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分局位于西区十街。我到那儿时，埃迪·凯勒正在他的办公室审阅报告。他看到我并无讶色。他把文件推到一旁，朝桌沿一张椅子颔首示意。我一屁股坐下，伸手跟他握了握。两张十块和一张五块的钞票从我手上滑入他手中。
“我看你得添顶帽子。”我告诉他。
“此言不假。帽子再多，我也永远觉得少了一顶。你看汉尼福德怎么样？”
“可怜哪，我只能说。”
“唉，也只能这么说。事情发生太快，他只有愣着下巴傻在那里。击垮他的就是这个，你知道。时间因素。如果我们逮到凶手得花个十天半月，或者说开庭审讯，拖他个一年左右。那样一来他就好过多了，他可以有机会跟着案情发展慢慢适应。但照现在这样子，砰一下，事情接二连三赶着来，他连女儿死掉都不知道我们就已经拿住凶手，等他妈的好不容易回过了神，坐飞机赶来，男孩已经吊死。汉尼福德适应不来，因为他时间不够。”他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所以我想到该找个老相识，让他趁机捞一笔。”
“是啊，为什么不？”
他从烟灰缸里拿出一根熄灭的雪茄重新点上。换根新的抽，他绝对负担得起。第六分局炙手可热，而他的职位又有不少油水可捞。他大可三言两语打发走汉尼福德，犯不着为了抽那二十五块蝇头小利把他引荐给我。积习的确难改。
“摸沓便条纸，到现场附近散个步，找人问个话。花几个小时就好收摊了。到时候跟他报上一个星期的工作量，狠狠揩他个一天一百块，花费另计。全天下没有比这更好的差事，我看你打着灯笼往哪儿找去。”
我说：“我想瞧瞧这案子的档案。”
“何苦呢？那上头你啥也找不到的，马修。案子还没开审就已经结了。我们连那狗娘养的干了什么好事都不知道，就已经把他上了铐。”
“只是例行公事，意思意思。”
他的眼睛稍稍眯了一下。我们年龄差不多，但我比他要早进入警界，当他还在警校受训时，我就已经做了退休打算。凯勒现在看来老了很多，下巴松垮垮的，长期的办公桌生涯让他臀部坐得全是赘肉。他眼里有些什么东西我不喜欢。
“浪费时间，马修。何必自找麻烦？”
“就当这是我的办案方式好了。”
“档案不对外人公开，这点你该清楚。”
我说：“让我看一眼，就再给你添顶帽子。另外我也想跟逮住犯人的警官谈谈。”
“这个我可以帮你问问，安排碰面。不过答不答应还是在他。”
“当然。”
二十分钟后，办公室只剩我一人。我皮夹里少了二十五块，我面前的书桌多了个牛皮档案夹。我这钱花得有点冤枉，档案没提供什么新的资料。
巡警路易斯·潘科夫，擒服罪犯的警官，这厢开始报告。我有一阵子没读这种东西，这份报告让我重温旧梦：从“例行的徒步巡逻任务，目标往西的方向行进”一直到“在此时刻，据报的肇事罪犯被移往男囚狱责行监禁”。他的警察术语很特别。
潘科夫的报告我读了两遍，记了些笔记。报告如果用白话来说，其实还算挺清楚的事实陈述。四点十八分，他沿着银行街往西走。他听到一阵嘈杂声，没多久便有人告诉他说，贝休恩街有个浑身是血的疯子在那儿手舞足蹈。潘科夫立刻跑过街角到贝休恩街，发现“据报的刑事犯人，其后查证出是贝休恩街194号的理查德·范德普尔，他的衣衫不整，沾满看似血液之物，口里高嚷猥亵之语，并对路人展露他的私处”。
潘科夫当机立断把他铐住，好不容易才问出他的住处。他领着嫌犯上了两层楼梯，进入范德普尔和温迪·汉尼福德同住的公寓。他在那儿看到温迪·汉尼福德，“显然已经身亡，身无蔽体之物，割伤致死，显然是利器造成”。
