日到天津乘船，三十一日下午一时抵达大连的。邵荃麟等人住在大连宾馆，会也是在那里开的，而茅盾还是住在上次来的枫林街招待所，上一年这里客满，这一次却冷清多了。茅盾这一次在大连的活动主题也比较集中，那就是开会，会议八月二日开始，十六日结束后，次日他就离开大连。
大约是某种预示吧，这段时间大连是接连大雨，其中二日会议开幕这一天是“阴，雨，后转暴雨，五级至八级风，入夜更大（八级）……”这些书生们有感于一段时间内文学作品中题材狭窄、脱离生活、人物塑造等问题在侃侃而谈，岂不知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段空隙，仅仅两年后，会议上的某些主张就被扣上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的大帽子，“文革”中更是将这次会议批为“反革命的黑会”，会议的主持者、文艺理论家邵荃麟也因此受到迫害，一九七一年死于狱中。而会议的许多出席者，包括描写农村题材的圣手赵树理也被迫害致死。不知道茅盾听到这些友人去世的消息，会不会想起他在大连，在风雨中从枫林街出来，穿过那些美丽、安静的街道，来到位于中山广场的大连宾馆开会的日子。
历史充满了许多玄机，当年上下班我一次次从大连宾馆门前走过，广场上的鸽子安详而宁静，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四十年前在这里的一次文人聚会，怎么就成了剥夺他们生命的重要“罪行”。
二〇〇四年六月
赵树理和大连会议
那天午后，一阵疾雨降临大连，站在大连宾馆的台阶上，望着迷茫的中山广场，我的思绪突然又回到了四十二年前，真是难得的巧合，那也是八月三日。
当时，大连刚刚经历过暴雨的洗礼，迎来了一个晴天。有人记录这天风力四五级，后转小，温度是二十二至二十八度。但我说的事情无关风月，我说的是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一批著名文人在这里开的一个会。这个会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名称是“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而在后来的文学史和回忆录中则简称“大连会议”，也正因为这个会，“大连”这个城市与中国当代文学史便有了割不断的联系。看看出席会议的这些名字谁都会明白，这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茅盾，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邵荃麟，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还有来自八个省市的十六位作家和批评家，其中有赵树理、周立波、康濯、李准、西戎、侯金镜、陈笑雨等。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也在大连，正是在八月三日，他写信向妻子报道文人们初来大连时的热闹：“昨天市委请大家吃饭，一共六桌，……我和赵树理、周立波、侯金镜等一桌，茅盾、周扬也在此。市长还高高举杯祝‘创作会议成功’！……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到这里。大约谈的也是短篇问题，……”
沈从文在这封信里特意提到了赵树理：“赵树理喝了不少白酒，还未唱戏，可能回到住房就唱起来了。”乡下土绅士沈从文多少有些看不起“土老帽儿”的赵树理，但一行字却写出了赵树理的愉快心境，看来他已经走出了一九五九年的阴影。在那一年，长期深入农村生活的赵树理以一颗赤诚之心却又不识时务地写信给陈伯达和邵荃麟等人，反映“大跃进”之后的农村存在着浮夸、虚报产量、农民积极性挫伤等问题，结果却被当作严重的思想问题连续召开多次会议批判，赵树理在好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当他的问题已经被上升到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时候，他违心地屈服了。三年后，局势发生了变化，上层已经开始反思“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并着手开始纠正，许多观点与当年赵树理上书中的提法已经不谋而合。这位诚朴的农民作家不会掩饰自己的，他一定很兴奋。这个会是讨论农村题材创作的，而赵树理曾被誉为写农村的“铁笔”“圣手”，他是这个会议当仁不让的主角。
果然，在八月三日，赵树理就开始发言了，他要谈一谈农村的情况：农民把大量农产品卖给城市，城市却无法供给农民日用物资，有钱买不到东西，多产了粮却吃不着，农村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物资保障没有，农民的思想懈怠……乍一看，这不是一个创作会议，这是一个分管农村的市长在研究工作，再也没有哪位作家比赵树理更了解农村了，他不是泛泛而谈，在他的讲话里有无数具体的数字和细小的事例。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赵树理接下来在五日、十一日、十三日、十六日的会上接连数次发言，他说：“哪里卫星多，哪里没有粮食。”“一九六〇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走五十里就要带粮票。”“农民并不是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倒是城市要什么就得有什么，农民就得拿出来，不管自己剩下不剩下。”“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该发言现收入《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版）
