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川
当代作家中，以都市生活经验为写作题材的不乏其多，但能够在都市经验中融入现实社会人的生存困境并对其进行精神透析的作家并不多见，特别是对不同阶层的人物、不同环境的事件、不同思维的精准把握，使小说叙事书写得淋漓尽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又能在每个人物的一言一行中让读者不时哑然一笑还充满回味与思考，辽宁满族作家孙春平即是其中之一。
孙春平是地道的辽西满族人，自幼生长于辽西走廊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工家庭，以此为圆心，在他成长与写作过程中从来没有远离过这里。他中学毕业后当过知青，回城后进入锦州铁路局，当过工人、库管员和共青团干部、党委宣传干事，后调入市文联和省作协担任职务。孙春平的创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许是铁路系统“半军事化”管理的相对封闭性，使他的内心中总有一种“突围”的情绪裔蠢欲动，或者说这种“半军事化”系统的局促与压抑促使他有了创作的冲动，因为文学的思维与想象是开放而展飞的。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用灌注情感的笔来写自己的生活，写身边的故事，写周围的人。由此一发不可止，随着经验的丰富、阅历的深入，他的小说就像一颗青涩的山果越来越圆润，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深刻。在冷静的剖析和不断的丰富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现实主义风格，在思想的超越与身体的融入中，使作品叙事直抵社会最深层的现象与人类最敏感的神经。时至今日，已过花甲之年的孙春平在四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收获了丰厚的果实。相继出版过长篇小说《江心无岛》《县委书记》《蟹之谣》《老师本是老实人》等五部，发表中篇小说五十余篇，短篇小说及小小说百余篇，结集出版的有《逐鹿松竹园》《路劫》《天地之间有杆秤》《怕羞的木头》《公务员内参》《小兵破案》《讲究》《老人与狐》等，还主笔参与影视剧编剧《阿C的口福》《远方有绿灯》《爱情二十年》《欢乐农家》《金色农家》等多部集。孙春平也因此先后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人民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多种文学奖励。
一
这本集子中收录的是孙春平近十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虽然大多已经发表过，如《学者出行》（《人民文学》2002年5期）、《彭雪莲的第二职业》（《上海文学》2006年4期）、《晚霞乘务》《芒种》2012年21期）、（43里公约》（《当代》2013年3期）、《出门远行》（《北京文学》2014年2期）等等。但是，这些中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代表了孙春平新世纪以来的创作精华，是他思想巅峰的成熟之作，在小说的都市经验与传奇叙事中，展现出现实的丰富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同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丰满而多样，涉及底层、高校与官场等多种社会层级，有工人、理发师、乘务员、出租司机等普通劳动者，也有受人尊敬的高校教师、学者以及掌握权力的官员。通过小说的叙事和人物的形象，可以看出孙春平对社会现象与人物塑造的控制能力。孙春平自己也说，小说人物的塑造没有特定的原型，他们都是来自于自已对生活的理解、感受和想象，或者杂取生活中活灵活现的众生的某一个特征，进而整合成一个具体的人物。这一个又一个众生的特征，使他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个体，而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凸显出时代性的社会系统运行的轨迹。
