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大个子，身高与我相仿，但骨架粗大，比我多了些肉。他弓形的眉毛漆黑，颇为显眼。铁灰色的头发笔直往后梳，令他的巨大头颅宛如凛凛雄狮。他原本戴着眼镜，此时已搁在我俩中间的橡木桌上。他深棕色的眼睛不断在我脸上逡巡，想找秘密信息。就算他找到了，他的眼睛可没透露。他的五官如雕塑般分明——鹰钩鼻，嘴唇丰润，下巴的线条宛如悬崖峭壁——但他的脸孔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它活似一块空白石板，只等着别人刻下诫令。
他说：“我对你了解不多，斯卡德。”
我对他所知甚少。他的名字叫凯尔·汉尼福德，约莫五十五岁。他住在纽约州北部的尤蒂卡，是批发药商，拥有几处房产。他那辆去年出厂的凯迪拉克停在外头的路沿。他的太太在卡莱尔饭店的房间等他。
他的女儿躺在市立太平间的一方冰冷的钢屉里头。
“也没什么好知道的，”我说，“我以前干过警察。”
“表现优异，据凯勒副队长说。”
我耸耸肩。
“而你现在是私家侦探。”
“不是。”
“我以为……”
“私家侦探领有执照。他们窃听电话，跟踪别人。他们填表格，他们存档案，诸如此类的事。那些我全不干。我只是偶尔帮人忙，然后他们给我礼物。”
“原来如此。”
我啜口咖啡。我喝的咖啡里加了波本威士忌酒。汉尼福德面前摆的是帝王牌苏格兰威士忌和清水，但他兴趣不大。我们坐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墙壁嵌有暗色木板，配上有花纹的锡制天花板。现在是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二，下午两点，这地方等于是我俩的天下。罗斯福医院的几个护士坐在吧台远远那端，护着酒杯细细品尝；一个冒出几根髭毛的孩子在靠窗的桌子吃汉堡。
他说：“实在很难跟你解释，我想请你帮什么忙。”
“我不确定我真能帮上什么忙。你女儿死了。这点我可没法改变。杀她的男孩当场被逮捕。我从报上得来的印象是：这案子不查自破，跟看影片播放谋杀经过一样清楚明白。”他的面色一黯，仿佛眼前影像重现：刀起刀落。我赶紧开口道：“他们逮到他，把他扣押起来，然后踢进‘死牢’。那天是星期四？”他点点头。“然后星期六早上他们发现他吊死在牢房里。结案。”
“你是这么想的吗？案子已经结束？”
“从执法人员的观点来看。”
“我不是这意思。警方当然必须从那个角度看。他们擒服凶手，而他已经不能接受法律制裁。”他上身前倾，“但有些事情我必须知道。”
“譬如？”
“我想知道她为什么遇害。我想知道她曾经是个怎样的人。过去三年我跟温迪形同陌路。老天，我甚至连她是不是住在纽约都不确定。”他的眼睛避开我的视线，“他们说她没有工作，没有明确的经济来源。我看过她住的大楼。我想上楼进她公寓，可是我办不到。她的房租每月将近四百块钱，你说她钱从哪里来？”
“有个男人帮她付。”
“她跟范德普尔，那个杀死她的男孩同住。他帮一个古董进口商做事，周薪大约一百二十五块。如果有男人包养她，他应该不会让她找范德普尔当室友，对不对？”他吸口气，“我看她摆明了是妓女。警察没有跟我明说，他们很小心。报纸可就不管了。”
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再说这案子又是报纸最爱炒作的那种题材。凶案发生在格林威治村，死者是漂亮的女孩，而且案件性意味浓厚。而且他们逮到理查德·范德普尔时，他浑身是血跑在街上。纽约稍微值几个屁的老编，都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大显身手。
他说：“斯卡德，你知道为什么这案子对我来说还没结吗？”
“大概吧。”我命令自己深深地看进他幽暗的眼睛，“凶案为你打开了一扇门，你想知道房里藏了什么。”
“你的确了解。”