赵树理的肺腑之言源自他与农民不掺假的血肉感情，或者说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不仅在城市中待不住，就是待在城市里想到的还是他的那些兄弟那片土地。据说，有一次赵树理在北京参加一个非常严肃的会议，突然外面风雨大作，老赵低声咕哝了几句，主持人以为他有话要说，便请他发言，老赵焦急又气愤地说：该死，麦子完了——那正是麦收季节。“三农”问题，在几十年后又重新被提起，可是翻翻赵树理一九四九年后的文集，我们会发现早就有一个作家在关注思考这些事情。
陈徒手先生在一篇写赵树理的文章中说：“直至六二年八月大连会议，赵树理才在整个形势鼓动下，作了农村形势问题的长篇发言，比五九年的观点更推进一大步，更具锋芒，是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最凄美的‘天鹅绝唱’。到会的李准在事隔二十多年后仍忍不住地为赵喝彩：‘赵树理了不起，大胆反思，敢于说心里话，精彩极了。没人能赶上他，他走在知识分子的前头。’（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九日采访笔记）”只有把它放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去看才能理解这次会议惊世骇俗的意义：很长一段奉现实主义原则为指针的中国文学却失去现实主义最基本的“写真实”原则，漫篇虚浮和浪漫之辞不仅充当了粉饰现实的脂粉，还将文学弄得单调、呆板，丧失了活力。这批作家们正是为此而忧为此而来，他们想探讨典型是否就是一种，有没有丰富性和多样化的可能，探讨作品应当怎样真正表现生活。老作家茅盾敏锐地指出近年的创作有“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即先进和落后“两头”写得多，不是歌颂就是批判，可是那种处于中间状态的则写得少。邵荃麟则借题发挥，谈了中间人物可不可以写的问题，现实主义该如何深化的问题。
当这批书生意气风发地谈创作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形势已经悄悄在发生变化，仅仅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就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两年后，“写中间人物论”就开始受到批判；四年后，它又被作为文艺界的“黑八论”之一受到猛烈炮轰；八年后，被打断了肋骨还要受批斗的赵树理在太原含冤而逝；九年后，大连会议的主持者邵荃麟也在凌辱中丧命，他们的罪名中很重要的一条都是这个大连会议……而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在“文革”中都受到了严格的追查，连不是会议代表的沈从文也写了交代材料。
四十二年后的八月，我们和一位小说家朋友在大连宾馆的大厅中，轻松又兴奋地谈论着小说，宾馆的大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息，抬头仰望大吊灯，我真希望它能照亮当年开会的屋子，我不知道宾馆现在有没有记录，他们当年的会场是在哪一间，在片刻中，我沉默又伤感，今天的人谁会想到我们轻松的话题竟是前辈们用生命换来的。那天走出宾馆，狂风暴雨不期而至，坐着出租车行驶在大连的街头，我想着材料中记载着与会者会议之外的活动：去海上看捕鱼，到夏家河子海浴，去旅顺参观，在棒槌岛的俱乐部看电影，舞会，歌舞表演……可是回到上海，查遍了赵树理的文集，我没有发现他记述大连行程的一个字，我找不到他像沈从文那么细致入微的大连观感，只是找到了一篇与旅大文学爱好者谈文学的文字，多少有些枯燥。赵树理的“无趣”多少让我失望，好久，我才想，他与沈从文本就不是一类的，他满脑子是“问题”，哪还容得下“情趣”？那么关于大连这座城市的种种记忆中，也应当有些问题，而不总在谈情调吧，后者会让我们落入最庸俗最浅薄的怀旧中。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寻访巴金旧踪
沧海桑田，岁月变换，所谓旧踪陈迹许多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然而每到一地对照巴金的文字，到他当年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今昔对比，似乎也能体会出很多单纯靠想象无法完成的事物。
成都
成都是巴金的人生起点，这里埋藏着他童年和少年的各种记忆，并出现在他不同时期的创作中。三十年代是《家》《春》《秋》中大家族的两代人的故事，四十年代是《爱尔克的灯光》和《憩园》，五六十年代是川剧的高昂调门，到晚年是“愿化泥土”、回归故乡的深情……喜欢现代文学的人更是抵不住诱惑，到成都要看看巴金的“家”，毕竟这部作品影响太大了，“家”里家外的故事讲也讲不完。
巴金家的老宅，或者说李公馆位于现成都市青羊区正通顺街九十八号，是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所在地。在巴金的记忆中，公馆的外貌是这样的：“门前台阶下一对大石缸，门口一条包铁皮的木门槛，两头各有一只石狮子，屋檐下一对红纸大灯笼，门墙上一副红底黑字的木对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我的老家》）不过这是巴金一九二三年五月离开老家时候的样子，也就这副样子，他写进了名著《家》中。但在巴金离家后一年，成都城里修马路，这个门面朝里缩进若干，上面提到的石狮之类的都没有了。而一九四一年重返故乡时，公馆早已移手他姓，从外面打量，只有照壁上“长宜子孙”的大字是熟悉的。然而，真正再次走进这座深宅大院，还要等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巴金第三次返回成都的时候，听说大院刚好没有人住，巴金去看了看，照壁不见了，整个花园没有了，但大哥和他自己住的房子还在，院内的很多设施还是原来的老样子。