就像德国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说过的那样：“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和他一起生长、跟他一起死亡：在每一座墓碑下都埋葬着一整部世界史。”对于沉浸在人类精神世界中垦荒的作家们更是如此，相伴他们一起生长和死亡的往往是交融而又平行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作家自己的存在世界，是现实的、琐碎的日常生活；而另一个则是作家创作的精神世界，是形而上的、先验的叙事空间。对作家而言，这两个世界是他们成长经验、文化反哺和人生思考的永恒的过程，特别是后一种的精神世界，促使他们永远不会停歇地在这条路上行走，并让自己成为精神的先觉者和生活的践行者，在人类的精神空间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独立的，同时又新鲜而普适的世界性叙事。
孙春平精神世界的“世界史”就是以虚实并存的“北口”为中心，展开了这个都市及其周边的精神对话和思想碰撞。“北口”这个城市既是虚构的，又是真实存在的。虚构是以精神世界的想象书写的，是写作者为了故事的展开或者叙事的需要而搭建的虚拟空间；而真实存在则是孙春平身心所在的经验呈现，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经验。比如：在《出门远行》中，作者这样向我们介绍北口市：“北口市虽不大，却是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商贾在此中转逗留的不少。”“北口市下岗的工人多蹬三轮的自然也多，拥堵了街道，影响了城市形象，于是警察和城管便规定街道，便驱赶惩罚，有时市里逼得紧，还没收‘作案’工具。”在《城里的黎明静悄悄》中，主人公袁宝亮让侦探查“北口市白桦湾小区G座2号门电话号码”。在《沽婚》中，小说叙事也是以“北口师范大学”的教师闻维坚和吕晓雯夫妇对婚姻和爱的交易来展开。《邻里公约》是城镇化改造潮流中“上级领导豪言壮语”“说要再打造一个新北口”背景下发生的故事。（晚霞乘务》则是写了“北口客运段”中乘务员的故事。
可以说，这本集子中的故事就是孙春平围绕着“北口”这座小城，以自己切身的都市体验，把生活在这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的困惑、苦痛、焦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现给我们，以聚焦的方式、小说的形态，展开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书写，每一个故事的叙事过程中，都投射出他的宽容心态和悲悯情怀。这种聚焦式叙事背景架构的好处，是能够使所有的故事建立在较为集中的视野之中，每一个故事既是独立的又是关联的，因而使阅读过程产生了一种期待。故事的展开也不再是单一线性的和点面的，而是由线性和点面的书写构成了一个丰富而立体的层级叙事空间，有农村，有铁路，有工厂，有校园。同时，多样复杂的人物形象贯穿于小说叙事之中，人物精神、人物心理和人物语言的开放性，使作者在丰富而立体的层级叙事空间中可以随意游走，不再拘泥于局部的真实和现实，沉溺于故事本身的趣味和奇特，而是透过生活表层的现实与现象，去观照众生存在的复杂关系，展现层级社会中人性的困惑和种种积淀。正是在虚拟空间与真实存在的紧密交合叙事中，小说创作必然会显现出一种叙事的真实感和转合的传奇性，使读者既能感受到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又能体验到社会现象背后的精神启示。如《出门远行》写了底层民众的艰难生存状态；《沽婚》写了一对受人尊重的高校教师，在现实社会中为了得到一点利益而不惜用世间最神圣的婚姻和最高尚的爱来当作交易的祛码，最终却弄假成真、鸡米皆失。这些小说都是建立在真实生活经验上的都市叙事，并在真实中融入作者的社会批判与精神思考。正如孙春平自己所说：“我觉得搞小说的人不能瞎编、瞎写。小说的第一要素是真实，细节、情节要真实，情感更要真实，你要让读者相信这是真事，他才会感动，而不再挑剔。一个细节的不真实，他就会觉得你在瞎编，在哄人，那他或者扔下书，或者继续挑肥拣瘦，就很难再迷恋到作品中去了。”
二
对生存在社会普通阶层的众生万象的关注，是孙春平小说选题与叙事的重要部分。比如《城里的黎明静悄悄》《出门远行》《彭雪莲的第二职业》《邻里公约》《晚霞乘务》等等。这些小说都是以都市中底层市民的生活为创作原点，以塑造小人物在物态欲望都市的生存状态为叙事主线。在孙春平看来，创作离不开生活，作家必须去熟悉现实生活，近距离地去了解和接触一些更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塑造出鲜活的人物。