潘科夫马上致电警局，其后便是例行公事。验尸人员看过后，证实潘科夫的判断正确——温迪确已死亡。摄影小组拍下照片：几张血迹四溅的公寓照片，多张温迪尸体的特写。
无从得知她生前的长相。她因失血过多死亡，这点麦克白夫人颇有体会。实在难以想象，人体在死亡过程中流失的血液可以多到什么地步。要是拿根冰锥刺入心脏，衬衫前胸有可能连滴血也看不到。但范德普尔割了她的乳房、大腿、肚子以及喉咙，整张床如同血海。
他们拍下尸体以后，移尸解剖检验。由验尸官简吉尔进行全程验尸。他表示受害者是二十多岁的白种女性，最近有过性交，包括口交及性器接触；遭利器割了二十三下，很可能是剃须刀，但没有戳刺伤口（他判断是剃须刀的原因或许正在此）；在这非人道过程中，许多动脉、静脉（他一一指出名称）遭全部或局部割开；死亡时间大约是当天下午四点，误差是二十分钟；而且照他推断，伤口不可能是自行造成。关于最后这点他的立场如此坚定，实在叫我佩服万分。档案夹其余部分全是零星记载，日后都得由司法机关的其他部门发出正式报告加以补充说明。有条附注指出，犯人在被捕的第二天就被带到法官面前，正式控以杀人罪名。另一条则注明法庭指派的律师名字。还有一条指出，理查德·范德普尔在星期六早上快六点的时候，被人发现死于牢中。
档案夹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厚。这案子已经宣告侦破，但第六分局的档案会像尸体上的头发和指甲一样不断生长。查监时发现理查德·范德普尔吊死在蒸汽管上的狱卒得交份报告。同样得交报告的是宣布他死亡的医官，以及斩钉截铁判定他死因的那位。他是撕开床单绑结成绳后，系住自己的脖子吊死的。最终法医的检验报告会总结说：温迪·汉尼福德遭理查德·范德普尔谋害，而理查德·范德普尔则畏罪自杀。第六分局，以及其他与此案有关的人员，已经下定这个结论。而这个结论的前半，他们早在范德普尔入狱之前就已下定。
我回头重阅某些资料。照片我一张张拿来细看。公寓本身不会显得特别凌乱，这表示凶手是她的熟人。我回到验尸报告。温迪的指甲缝没有皮肤，没有明显的挣扎痕迹。脸部瘀青呢？是有。这样看来，他在割她时她有可能已经昏迷。她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死亡。如果他先割喉咙，而且把颈静脉划开，她应该可以走得快点。问题是她躯干上的伤口失血太多。
我挑出一张照片，塞进衬衫。我不确定我目的何在，但我知道没人在意。我认识布鲁克林圆石丘一名内勤警员，他习惯把他经手的每张恐怖照片复印收藏。我从没问他原因。凯勒回来时，我已收拾好所有文件，摆回档案夹里。他换了根雪茄抽。我从他书桌后站起，他问我是否满意。
“我还是想跟潘科夫谈谈。”
“都安排好啦。我知道你他妈的死脑筋，不可能改变主意。那堆垃圾里头你捞出啥宝贝没？”
“我怎么晓得？连要找什么都搞不清楚。听说她拉客，有证据吗？”
“没铁证。不过要找的话，准能找到。衣柜里都是名牌，手提包里有好几百块，看不出她靠啥过活。答案再明显不过。”
“她为什么跟范德普尔同住？”
“那小子有根十二英寸长的舌头。”
“不开玩笑。他帮她拉皮条吗？”
“可能。”
“他们俩都没前科，对吧？”
“没有，没坐过牢。等他割了她以后，两人才上官方记录。”
我阖了一下眼睛。凯勒叫一声我的名字，我抬起头。我说：“只是个念头闪过。你说过一切发生太快，汉尼福德措手不及。除了你提的情况以外，我还想到一层：如果杀她的人身份不明，你就得把她过去两年多的生活查个一清二楚，放到显微镜下看个仔细。问题是案子还没开审就宣告落幕，调查她的过去不再是你的工作。”