而这些巴金都如实地写到了他的《家》中：从大门进去，走出门洞，下了天井；进二门，再过天井，上大厅，弯进拐门；又过内天井，上堂屋，进上房；顺着左边厢房走进过道，经过觉新的房门口，转进里面，一边是花园，一边是仆婢室和厨房，然后是克明的住房，顺着三房住房的窗下，走进一道小门，便是桂堂。竹林就在桂堂后面……在这里生活了十九年，巴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了然于心，但说实话，尽管文字已经很准确地写出了这一切，可我内心中仍然难以勾勒出“家”的图景。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实地来看看了，可我知道自己没有这份幸运，这个李公馆早就拆毁了，就是一九六〇年，巴金再来的时候，已经只能看到部队的文工团了。一九八七年十月八日，再临正通顺街，巴金在这个院子里似乎找不到一丁点的残迹了。
所以，二〇〇四年十月底，走在正通顺街上的时候，哪怕是求助想象，我也感受不出《家》的任何氛围，这条马路与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马路一样，车来车往，沿街是大大小小的各色店铺。歌舞团威严的大门让人无法把它与一个现代文学巨匠联系起来。好说歹说，通过门卫进入这个“军事禁区”，除了办公楼、住宅楼，这样的建筑挤满了这个狭小的院子外，再就是感觉这个单位绿化尚好，其他的如中国任何一个单位一样……这一切，我本该早就知道，但是走出这个大院，我的内心还是空荡荡地失落。出了门，隔壁是正通顺街小学，一九九二年三月八日巴金曾给这所学校的孩子们写过信，信中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接受。”这句话被刻在学校主楼的墙壁上，巴金的这封信也被刻在学校进门处。我还看到学校的墙报上，也有很多巴金的照片。孩子们大概只能通过这样的形式去感受他们这位伟大的邻居。
去看看双眼井吧，这可能是巴金时代的惟一旧物了，巴金曾经说过：“只要双眼井在，我就可以找到童年的足迹。”一九八七年，巴金在人们的搀扶下，曾来到这井前深情地望着井下的清泉。这口古井是原新笄寺的遗存，上用石板盖口，上凿双口，可供两人同时汲水，现在位于街口，周围的树下坐着三三两两无事的居民，看样子，他们还不时利用这井水，井旁有区政府立的石碑，言“井深八米，宽三米”，“北侧为巴金故居”。如此如此，我打车到了百花潭公园，这里有根据李家公馆仿建的慧园，慧园里倒是有不少巴老捐赠的非常有价值的文物，还有无数来喝茶的人，喧嚷嚷的，令我根本弄不清《家》的旧景是怎么移植过来的。拆了真实的院子建一个假的景观，这是今人的本事。我知道，巴金不止一次地反对修建他的故居，但就是同意，那个全是居民楼的“李公馆”又有什么修头？真不知道现代文学史上有几部像《家》这样的小说，如果到成都就看到这样的“家”，那也未免太遗憾了吧，这个遗憾首先是属于成都市的，而且将来会永远遗憾下去。随同这个遗憾甚至是伤痛的，不是重修个什么，而是历史文化保护的意识存不存在。
嘉兴塘汇镇
出了嘉善县的火车站，我就问梦之仪：“塘汇可以去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立即乘出租车奔往塘汇。想不到二十多分钟就到了，进得镇来，先是看到一座大桥，桥的两边是市场和店铺，走到桥上，才看到桥下对岸是老街。老街的色调是青青的，老街的情调是闲闲的，总有些老大娘和老大爷在无所事事地看着光景。普通话在这里是不灵的，只好请梦之仪做“翻译”。我知道如今要找到八十年前李家祠堂的一片瓦都是不可能的，但真是空无所获也心有不甘。还好，终于模模糊糊听得一位老大爷在喊：“巴金，巴金！”我知道至少李家祠堂的影子可以找到了。果然，有两三位老大爷出来了，其中有一位八十五岁的大爷据说是老居委会的主任，曾多次接待过寻找李家祠堂的人，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沿着窄窄的街道走了进去。
李氏家族在入川之前，世居嘉兴。巴金的高祖李文熙（别号介庵）入川还是嘉庆年间的事情，而李文熙的哥哥李寅熙（别号秋门）一支人则一直在嘉兴生活。同治年间，巴金的二伯祖李忠清在塘汇修建了李家祠堂。在八十年代写作的《随想录·西湖》中，巴金曾经谈到过祖籍的事情，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回答嘉兴一中教师朱金生的信中，巴金再次谈道：“我的高祖李介庵从嘉兴到四川，五代了。一九二三年从四川出来，一年中两次到嘉兴，住在一位伯祖的家中，在塘汇有一间‘李家祠堂’。”巴金这一年两次到塘汇，现有他自己在一九二四年初写的《嘉兴杂忆》（残稿）为证，该文详细地记述了他和三哥尧林两次祭扫李家祠堂的情况。第一次大约是在六月初，先是坐火车到嘉兴，再是乘船到塘汇，“船虽然小，然而湖面却宽，望着一碧无际的水波，令人眼界爽快。两岸有几处种有柳树及其他的树木，投影于波中，载沉载浮。最妙的是摇橹的声音，橹一摇，水便起了一种声音，这是很有节奏，不急不徐，不高不低，并且很幽雅的。这种声音至今还留在我耳边”。
我们穿行的街靠河的一边是破败不堪的老房子，如今已经很少住人了，另一面是改造过的或者近几十年翻建的房子，现在依旧住着很多人家。几位老人先是带着我们看巴金当年下船的地方，大约是个小埠头，在老房子的那一侧，但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又走了几步，有一栋破房子，老人们说是巴金当年喝茶的茶楼，现在当然也是废弃不用了。喝茶的事情，巴金在文章中倒是写了几笔。“一面临着街，一面靠着湖，有一排破烂窗户，推开窗户便可望见绿波。非仅如此，因为地板也破了，中有缝隙，从此处也可见地下的水波。”他们是在等待祠堂中收拾好，因为年久失修，加上族人管理不善，祠堂早已破败不堪了。后来是巴金将这次看到的情况写信报告给四川的家里，四川的族人出了钱重修，才有了巴金第二次到塘汇来，那已经是一九二四年的一月中旬了。三十一年后，巴金和黄裳还曾到过嘉兴城一次，因为当时黄裳的夫人正在嘉兴读书，同来的还有巴金的女儿李小林。