《城里的黎明静悄悄》是充满传奇和悬疑色彩的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袁宝亮是“R美发沙龙”的一个理发师，在这个城市中，他不过就是一个从乡下出来学了点手艺为别人的美丽而卑躬屈膝、任人摆布的打工仔。作者却为他设置了一个既温柔蜜意又惊心凶险的叙事情境。小说的开头写袁宝亮在隆冬的清晨被一个“陌生”的女人用出租车送回住处，下车后的他在慰藉与温暖、黑暗与寒冷中还没有来得及缓过劲的时候，便被一个开着黑色雅阁轿车的司机“劫持”了。自此，小说在袁宝亮不断回忆和追索真相的痛苦煎熬中，围绕着两个人物展开：一个是与他秘密约会，又深藏不露的唐姐；一个是“劫持”他并胁迫他拍唐姐艳照、开着黑色雅阁轿车的司机。“唐姐是谁？她是不是真姓唐？她是做什么工作或生意的？她的家在哪里？她有没有先生和孩子？这些本应知道的却统统不知。”而那个司机好像又什么都知道，“仔细想想在汽车上的细节和对话，人家对你和唐姐的荒唐事早已是一清二楚，甚至知道你的手机号码、老家和其他基本情况。那他逼着拍艳照又是为了什么呢？”事实上，这些问题可能袁宝亮一直到最后死亡的一瞬间都没想明白。作者在小说中似乎并没有想告诉读者最终的真相，他只是在揭示一个小人物的都市遭遇，或者说揭示出隐藏在都市阴暗角落中的一种现实。而对主人公袁宝亮来说，他的遭遇无疑是既让人同情又让人鄙弃的。正如有读者所说的那样，孙春平的这篇小说“极力描写城市的莫测、凶险与神秘，打工仔在这里不过是被资本和权力捉弄的脆弱存在，悄无声息地消散在迷雾之中，散发出令人恐惧的彻骨荒寒。”
《彭雪莲的第二职业》是另一种都市特定时代风格的底层叙事。当代中国的社会开放状态，为人们打开了一道道通往财富的大门，许多人为了改善生活质量，都想方设法地开辟第二职业。那么，彭雪莲的第二职业是什么呢？她的第一职业是一家叫作“合成纺织厂”的女工，真正属于劳苦大众的那一类。她的丈夫在自己上班的工厂倒闭后，“为争日后的出路，和厂里雇来的保安人员发生了冲突”，用砖头将保安打成重伤致残被判刑八年。她拒绝了丈夫的离婚要求，执意要自己带着女儿等丈夫回来。然而现实生活毕竟不是理想主义的，即便是她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只有几百元的收入，无法改变拮据的生活，何况还有一个上学的女儿需要抚养。于是，她接受了同单位的一位大姐的“教育”，做起了第二职业——“全职保姆”，每个月开始“接待”几天从县城到省城讨账的老徐。小说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把彭雪莲与老徐的关系及其她的既被动又主动、既无奈又迎合的心理煎熬呈现出来。然而，老徐的碎死使小说情节急转直下。老徐的死也许不需要我们多想，也不需要认真探究，但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个沉重的故事该让我们如何理解彭雪莲，以及与她有着类似遭遇的女人们。
《出门远行》通过北口纺织厂失业工人罗玉林与孟芙蓉夫妇面对生活压力所做出的不同选择，揭示了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与压力的不堪重负。作者用较大的篇幅描写了下岗前生活的美好与下岗后生活的艰难，通过两者的比较，更突显做钟点工、摆摊卖烧烤、蹬三轮、开出租等的不易。在这样的生活重压下，不堪重负的孟芙蓉选择了以离婚的方式“出门远行”。离婚后，孟芙蓉并没有如她所说“出门远行”，而是选择嫁给了区国土资源局局长尹恒，开始了她的“积财”计划。尹局长虽然只是个科级干部，但在城市房地产业飞速发展的时代却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在孟芙蓉的眼里，这种人想不发财都难。但她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到儿子的理解，当儿子知道了父母离婚事实及母亲现有婚姻状况之后，性格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替考赚钱、放弃考入重点高中，为早点工作挣钱上了职业高中。他的这些选择与父母的期望无疑是背道而驰的。八年后，孟芙蓉信守“最多十年，我会回来”的约定又重新回到丈夫和儿子的身边。但时过境迁，儿子的拒绝同她八年近似卖身的经历相比，更使她肝肠寸断。这是一个当代版“娜拉出走”的故事，只不过，这里的主人公孟芙蓉不是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因为自己是丈夫的玩偶而出走，她是为了“拯救”丈夫与自己的家庭而出走，并用自己的身体去交换这个家庭未来的“幸福生活”。我们不禁会想，“娜拉”的二次出走会让她的未来生活幸福吗？