“对啊。所以现在变成你的工作。”
“嗯。他拿什么杀她的？”
“医官说是剃须刀。”他耸耸肩，“也是猜的。”
“凶器下落呢？”
“是啊，我就知道你少不得要问这个。我们没找着。不过你可抓不到我们小辫子。有个窗户开着，搞不好是从那儿扔掉的。”
“窗户外头是什么？”
“通风井。”
“你检查过？”
“唉。任谁都有可能捡到，随便哪个路过的小鬼。”
“检查过通风井里有没有血迹？”
“你开啥玩笑？在格林威治村的通风井？有人从窗户往外撒尿，还有人丢卫生棉、垃圾什么的。十个通风井有九个可以找到血迹。你会去查吗？何况凶手已经畏罪自杀。”
“不会。”
“反正啊，忘了那个通风井吧。他手里攥着把刀窜出公寓。或者是剃须刀，管他什么鬼。他把凶器扔在楼梯。他冲上街以后把它扔到人行道上。他把它扔进垃圾箱里。他把它丢进下水道。马修，我们没有人证看到他跑出大楼。必要的话，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不过那狗娘养的在他干掉那女孩三十六个小时以后死翘翘了。”
讲来讲去老回到这点。我现在做的是警察的分内工作——如果他们有必要做的话。但理查德·范德普尔省了他们的麻烦。
“反正我们不晓得他是啥时闯上街的，”凯勒说，“潘科夫逮到他的前两分钟？十分钟？这么长的时间，他要嚼掉那把刀吞下肚里都没问题。”
“公寓里头有剃须刀吗？”
“你是说直形剃须刀吗？没有。”
“我是说男用剃须刀。”
“唉，他有把电动的。你他妈的怎么念念不忘那把剃须刀？你也知道天杀的那些验尸报告是怎么回事。我几年前接的一个案子，验尸处那儿一个他奶奶的混账居然说凶器是把斧头。我们在寓所逮到那狗杂种时，他手里抡的可是棒球棍。你说说看，连人家脑袋瓜是被斧头劈碎的还是棒球棍捣烂的都搞不清楚，这种人还分得清刀口跟私处吗？”
我点点头。我说：“我在想他的动机何在。”
“因为那狗杂种他妈的脑子坏了，就这么简单。他在街上来回乱跑，全身都是血，吼得震天响，还把老二抖给大家看。问他为什么这么干，呸，他自个儿也搞不清楚。”
“什么世界。”
“老天在上，别开这种话头，小心我讲个没完。我们这一带可是世风日下。”他朝我点个头，我们便一道踏出他的办公室，穿过侦缉组出去。打字机前坐着身穿便服和制服的人，一个个啪嗒啪嗒地敲出篇篇故事——主角是假想的罪犯和据报的嫌疑人。有个女人抽抽搭搭地用西班牙文在向一名警官报告。不知道她是犯人还是被害人。
侦缉组的人我全不认识。
凯勒说：“巴尼·西格尔的事你听说了吧？他们给他终身职。他现在是十七分局的局长。”
“嗯，他人不错。”
“百里挑一的人选。你退休多久了，马修？”
“几年吧，我想。”
“安妮塔跟儿子怎么样？都还好吧？”
“很好。”
“跟他们一直有联络？”
“偶尔。”
我们走近前门时，他清清喉咙：“有没有想过再戴上警徽，马修？”
“门都没有，埃迪。”
“妈的实在太可惜了。”
“时候到了，自己清楚。”
“嗯。”他挺直腰杆，言归正传，“我跟潘科夫讲妥了，他今晚大概九点会跟你碰头。约翰尼·乔伊斯酒吧。在第二大道，我忘了是跟哪条街交叉。”
“我知道那地方。”
“他是常客，你只要找酒保指给你看就成了。今晚他休假，我跟他说了你不会亏待他。”而且他也讲过，有一部分油水得回头孝敬副队长。不用说。
“马修？”我扭回头。“妈的你到底打算问他什么？”
“我想知道范德普尔骂了什么脏话。”
“当真？”我点点头。“我看你跟范德普尔一样，头壳坏了，”他告诉我，“给顶帽子钱，全世界的脏话都可以让你听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