几位老人比比划划将李家祠堂的大体位置指给我们看了看，祠堂毁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原址上现在挤满了房子。资料上说祠堂不大，两楹，有一天井，但我感觉已经不小了。祠堂的另外一头是稻田，老人们回忆还有一棵大榆树在田边，祠堂拆后多年还在。老人们也都看到过祠堂前面立的碑，上面写的什么字，都不清楚，祠堂毁后这块碑也不知道去向了。“祠堂的门就对着这座房子，这个房子还是老的。”一位老人指着沿河的两层小楼说。但我看沿河的这排老房子现在实用价值也不大了，不久大概也将被拆掉。过去总以为墨写的文字最容易被涂抹掉，没有想到砖石瓦块盖起的建筑却远远没有文字更能经风历雨，没有办法，这是现实教导我们的。
南京
一九二四年一月，巴金从嘉兴回到上海后，即去了南京，进东南大学附属高中读书。直到一九二五年夏天毕业后，才离开南京。这段非常清苦的读书生活，在他后来的散文名篇《繁星》中曾这样描述：“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它们就是我的朋友，它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这个地方当时的地址是北门桥鱼市街21号。后来有记者沿南京长江路西行探访，在街尽头处，有估衣廊的巷子，向北走到头，便是如今桥身尚存的北门桥，过了桥便是鱼市街，可惜如今的门牌号到14号便中止了，看来巴金住的房子已经不存了。
如今的南京虽然比上海要清静，但我知道要想找巴金那样看星星的“静寂的夜”也是奢侈的事情。不知如今的这个校园是不是当年东南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园，不过，今天的南京师大附中的校园里，却处处有巴金的存在。巴金却与这所学校的校友会的老师曾有书信往来，也曾捐赠过图书给这个学校。
刚进门，远远地就能望见一个教学楼上有巴金的题词“育人”，校园中还有“青春是美好的”巴金的手迹。在校图书馆前有巴金一尊铜像，这尊塑像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盛扬教授设计的，像下是一九九二年十月巴金“掏出心来”的题词，基座一侧写明，此像是一九九〇年由香港校友倡议设立的，“以表达对我国这位著名文学家的崇敬”，此举得到了美、日、韩等多位校友的支持，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落成。像的另外一侧是巴金先生的简介：“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九二五年在我校前身东南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巴金先生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他积极投身于中国新文学的开创和建设，为中华民族文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像前有一盆花，似乎是学生们献上的，让巴金先生的面前总有鲜花，间隔了几代人，如今学子的祝福同样是真挚的。
桂林
桂林是巴金抗战后避居的内地城市，抗战中，他曾几次生活在桂林：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广州陷落前，巴金和萧珊乘船经梧州、石龙至柳州，又从柳州乘车到达桂林的，此时已是十一月十日左右，到桂林后寄居在漓江东岸福隆街的林憾庐处，直到次年二月才离开。一九四一年八月又重返桂林，住到次年三月。一九四二年十月中旬，再回桂林，这次住到一九四四年五月。这一定是他留下难忘印象的一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巴金与好友林憾庐比邻而居，与恋人萧珊结伴而行。巴金在这座城市里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开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这座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也见证巴金这样的文化人在炮火下不屈不挠续写民族文化新篇章的壮举。
巴金曾在文章中描述他们在桂林的住处：“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东岸。……我爱木板的小房间。我爱镂花的糊纸窗户，我爱生满青苔的天井，我爱后面那个可以做马厩的院子。我常常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似地立在前面。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难所。每次要听见了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走去。我们常常在中途田野间停下来，坐在树下……”（《桂林在受难中》）当时来过这里的人曾这样描述巴金在桂林的“家”：“他住在漓江东岸一条新辟马路旁的一间木屋子里，三个朋友住在一起从事写作。屋子很窄小，一进门就是客厅，中间放了一张吃饭的方桌，旁边的‘余地’就很少了。客厅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堆满了书籍，一张小桌子上做了他的书案，他的写作之地也就在这里。自从来到桂林，他已完成了十部以上的创作及译作，最近翻译的斯托姆短篇小说《迟开的蔷薇》刚由文化出版社印就问世，虽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给予读者的注意力却很强，销路也很广。现在他正在翻译屠格涅夫的一部长篇小说，不久即可杀青。他的工作很忙，一面自己要写作、翻译，一面要和文化出版社编书、校对稿件。常常写作到半夜，还不停下他的笔，所以他的近视眼的深度，也和他的文学修养的程度差不多了。”（魏岑《在巴金的家里——桂林通讯》，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出版《春秋》第一卷第八期）好一幅战时闲情图。
