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大出版机构的发行所都在河南路，两家相处比邻，彼此竞争激烈。如商务发行《新字典》、《学生字典》、《国音字典》、《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百衲本二十四史》、《清稗类钞》、《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小说月报》、《儿童世界》、《英语周刊》等，中华书局便跟着发行《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标准国音小字典》、《辞海》、《中外地名辞典》、《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清朝野史大观》，《新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中华小说界》、《小朋友》、《中华英文周报》。甚至有一次涉及版权问题，诉诸法庭，双方大伤感情。
商务和中华的竞争，最突出的是被喻为“双包案”的两部大部头书的出版。商务于一九一九年刊行《四部丛刊》，中华于一九二四年跟着发行《四部备要》。《四部丛刊》由张元济主持编辑，樊炳清、姜殿扬、林志烜、张元炘、胡文楷、庄吕尘、孙义、丁英桂等力助而成，全部影印。原来商务的涵芬楼广收善本，具有优越条件，那么丛刊选取的版本，当然是最好的了。如初编全书三百二十三种，八千五百四十八卷，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写宋本十六，影写元本五，元写本一，明写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十八，日本高丽旧刻本四，释道藏本二，其余也属明清佳刻，名人校本，朱墨两笔校的，便用套版印行，先后两版。“一?二八”沪战中，再版之书，大多化灰为烬。一九三六年发行缩版本，有平装的，有精装布面的。初编二百四十册，续编五百册，三编五百册。如顾亭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查东山的《罪惟录》，都是手稿本，为外间所未见，也列入三编之中。
中华的《四部备要》，主持的是陆费伯鸿、高野侯、丁竹荪、吴志抱等。陆费伯鸿辑印《备要》的动机，表面上说是由于他的前五代祖父陆费墀总校《四库全书》而思有所继承，讳言步商务后尘。他在《备要》缘起上有那么几句话；“先太高祖宗伯公讳墀，通籍入词林。《四库全书》开局，以编修任总校官，后任副总裁，前后二十年，任职之专且久，鲜与匹焉。晚岁构宅于嘉兴府城外角里街，颜其阁曰‘枝荫’，多藏四库副本。洪杨之乱毁于火，今者甪里街鞠为茂草矣。小子不敏，未能多读古书，然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家乘，辄心向往之。”这里说得何等冠冕堂皇啊！实则他看到商务刊行《丛刊》，暗地羡慕不已。恰巧当时杭州八千卷楼旧主人丁辅之昆仲，把创制的仿宋铅字让给中华，陆费伯鸿就用仿宋字印行《备要》，在报上大事宣传，称为聚珍仿宋版，也依据最精善本，如《五经古注》用宋岳珂相台本，《十三经注疏》用清阮元附校勘记本，《鱼玄机诗集》用北宋本，《陆放翁全集》用明汲古阁本。第一集，选书四十八种，四百零五册，刊印样本，发售预约。订明五年出齐五集，全书三百五十一种，连史纸线装二千五百册，定价九百元。后来又印行精装点句本。
我友吴铁声，他服务中华书局数十年，深知当时情况。据他见告：商务印书馆辑印的《四部丛刊》，选择宋元明清较好的版本影印，对稀少古本的复印与流传，是有一定贡献的。记得有一次，商务刊登广告，说《四部丛刊》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本之鲁鱼亥豕，错误百出。陆费伯鸿不甘缄默，也刊登广告，针锋相对，说《四部备要》根据善本排印，经过多次校对，还订正了原本的错误。不像影印古本，有的以讹传讹，印刷上的墨污，把“大”字变成“犬”字或“太”字等等，贻误读者。中华书局还在广告中重金征求读者意见说：如能指出《四部备要》排印本错误者，每一字酬以一元。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同行嫉妒，营业上互相竞争，这原是常事。但是因此也成了一件好事，《四部备要》中存在的错字，当然不少，前人说得好，校书如扫落叶，一面扫，一面生，确是难免的。自经读者来信指出，书局付出酬金数千元，因而在《四部备要》重印时错字得以纠正，提高了质量。