《晚霞乘务》写的是孙春平最为熟悉的铁路上的故事，因而在谋篇布局和叙事的过程中如鱼得水般顺畅。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没有设置悬疑嚎头，没有中心事件，只有中心人物——那些因春运期间急需人手又被重新请回来“即时披挂上阵，充实到客运生产第一线”的假退乘务员们。
小说的主人公苏赫锦是第一班晚霞乘务的列车长，她是临时替班踏上L805/6次列车的。每一个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列车就是一个暂时封闭的小社会，车上三教九流云集，形形色色的人，杂七杂八的事，因而也就会不断地发生一些琐碎的事情和矛盾冲突。诸如行李摆放不整齐、逃票蹭车、越级上访、空巢老人以及某县副县长带领维稳办的人上车查找为农民讨说法的上访医生等等，这些我们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在这趟列车上层出不穷，而乘务员与旅客之间、旅客与旅客之间、乘务员与乘务员之间的矛盾也在小说的叙事中一一展现出来。冲突、摩擦、突发事件、情感碰撞，小说似乎将苏赫锦此次的乘务任务数落了一遍，那些车上事，经过作者生动的描绘，不但看着热闹，而且变成经验之外的新鲜趣事，变得出乎意料。小说通过经验丰富的苏赫锦的眼晴逐渐深入，一连串意料之外、引人入胜的情节，使故事保持在饱满的情绪和诙谐的叙述之下。而幽默、乐观、会唱京韵大鼓的列车员曹保乐，又为小说增添了一层幽默的喜剧色彩。
《邻里公约》讲述的是搬进楼房的两位退休教师和小区开小卖部的农村来的一家人之间的故事。小说的主线以小卖部夫妇的女儿雯雯展开，贯穿始终。苏立言喜爱雯雯的乖巧，因同情小雯雯身处寒冷陋室的处境，让雯雯母女俩住到自己家里。为了雯雯上学前班，苏立言又托当派出所所长的学生把雯雯一家三口的户口也从农村落到了苏家。小说的前半部充满了天伦之乐与美好的人性，但理想主义的生存法则毕竟不能支撑起世俗社会的藩篱，美好的人性在人的欲望面前便显得那么的脆弱。雯雯爸因嫉妒而扭曲的情感，卖“特价烟”被查禁，面对媒体表现的言行等等，这些都直指人性中丑陋与肮脏的最深处，人心在最后又回到了原点。只是原初的美好已经不再，每个人的内心都留下伤痛，特别是那个精灵一样的小女孩雯雯。小说名为《邻里公约》，是对昔日淳朴人情岁月的怀念，还是对当下社会里人心不古的怨愤？前半部的美好似建在空中的楼阁，倒塌是必然的结果。
三
象牙塔，是人们对大学的一种代称，那里是许多人曾向往的地方，工作在大学校园中的教师也是受人尊重的。然而，构成孙春平校园系列的小说中，如已结集出版的《真太阳》《放飞的希望》《老师本是老实人》《老师本是解惑人》以及本集中的《学者出行》《沽婚》等，都从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示出校园中教师们的另一种生活状态和精神空间。他独特的视角在于，并不简单地以崇高、尊重、曲解等主观性意识去建构象牙塔及生存在其中的知识分子们的精神空间，而是尽量在校园、知识分子与社会的空隙中寻找叙事的张力。教育的神圣、校园的洁净、知识分子的高尚在孙春平这里被无情地置于社会的审判台上，他把神圣洁净的校园空间与高尚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冲击中无奈的堕落、挣扎的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他呼唤真正的、纯洁的善美的一种抒写手段。
《沽婚》中的主人公闻维坚是大学校园中一名被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也是一名“智者”。但作者并没有让他的智慧在教书育人中体现出来，而是将这种“智慧”赋予了诙谐的色彩，让它回归到人性的本来面目。
小说的开篇就交代了闻维坚与妻子吕晓雯离婚了，“闻维坚和吕晓雯的离婚不是因为感情”，“吕晓雯和闻维坚都是离不开柴米油盐的俗人，比不得梁山伯与祝英台或罗密欧与朱丽叶”，“闻吕二人离婚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经济，但不是因为两个人斤斤计较的小经济，而是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学校分房政策的大经济”。闻维坚为了在学校分房时多分一套房子，以“智者”的头脑想出了一个假离婚的办法，并且用数学老师的精准计算来谋划这件事情，当妻子吕晓雯说他是“瞪着眼睛做梦”时，闻维坚激动地说：“怎么是做梦，这叫事在人为，关键是提前算计，未雨绸缪。