在桂林的地图上，还能够看到福隆园的字样，增加了我的信心。但到了福隆园又一片茫然，在漓江东岸的这片地方，现在是居住和商业的混杂区，哪里找巴金过去住过的地方？这个地方靠江边的一条街，因为有观光的效应，修整得非常整洁，建筑也多是新式的，但里面的一条，则是百姓的生活区，杂乱不堪。沿街往里面走，虽然也有些老房子，但寻不到当年的具体位置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光是诗句，实际生活中也常碰到的，沿着一条胡同往里走，我突然看到了大片的菜地。我实在想不出在现代化的城市中，居然会有这么一大块菜地，五月的青菜长势正好，有很多人在菜畦中浇水施肥，远望就是那著名的七星岩，这不就是巴金当年所住的区域吗，他们的后门是菜园，远处是躲避日机轰炸的七星岩。我兴奋得几乎叫起来，赶紧拿出相机，不断地拍下这闹市中的“桃源”。田间劳动的人们不知道，不去拍近在眼前的漓江，拍菜地干什么了。
在桂林，我毕竟还找到了与巴金有关的菜地，这种兴奋在回上海的飞机上还在持续着。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走进巴金的家
一、从淮海路到武康路
我经常沿着高安路，穿过淮海路，走上湖南路，来到武康路一一三号。
这是一条两旁有着梧桐树的路。入秋，有雨的日子，路面上飘零着一片片落叶。深秋时节，风追逐着黄叶从脚边跑过。到淮海路口，人和车都多起来了，仿佛一下子把我从宁静的个人世界推到了滚滚红尘中，眼前的一切在瞬间让我迷失了方向，但常常也让我在恍惚中又有时空错乱的感觉。
不知道几十年前，这个路口是什么样子？因为我的目的地是巴金的家，在绿灯亮起前的一刻，我常常想在眼前的人流中寻找巴金的身影。“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这是他为一幅画像的题词，我不曾见过他走路的模样，是健步如飞，还是步履蹒跚？这个离巴金家这么近的路口，是否能捕捉到他的身影？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巴金的日记就曾记载：“十一点半辛笛来约我去衡山饭店午饭，萧珊后来。两点送辛笛到淮海中路搭二十六路无轨电车。”二十六路车站没有变吧？从淮海路、高安路路口向左望去，就应当是这里。在巴金的记载中，他曾经坐过这路车：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还是与辛笛有关：“五点前夏景凡来，坐了一个多钟头。六点一刻和他一起出去，我和萧珊去辛笛家吃晚饭，在陕西北路南京西路口和景凡分手。在辛笛家谈了一阵，蔡公才来。晚饭后，辛笛还请我们喝咖啡。九点后我们同蔡公一起走出辛笛家，仍搭二十四路车转二十六路车到淮海路高安路口。”这是通往巴金家的一个路口，几十年里不知多少次，他从这里走回家：“两点到文化俱乐部出席两点半举行的市政协学委会扩大会议，金公和王致中在会上作了报告，六点一刻后结束。在中餐厅吃过晚饭，坐三轮车回家。喝了一杯茶，搭二十六路车到徐汇剧场观摩上海演出团演出的《南方战歌》。这是根据上海人艺改编本话剧《南方来信》改编的京剧。散戏后仍搭二十六路车到高安路，步行回家。”（巴金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日记）
四五十年前的情景从眼前掠过，在匆匆的人群中，我想象着、寻找着，就这样走过湖南路，在武康路口右转，来到了巴金家的门前。
呈现在你面前的是高高的院墙，一扇大铁门，还有一幢为树木环抱着的小洋楼。这就是武康路一一三号巴金故居。一九七九年，巴金的友人、翻译家杨苡曾以带着情感的笔调，描述了这扇门和这座为诸多中外人士所熟悉的房子：
我站在一个油漆得崭新的大门前。这是一条幽静的街道，完全摆脱了这个城市的喧嚣。我仔细端详着那崭新的电铃，忽然发现庭院里那棵棕榈树已经长得那样高大了，一扇扇大叶向墙外探身，仿佛在告诉路人，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默默地承受着风暴，却不曾被摧毁，一如庭院内它的主人。（杨苡：《坚强的人——访问巴金》）
二、武康路一一三号的身世之谜
这座房子建于一九二三年，据说最初的主人是英国人毛特宝·林海。巴金研究专家李存光有一次路过这里说：一九二三年恰恰是巴金离开四川老家来到上海的年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好像这栋房子早就为巴金准备好了似的。不过，它在这里等了三十二年，巴金才搬进来。
一九五五年，找房子曾是巴金夫妇反复讨论的话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日，萧珊致信在北京开人大会的巴金：“靳以说他们那里有一个四间头的公寓，你自然不要。”四天后，巴金的回信中谈了他对房子的要求：“房子暂不搬，我希望能在明年初找到弄堂房子或小洋房搬家。我希望靠土地。公寓房子漂亮而不合我的要求。”两天后，萧珊的信中又涉及找房子的事情：“蒲园的房子已经出租，三百单位一月。靳以说如果我们要以后可能有。但那地方地基不好，常常做大水。”（萧珊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致巴金）或许这所房子，他们以前去看过，没有下决心租下。另外，这也可以看出，与巴金亲近的朋友们都在为他留心房子。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巴金什么时候租住武康路一一三号的房子，一直语焉不详，只认为他们一家是一九五五年九月搬进来的，但没有更为确切的证据，我一直觉得这是个挺大的遗憾。想不到，前几天在整理巴金先生书桌中的资料时，突然发现三张房租收据，偏偏就是最初承租时收据，不禁让人喜出望外。这张凭条是用英文打字，有A.Springborg的手写签名，上方有中文写的一行字，复述了英文内容，后面还有明细。