的确，何其不幸。我不想要这工作。我尽可能不接案子。我目前没有必要工作，我不需要赚钱。我的房租便宜，我的日用花费很低。再说，我没有理由讨厌此人。我一向比较爱跟讨厌的人收钱。
“凯勒副队长搞不懂我要什么。我敢说他给我你的名字，只是想礼貌地打发我走。”也不尽然，但我没吭声。“我非知道不可。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温迪到底变成了什么人？而又为什么有人会想杀她？”
为什么有人会想杀人？纽约一天就有四五起杀人案。去年夏天某个炎热的星期，案件更是高达五十三起。杀朋友，杀亲人，杀恋人。长岛有个男人砍死他两岁的女儿，他几个较大的孩子就那么眼睁睁地看他表演空手道。人为什么会变成野兽？
该隐杀弟后向上帝辩解说：他不是亚伯的守护者。人只有这两个选择吗，守护或者杀害？
“你愿意替我工作吗，斯卡德？”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不，我该改个口。你愿意帮我忙吗？天大的忙。”
“我有些怀疑。”
“你的意思是？”
“那扇开了的门。房里也许有些东西你不想看。”
“我晓得。”
“所以你才非看不可。”
“对。”
我喝完咖啡，放下杯子，深吸一口气。“好吧，”我说，“我姑且试试。”
他坐回椅子上，掏了包烟出来点上一根。这是他进门后的头一根。有些人紧张时得抽烟，有些人刚好相反。他现在比较自在，看来好像自觉完成了什么使命。
我眼前添了杯咖啡，记事本添了几页笔记。汉尼福德还在跟同一杯酒奋战。他跟我讲了许多我根本无须知道的事——关于他女儿。不过话说回来，他说的任何事以后都有可能派上用场，只是难以预知是哪件事。我早就学到，不能漏听别人想讲的每一句话。
所以我得知温迪是独生女，高中成绩优异，人缘不错但不常约会。我的脑中开始浮现她的形象，虽然轮廓不清，但终究会与格林威治村又一名惨死的妓女合而为一。她离家到印第安纳念大学以后，形象模糊起来。他们显然就是那时开始失去她的。她主修英文，辅修政治。毕业典礼前两个月，她提了行李悄悄离开。
“学校通知了我们。我非常担心，她的行为实在反常，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我们收到一张明信片。她在纽约，有个工作，说是有些事情她必须理清头绪。之后几个月我们又收到迈阿密寄来的明信片。我不知道她是搬到那里，还是只是去度假。”
然后就音讯杳然——直到电话铃响，他们获悉她的死讯。她高中毕业时十七岁，大学退学时二十一，被理查德·范德普尔割死时，她二十四。她的生命到此画下休止符，不会再长半岁。
他开始告诉我凯勒日后会提供更详尽资料的事情。名字、地址、日期、时间。我让他讲下去。有个什么叫我困惑不安，我搁在脑里让它慢慢成形。
他说：“杀她的男孩，理查德·范德普尔，他比她小，才二十岁。”他想到什么，蹙起眉心。
“当初我一听出了事，知道是他下的毒手，我恨不得杀了他。我要亲手杀死他。”他紧握双拳，然后缓缓松开，“但他自杀以后——不晓得怎么回事，我内心起了变化，我意识到他也是受害者。他父亲是牧师。”
“嗯，我晓得。”
“在布鲁克林一间教堂。我有个冲动想找那人谈谈——虽然我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打算跟他说些什么。不过再想一下，我就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找他。只是……”
“你想了解那男孩，为的是要了解你女儿。”
他点点头。
我说：“你知道嫌犯组合像吧，汉尼福德先生？或许你在新闻报导上看过。通常警方找到目击证人后，他们会用一组透明重叠胶片组合出嫌犯的长相。‘鼻子是这样吗？耳朵呢？哪对耳朵最像？’如此这般，直到五官凑成一张脸孔。”
“嗯，我见过。”