据我估计，尚未出笼的分房标准除了级别因素，也不能排除婚姻状况吧，正因为咱俩同在一校，已存在破解这道难题的前提条件，这事才有了可能。”并用计算公式的方法给妻子算出了一笔“数十万的底利数字”。二人一拍即合，而且离婚的时间、离婚的理由和离婚的过程都安排得天衣无缝，让学校领导也难以找出破绽。虽然离婚，但二人仍然过着夫妻之实的生活，只不过需要掩人耳目、偷偷摸摸罢了。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闻维坚不断地在道德底线的边缘挣扎。为了使夫妻二人能够顺利评上副教授，他又故技重施地导演了一场假结婚的闹剧，从中又得到了一笔巨款。但智力的无限扩展的结果是，夫妻之间真诚的情感彻底消散，人性的自私、丑陋暴露无遗，个体成为一个丧失人性底线的物化符号。
如果说《沽婚》是高校教师群体中少数人在世俗的诱惑下不断挣扎的人性展现，那么《学者出行》或许让我们得到少许的慰藉。因为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向我们传递出了那么多的善意和诗意，表达出人心的美好与人性的善美。大学教授冯先生每周乘坐火车回家，得到昔日学生、今日铁路局赵局长的悉心照顾。冯先生完全可以免费乘坐软席车厢，但他却觉得异常不安，他选择了苦行，饱受“颠沛流离”之痛，百般躲避，以至不再乘这趟列车，改坐晚行且拥挤的列车。晚归招来了妻子的怀疑、盯梢，结果，妻子在火车上却发现了冯先生的艰辛与朴实，于是引来妻子对丈夫更多的疼爱。孙春平把“高尚”这个词献给了学者和知识分子，为文学的抒情与表现寻找到了真正的价值依据。正像孙春平自己说的那样：“所谓学者的生活细节和日常言行，看起来可能迂腐可笑，但我是带着忧虑和同情并杂之心来完成的。他之所以是那样一种形象，完全是出于对生存环境的适应的需要。他们一方面生活窘迫，另一方面需要脸面和尊严。”基于这种创作思维，孙春平躲开狭隘“自我”的小圈子，在普通的知识阶层那里挖掘并表现出真、善、美的强势存在。尽管妻子乘同一节列车盯梢、观察冯先生的细节描写总有点失真之感，但小说努力为人间证美，颂扬人性正气，使文学充满了人生的趣味与生活的鲜亮，不时引起我们深深的感动。
四
爱情与友情是人生中永恒的支撑，而以爱情与友情为主题的文学创作也是作家们永远写不完的话题。在这本集子中收录的（友情像水又像冰》便是孙春平讲述友情的故事。
人生路途中的友情，莫过于学校同学的友情。在“人们同仇敌汽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年代”，主人公杨敏新婚后便到了武汉电力专科学校脱产学习，两年的学校生活使同寝的姐妹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即便是过了二十年后，当杨敏得知她们的“大姐大”彭玉清要来北方与同学们聚一聚的时候，依然像小孩一般地高兴与兴奋，急不可待地与其他同学——北口的吕林和西川的胡雨娜夫妇一起谋划起如何招待老大姐彭玉清了。然而，随着昔日的大姐大彭玉清的到来，小说的情节急转直下。原来彭玉清的到来并非只是为了昔日同学友情，而是另有“任务”：“这药厂家直销，不批发，药店里是买不到的。”“谁要用，直接找我就是。我随身带来一些，如果不够，我马上打电话让朋友寄来就是。直销价是五百元一盒，如果谁能再宣传动员五人购买此药，你就可从他们每买一盒的五百元中提取二百元？？”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感叹作者的用心良苦，通过人物的对话和心理描写，把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刻画得惟妙惟肖，水一般纯净的友情面对世俗社会中物欲纵横的时代，也仿佛在此刻被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冰”。
从这部集子中的小说来看，孙春平在他原本的都市经验和灵动的文学创意中不断地翻炒，以新现实主义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把底层的艰辛、官场的角斗、情场的无奈和商场的尔虞我诈描绘得活灵活现，使他的小说显现出独特的都市传奇特征。同时，他并没有沉溺于鲁迅式的揭示伤疤，而是在对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底层民众等各种人物生存状态及其人生命运的智慧性揭示中，以一种潜隐的怜悯与同情方式，来批判精神世界的阴暗面和抒发促进社会进步的正能量，从而使他在故事性的叙事中能够激起人们的感同身受，这也是他的作品得以成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