全文如下：
今收到上海武康路一一三号房屋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房租计人民币肆佰玖拾元零壹角正，此据。
另外两份格式与此差不多，是接下半年的付费收据，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签署的是：“今收到上海武康路一一三号房屋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房租计人民币肆佰叁拾贰元陆角正，此据。”一九五六年六月十日签下的是：“今收到上海武康路一一三号房租，自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起至一九五六年六月卅日止，计人民币肆佰叁拾贰元陆角正。”
根据这三份收据和后面的明细，我们可以掌握这样一些信息：
1.巴金是从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开始承租这座房子的；八月九日，他去付了房租税（这笔费用最终由房主承担，因此予以扣除）。
2.当时这个房子每月的房租是人民币一百四十四元二角。
3.涉及这座房子的历史，这座房子的房主是Maud Pauline Hay，后来他回到英国后去世，由其夫人托付给其代理人A.Springborg来代管（据说为丹麦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巴金一家搬进来之前，这座房子是做什么用的？有资料说：武康路一一三号，建于一九二三年，于一九四八年改建，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曾作为苏联商务代表处，这是不确切的。今年秋天，我有幸联系到武康路一一三号的老住户李效朴，据他回忆：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左右，他们家住在这里。李效朴是李研吾之子，李研吾（一九一六—一九八七），山东莱西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参加革命，曾任山东省潍坊市委书记，一九四九年南下解放上海，是上海南市（邑庙）区委书记。李效朴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三年，领导干部不准佩带武器，其父亲有一把手枪即将上缴，颇有依依不舍之意。一天清晨，父亲喊醒他，提着驳壳枪来到花园角落的一口水井旁，朝井里放了十几枪，又把着他的手打了几枪（李效朴：《父辈和我的收藏往事》，未刊稿）。武康路一一三号花园的东南角，这口井至今仍存。李先生还向笔者提供说，他知道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至少还有两家住过这里，一家主人是刘坦，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一家主人是李干辉，曾是省港大罢工和百色起义的发起者之一。至于他们入住前房子的情况，他也不太清楚（李效朴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六日十八时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提供的信息）。
在一份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一名《商用地图》）上，我查到的武康路一一三号为：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和影片出品协会两个机构。后一个机构是什么，尚无实据，但据巴金的家人回忆，原来连着这座房子客厅的是一个小房子，就是电影放映室，巴金的儿女住进来时，这个房间放满了小人书，这里曾是他们童年的乐园。巴金的日记记载，这间放映室直到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房屋大修的时候才拆除（巴金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日记）。这似乎印证了影片出品协会这个机构的存在。从以上的信息中，至少还有一段空白时间段，巴金家住进前又是谁在住呢？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是一九四九年前，而不是之后住在这里吗？徐开垒的《巴金传》中曾这样写：“它原为一个法国侨民租用，后来业主退租回国，曾由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使用，恰好这时中共中央为改善知识分子居住条件，请上海市委拨出一部分房屋给各有关单位，这座房子也就腾了出来，交给作家协会让巴金考虑。……这样，在一九五五年国庆前几天，全家就从淮海坊搬了过去。”（徐开垒：《巴金传》第四三九页，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第二版）这部《巴金传》完成于巴金生前，有很多史料得自于对巴金的采访，这个说法是否来自于巴金呢？
看来，很多问题还是一个谜。比如最初造这座房子的人的身份，他住了多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这二十多年中都有谁在这里住过呢？暂时还找不到确切的资料支持，希望更多亲历者和历史研究者能够帮助我们，在今后的岁月中解开这些谜。