“那你或许也看过嫌犯本人的照片与组合像并排放置的样子。它们其实不像——尤其对没受过训练的眼睛来说。但不可否认，五官分开来看是有部分相似，而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官往往能充分加以利用。你懂我的意思？你想要你女儿和杀她那男孩的照片，这点我办不到，没人办得到。我可以挖出足够的事实，综合多方打探来的印象，为你拼凑出组合图像，但结果可能跟你真正要的会有出入。”
“我了解。”
“你还是要我去查？”
“呃，当然。”
“我或许比那些响当当的大侦探社收费还高。他们为你工作，可以论日或者论时计酬，调查花费另计。我的方式是先收一笔钱，花费从中扣除。我不爱做记录，不爱写报告，也不会为了讨好客户定时跟他联络。”
“你要多少呢？”
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定价。我的时间只有对我才有意义，它对别人而言能值多少我怎么知道？如今我已经刻意调整我的生活方式，希望尽可能不要介入别人的生活。那我又该跟强迫我介入的人收多少才算合理？
“我得先拿两千。我不知道这能用多久，也不知道你会不会突然决定不想再看那间暗房。这一路下去，或早或晚，甚至结束以后，我都有可能会再跟你收钱。当然，你也可以一个子儿也不给，主动权在你。”
他突然一笑：“你做生意真是不按牌理出牌。”
“大概吧。”
“我从来没聘过侦探，所以实在不知道一般手续是怎么样。开支票可以吗？”
我告诉他我收支票，而在他填写的时候，我想到之前困扰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说：“温迪退学以后，你一直没雇私家侦探？”
“没有。”他抬起头，“我们没隔多久就收到第一张明信片。我考虑过雇人追查，当然。但后来知道她没事后，我就决定作罢。”
“但你们还是不晓得她人在哪里，或者她过得怎样。”
“对。”他垂下眼皮，“这是我来找你的部分原因，当然。我现在后悔莫及，工作全部停摆。”他的眼睛和我的碰个正着，那里头有些什么我想避开不看，但做不到。“我得知道我该负多少责任。”
他真以为他能找到答案？唉，他也许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但那绝不会是正确答案。那种无可避免的问题永远没有正确解答。
他把支票写好，交给我。该填我名字的地方他空着没填，他说我或许想直接提现。我说指明付给我本人即可，于是他又拔下笔套，在右边横线写下“马修·斯卡德”。我把支票折起，放进皮夹。
我说：“汉尼福德先生，你有件事情略过没提。你不认为那很重要，但这很难说，而你也知道这很难说。”
“你怎么晓得？”
“直觉吧，我想。我有多年经验，观察别人苦于无法决定自己到底愿意了解多少真相。你不需要跟我透露什么，但……”
“唉，其实是不相干的事，斯卡德。我没提是因为我觉得和你的调查无关，但——唉，也罢。温迪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她是养女？”
“我收养了她。我太太是温迪的母亲。温迪的父亲在她出生前过世，他是海军陆战队队员，登陆韩国仁川的时候遇难。”他移开视线，“三年后我娶了温迪的母亲。从一开始我就待她和亲生女儿一样。等我发现我——不可能有自己的小孩以后，我对她更是加倍疼爱。就是这样，说不说有关系吗？”
“不知道，”我说，“也许没关系。”但知道总是好的，现在我明白汉尼福德为什么自觉罪孽深重。
“斯卡德，你还没结婚吧？”
“离婚了。”
“有小孩吗？”
我点点头。他嗫嚅着，欲言又止。我开始祈求上天快点让他离开。
他说：“你当警察一定表现出众。”
“还不赖。我有警察直觉，也学到如何见机行事。这样就已掌握了九成功夫。”
“你在警界待了多久？”
“十五年，将近十六年。”
“如果做满二十年，不是能领退休金什么的吗？”
“没错。”
他没问下去。奇怪的是，这比他问了还叫我难堪。
我说：“我失去了信念。”
“跟牧师一样？”