搜罗广博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商务印书馆所刊行的工具书，有些于社会贡献较大。《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便是其中之一。
该书刊行于一九三一年五月，精装一大册，凡三百余万言，编辑者有谢寿昌、陈镐基、傅运森、殷惟龢、方宾观、谭廉、张堃、臧励龢诸人，由陆尔奎、方毅校订。
编刊该书的动机是这样的：臧励龢编辑《辞源》时，感到《辞源》虽收入地名七千余条，但由于体裁所限，不能把全国古今地名一一收入。而阅读书报，遇到地名，往往在《辞源》上无从查得，很不方便，因此他很想把《辞源》收入的七千余条作为基础，从事扩充，加之他少年时，爱好考古学，后又到处游历，东至榆关，西至巴蜀，南逾岭峤，北历燕赵，游踪所至，凡有关形势阨塞，郡国利病，无不随时纪录，这为他编刊地名辞典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过了一个时期，陆尔奎提议编《中国地名辞典》，由谢冠生主其事。一半尚未完成，谢就游欧离职，停顿了一年，臧便自告奋勇，晨钞暝写，经过三年才得以成书。书成臧也有事他去，校勘增订，由馆中其他编辑担任。中间商榷审核，邮书往还殆无虚日，这样又经过了四年，附入《行政区域表》、《全国铁路表》、《全国商埠表》、《各县异名表》。付印后，因政治区域有所变更，新置及新改诸地名未经列入，又增刊《地名大辞典补遗》，共一百多条，这在当时来说，内容是比较完备的。
这书搜罗广博，群经正史，《国语》、《国策》、《通鉴》，诸子及各种古籍有诠释的，无不采取。又地以人传，凡有名于世的名胜寺观、园亭台榭，即使已经零落湮没，也仍列旧名。其他如群山脉络，水道变迁，名城要塞，铁路交通，矿山商港，村镇圩集，无不新旧毕备。至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记胜》，《读史方舆纪要》、《清一通志》、各省通志等，更采辑周详，足资考证。
《百衲本二十四史》独缺《薛史》
商务印书馆辑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一九三○年发售预约，由张元济主其事。首冠一序，即出于张的手笔。原来，张元济曾听到叶德辉这样感叹：“有清一代提倡朴学，未能汇集善本，重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实为一大憾事。”所以他就发愿辑印旧本正史，才有刊行《百衲本二十四史》之举。当时所选用的版本，除《旧五代史》、《元史》、《明史》之外，都是用宋元版本影印的。逢到断笔、缺笔、花笔和欠周到之笔，都用朱笔描修；书版黝旧，则用粉笔垫衬。原版断烂，便据他本写配，总之手续繁多，殚精竭力，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全书约六万五千余页，分装八百余册，用金属版精印，分连史纸、毛边纸二种，都是线装本。书根上加印书名册数。当时的预约价，一次缴清的收三百元，分期缴清的收三百六十元，连史纸毛边纸价同。一九三一年八月，商务举行三十五周年纪念，曾发行特价。
该书原期于一九三三年全书出齐，不料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沪战爆发，敌机滥肆轰炸，商务总厂被毁，不但成书无存，即原版本也遭波及，那制成之版，完全化为灰烬，不得已，一方面补配原本，广事征求，一方面更制新版，重行印刷。赶至一九三三年年底，一至三期书才得印成。一九三四年三月重售预约的，只有连史纸一种，预约价四百八十元，订后即可取书十种。尚有十四种，分四、五两期续出。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全书八百二十册已告完成，但战时各地存书颇多损失，抗战胜利后，清偿预约户，所存的书已为数不多了。可是由于一度主持者对于线装书不加重视，把仅存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贱价售出，全部售价低至六七十元，那《衲史》六开本的原铅皮版，作为废品处理，因此一时不易重印了。