三、幸福的一家
巴金对新房子很满意，一九五六年初，黎之曾跟随林默涵到南方各地了解情况，对巴金的“大房子”印象颇深：“记得巴金住的是一幢小花园洋房。我们去时他正带着一个小女孩在院子里玩。在他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巴老主要谈他的工作、写作环境很好，他带我们看了把一个小阳台改造成的书房。临别时顺便还参观了一下他的一楼藏书室。”（黎之：《文坛风云录》第四十七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版）
刚搬不久，巴金曾写过他们一家人的生活：
我坐在床沿上对五岁的男孩讲故事，躺在被窝里的孩子睁大眼睛安静地听着，他的母亲走过来望着他漆黑发亮的眼珠微笑。孩子的十岁的姐姐练好钢琴上楼来了，一进门就亲热地唤“妈妈”。母亲转过身去照料女儿，带着她到浴室去了。楼下花园篱笆外面响起了一对过路的青年男女的快乐的歌声，歌声不高，但是我们在房里听得很清楚……
我走到隔壁书房里，在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我觉得全身充满幸福的感觉。……我们愿望各国人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仍然愿望和平与建设给全世界带来幸福和繁荣，愿望各国人民依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共同为我们的下一代安排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一九五六年新年随笔》）
这个家中，巴金每天活动很多，操持家的是女主人萧珊，她与巴金的恋爱传奇和人生遭际，读过巴金那篇著名的《怀念萧珊》的人都会了解，我就不在这里饶舌了。我想说的是长期以来，“巴金的妻子”的光环掩盖了萧珊作为杰出的翻译家的身份。巴金说：“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不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得到人们的推崇。不妨引用几位作家、翻译家的话来说明萧珊在翻译上的成就。曹葆华，早年是一位诗人，后来长期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是位严谨的翻译家。巴金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萧珊的信中说：“刚才曹葆华来，他患心脏病，在休养，用俄文对照读了你译的《初恋》，大大称赞你的译文。”（《家书》第五五二页，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曾经协助鲁迅主编《译文》的黄源也曾对巴金说：“她的清丽的译笔，也是我所喜爱的。……她译的屠格涅夫的作品，无论如何是不朽的，我私心愿你将来悉心地再为她校阅、加工，保留下来，后世的人们依然会喜阅的。”（黄源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致巴金，《黄源文集》第六卷第四页，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一月版）穆旦也曾经写信给巴金：“不久前有两位物理系教师自我处借去《别尔金小说集》去看，看后盛赞普希金的艺术和译者文笔的清新。……她的努力没有白费，我高兴至今她被人所赞赏。”（穆旦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致巴金，《穆旦诗文集》第二卷第一三六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四月版）穆旦精通俄罗斯文学，我想在这里他不仅仅是在转述两位读者的看法，也代表着他内心的评价。黄裳对萧珊译文的评价是：“她有她自己的风格，她用她特有的女性纤细灵巧的感觉，用祖国的语言重述了屠格涅夫笔下的美丽动人的故事，译文是很美的。”他还说：“我希望，她的遗译还会有重印的机会。”（《萧珊的书》，《黄裳文集》榆下卷第一七二页，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四月版）
作为操持家务的女主人，通过巴金故居收藏的买菜的账本等，看到她为这个家的操劳。还有她对子女的爱。摆放在巴金故居一楼餐厅中的钢琴，正是一九五三年当萧珊第一部译作《阿细亚》出版后，她用稿费给女儿买的。在一些书信中，还能看到做母亲的“絮叨”：“盐李饼一包，盐金枣一包，这东西天热劳动时放在口里很好，五小包发酵粉，一包压缩酱菜（你吃吃，如好，将来可邮寄来），这些东西你或者都不喜欢，会怪我多事，那么原谅我吧，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李小棠）
在这个家的每个角落、每一处，从家具，到园中的草木，都能追寻到女主人的踪迹。尽管她已经去世多年，但是在巴金先生的书桌上，一直摆着她的照片；她的骨灰也一直放在巴金的床头，直到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两人的骨灰搀和在一起洒向了大海。
四、花花草草
巴金故居无论是主楼还是两座辅楼，都是在绿树的掩映中，在一座大花园里。但通常讲到花园，还是主楼南面有草坪的这块地方。作家矫健曾经描述“文革”中他所见到的“巴金花园”：
这是一座恬静、秀丽的花园。草坪绿茵茵的，冬青树墨绿、油亮；花园边上耸立着一座洋房，门窗、屋檐的油漆虽已剥落，但也看得出一层淡淡的绿色。夕阳西下，一抹金光投入这绿色的世界，更渲染出寂静、安宁的气氛。