“差不多吧。不过也不完全一样。失去信念还继续当警察的大有人在。有些人从进这行开始就只是想混日子。总之我辞掉，是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不想再当警察。”或者当丈夫，或者当父亲，或者当社会中坚分子。
“看尽局里所有的贪污腐败？”
“不，不。”腐败从来没有干扰到我。没有腐败我哪来足够的钱养家。
“不，另有原因。”
“噢，我懂。”
“是吗？也罢，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有年夏天晚上我下了班，跑到华盛顿高地山庄一处酒吧，那里警察喝酒免费。有两个孩子在那儿抢劫，出门前一枪打中酒保心脏。我追着他们上街，打死其中一个，另一个打到大腿。他这辈子别想再好好走路。”
“我懂了。”
“不，我想你不懂。那不是我第一次杀人。死掉了一个我很高兴，而且我很遗憾另一个最后复原了。”
“那……”
“有一枪失误，反弹出去，击中一个七岁小女孩的眼睛。子弹反弹，力道削掉了一大半。再高一英寸（注：一英寸等于2.54厘米。）的话，也许只会划过她前额。有可能留下个疤痕破相，但没有大碍。可是射进眼睛里，都是软组织，自然就直捣进大脑里。他们告诉我她是当场毙命。”我看着我的双手，抖得不厉害——肉眼难以察觉。我拿起杯子，一饮而尽。我说：“不可能定我的罪。事实上，我还得到局里嘉奖。然后我递上辞呈。我不想再当警察。”
他离开后，我多坐了几分钟。然后我迎上特里纳的视线，她为我端来另一杯加了酒的咖啡。“你的朋友没啥酒量。”她说。
我同意她的说法。我的音调八成泄漏了我的心情，因为她二话不说就坐上汉尼福德的椅子，轻按我的手背。
“有麻烦吗，马修？”
“也不算。有事待办，但我宁可不办。”
“你宁可坐在这儿，把自己灌醉。”
我龇牙一笑：“你什么时候看我醉过？”
“从来没有。不过每次看到你，你都在喝酒。”
“喝而不醉，功夫到家。”
“这样对你不太好吧？”
我希望她能再碰碰我的手。她的手指纤长，摸起来清凉而舒服。“天下有什么事是对谁有好处的？”我说。
“咖啡跟酒，奇怪的组合。”
“是吗？”
“酒叫你醉，咖啡叫你清醒。”
我摇摇头：“咖啡从来没法叫人清醒，它只能让你撑着不睡。拿壶咖啡送给酒鬼，两个加到一起只是个睁眼酒鬼。”
“这就是你的写照吗，宝贝？睁眼酒鬼？”
“我眼睛睁不开，但也没醉倒，”我告诉她，“所以才得喝下去。”
四点过后不久，我抵达我存钱的银行。汉尼福德给的钱我存了五百，剩下的全部提取现金。这是我今年元旦后第一次来此，所以他们在我的存款簿上加计利息。有台机器一眨眼工夫就算出多少，但数字小得实在不该劳烦机器浪费时间。
我在五十七街上，折回第九大道，然后往上城走去，一路经过阿姆斯特朗酒吧跟罗斯福医院，抵达圣保罗教堂。弥撒已近尾声。我等在外头，只见几十个人三三两两步出教堂。大多是中年妇女。然后我走进去，把四张五十元钞票塞进捐款箱里。
我照圣经所说，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不知道为什么。我已养成习惯，就像我上教堂也已成了习惯。我是搬进旅馆“定居”之后不久，开始这样。
我喜欢教堂。我喜欢坐在那里头思考。目前这家，我是坐在中间靠走道的位子。我想我在那里待了大概二十分钟，也许更久。
两千块钱从凯尔·汉尼福德那儿转到我手上，两百块钱从我这儿转到圣保罗的捐款箱里。我不知道这钱他们会怎么花。也许买食物和衣服分送给穷人，也许买林肯轿车给牧师代步。我其实并不在乎他们怎么花。
天主教堂从我身上拿到的钱比别人要多。不是我偏心，只是因为他们开门的时间较长。不是周末的话，基督教堂大部分都关了门不做生意。
天主教堂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点蜡烛。我一路出门时点了三根。一根给永远活不到二十五的温迪·汉尼福德，一根给永远活不到二十一的理查德·范德普尔。还有，当然，一根给永远活不到八岁的埃斯特利塔·里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