《衲史》的唯一遗憾，就是《旧五代史》没有找到薛居正原书，用的是吴兴刘氏刊原辑《大典》本。当时商务不惜重价征求，遍登申、新各报，历时很久。那登报广告是这样说的：
“殿本《旧五代史》，辑自《永乐大典》，并非薛氏原书，然不敢谓必亡也。昔闻有人于殿本刊行后，曾见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本，有谢在杭，许芳城藏印，甚以当日修史诸臣未见其书为借。又明末福建连江陈氏世善堂，清初浙江余姚黄氏续钞堂，均有其书，安知今日不尚在人间。敝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虽选定《大典》有注本，然欲餍读者之望，愿出重价，搜访原书。敬告各界人士，如藏有旧刻薛氏《五代史》原书者，倘蒙慨允见让全书，固极欢迎，即零卷散叶，亦甚快睹，请即摄照一叶，寄至敝馆总务处出版科，并示价格，当即通信商议，如不愿割爱，仅允借照，敝馆亦可遵办，别议报酬，伏维公鉴。”
上述广告登载后，没人应征，仅有某某和商务接洽，说该书时为安徽歙县诗人汪允宗所藏，一九一五年让给某书贾，但谓是书为大定刊本，与所说金承安转运司刊本已有出入，且名《五代书》，不作《五代史》。商务辗转探索，迷离惝恍，不得要领。结果该馆只能把刘氏嘉业堂所刻《大典》注本列入《衲史》中。按《大典》本为余姚邵晋涵取《永乐大典》所引《薛史》掇拾成文，不足，更补以《册府元龟》所引，以及《太平御览》、《五代会要》、《通鉴考异》等书数十种，有的入正史，有的作附注，也一一载明来历，四库馆臣，复加参订，书成奏进，勅许颁行。最先刊印的为武英殿本，主其事的，把所注原辑卷数尽行削去，彭元瑞力争不从，《薛史》真面目不可复见。同时有《四库全书》写本，南昌熊氏据以影印，仍有删削之处，刘本得诸甬东抱经楼卢氏，疑亦当时传录之本，所列附注凡一千三百七十条，彼此对校，殿本少于刘本凡五百三十八条，库本少于刘本凡四百七十一条。刘本较为完备。
至于《旧五代史》是怎样一部书呢?原来赵匡胤开宝六年(公元九七三年)诏修《五代史》，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次年书成，共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后来欧阳修认为《薛史》繁琐失实，重加修订，修成后藏在家里。欧阳修死后，朝廷取付国子监刊行，因此《五代史》有新旧之分，实则各有优缺点，很难轩轾。经过了若干年，废去了《薛史》，从此《薛史》传本日稀。
《薛史》在元、明时虽流行不广，但尚未全绝。明末黄梨洲即有是书，当时吴任臣作《十国春秋》，曾向黄氏借阅。以后黄氏藏书遭到水火之灾，该书是否被毁，无从查考。上述关于汪允宗所藏，张元济在《校史随笔》中曾详载其事，且转录汪氏《货书记》一篇，据说该书一九一五年在香港卖给广东书商，从此便不知下落。也有人说，汪氏藏本为丁乃扬所得，但丁秘而不宣，托言移家时失去。张舜徽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和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都谈到这部书，都希望该书尚在人间，有出而与读者相见的一天。
溧阳人彭谷声，解放初写信给我，信中云：“《薛史》为海内著名孤本，先祖宦粤时所得，有鉴于清明上河图故事，从不轻示于人。抗战时期，弟亲自挑至皖南，始克保全。”（当时谷声曾请吴湖帆绘千里负书图以为纪念）谷声二十年前客死西陲，我曾写信给他的儿子长卿询及这事，得到长卿复信，大意说：“当时年幼，不知道这回事，或许父亲离沪时寄存戚友处也未可知。”但是经过查询，始终没有发现，成为一个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