打开窗子，就看见巴金花园了。啊，花园那么美，花园那么恬静！那座绿色的洋房，百叶窗都关着，好像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又是黄昏时候，几朵小花绽开在青草中间，晚风徐徐，小花在夕阳的余辉里摇摇晃晃……（矫健《到巴金花园去》，《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第八期）
这曾经是一家人其乐融融欢聚的地方，也是巴金散步、沉思的地方，它储存了这个家庭不同时代的记忆。“文革”之后，巴金在文章中深情地追忆过当年养过的小狗“包弟”，更思念当年在草坪上逗着包弟玩的妻子萧珊。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堵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随想录·小狗包弟》）
临着花园环绕着主楼的路是巴金通常散步的路，他在作品中也提到过：“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真话集〉后记》）我见过一张一九五五年秋天的照片，是巴金一家刚搬到这里不久所摄，照片中还有靳以一家，巴金穿着西服，规矩地站在草地上。他的身后是花园的左边，只有一棵不太高的小树。右侧这边也不像有大树的样子，那么，这棵高大的广玉兰应当是巴金一家搬进来后栽的。徐开垒在《巴金传》中也提到：玉兰树和樱花都是巴金成都老家有过的花木，所以特意栽种了这两种（《巴金传》，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第二版）。广玉兰如今已是参天大树了，树冠与主楼齐高，树阴也占了草坪的一大半。
在巴金一九六四年日记中，还记下园中种花的事情：“花店送花树来，并代种树、栽花。”（巴金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九日日记）“中饭后南洋花店的同志送来樱花两株，并替我们种上，现在我们园子里有了五株樱花了。”（巴金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日记）有五株樱花，可见巴金对樱花的喜欢，一九五五年住进来的时候，他就买过两株：
但是我对樱花早就有了感情。在我的院子里竹篱边便有两株樱花，这是我七年前用二十元的代价买来种上的。两株花品种不同，却一样长得好，一年一度按时开花，而且花朵不少。今年花开较迟，但即使在花开的时候，我从窗口望出去，篱边也还是一片绿色（篱下点缀了几朵红色和白色的月季）。……我说不出我家里两株不同的樱花叫做什么。它们都是先发叶后开花，所以盛开的时候，树上也是绿多于白，跟我在日本见到的不同。……我在自己家中有机会一年一度地欣赏樱花，这是一种幸福，我不仅可以重温友谊旅行的旧梦，我还有和日本朋友重聚的快乐感觉。……就以我这里的两株樱花为例，它们一年比一年高大、一年比一年茂盛，不过短短的几年，它们就长成大树了。（巴金《富士山和樱花》）
樱花让他想起日本友人的友情，也为这个园中的春天增添了怒放的欢畅。如今，巴金的花园中的草坪上还有一棵樱花，春天里她仍然开放着，想来有四五十年的树龄了。从文字记载看，这个园中的牡丹、月季、桂花，一年四季都装点出不同的风景，妻子的书信中经常向出差的丈夫报告花的消息：
今天桂花开始开了，金桂、银桂都绽出几朵小花来，只是靠秋千的那枝依然故我。你回来之时，当然满园芳香了。（萧珊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致巴金信）
园子里现在很美，但你回家时，杜鹃一定都谢了……（萧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致巴金信）
家里牡丹全开了，殷红如锦，可惜你又看不到了。（萧珊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七日致巴金信）秋天，他们还种过菊花（萧珊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九日致巴金：“昨天花园的廊前又种了菊花，新买到的，虽然种子不好，但总比光秃秃的好看多了。”《家书》），老照片上能够看出紫藤，如今，紫藤已经长得苍劲有力，其中一枝缠绕在水杉上，直奔云霄。葡萄架前，巴金一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留下不少照片，可见这是他们欢喜的玩处。刚来不到一年，萧珊曾给巴金写信，谈到对这个园子的喜欢，可惜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但巴金的回信却保留下来了：
知道你喜欢我们的房子，我很高兴，我很喜欢我们那块草地和葡萄架，我回来葡萄一定结得很多很大了。孩子们高兴，我也高兴。希望书架能够在那个时候弄好。……我希望在上海安静地住一个时候写点东西。（巴金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致萧珊信）
如今，紫藤仍在，葡萄架照原样恢复。往事随远，但有迹可寻。
关于巴金故居，还有很多细节可以说，篇幅有限只好留待日后再细细介绍，比如，放满了每间屋子的巴金的藏书……如果让我概括地讲它的特点，至少有三点：一、在中国现代作家故居中，它是作家居住时间最久的故居之一，完整地保存了作家的生活环境、工作场景等历史和人文氛围。二、八十年文献历史没有中断，如一些学术界人士评价：“像巴金故居这样，时间跨度如此长、中间没有中断、相对完整的作家文献资料，在国内名人故居和博物馆的收藏中实不多见。”三、众多中外作家及各界名人曾出入武康路巴金寓所，关于这座房子及其发生的故事也留下了很多回忆和文字，这里成为一个留下中国文学不同时期记忆的见证场所，也是几代读者寄托对巴金和那一代人情感的精神空间。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七日于武康路一一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