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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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地方一个女人随随便便就对还几乎陌生的你说，我就是个花瓶，那么你对这个地方会怎么想呢？觉得这地方真不是你呆的，或认为仅仅是这个沧桑女人的满不在乎呢？
徐雁就这样让罗立衡对这座城市的生活一开始就充满了疑虑。
罗立衡第一次见到徐雁是因为租房。罗欣生和胡荣在电话里黏糊得让他头皮发紧，说你老人家一定亲自来一趟，非你把关不可。他岂能不知，他们不过就是想让他掏租金罢了。对儿子儿媳，他从来都直呼其名，而且是全称。对老太婆也是这样，就叫“钟桂花”，直到几年前钟桂花退休，说，我现在是老太婆了，拜托你改改口好不好，听起来好像谁都是你的学生。他这才改叫了“老钟”。
罗欣生就业的那家公司在这个南国名城有个经销点。公司效益不好，员工工资很低，这里消费又高，没人愿来。来了的，把经销点当歇脚的地方，看过了花花世界，就找各种理由死活要求回去了，只有罗欣生这种倒霉角色会安心呆下来。也不晓得是不是自己的遗传，这小子从小虚荣，说话牛×哄哄，永远要打肿脸充胖子，也许就仗着这点本事找到了这个比他还虚荣的胡荣做老婆。
胡荣起先真以为罗欣生是总公司在这个分部的经理，来了才知道，所谓“分部”不过就是一截不到两米长的柜台。经理的“豪宅”在此地“名胜”城中村。
把城中村说成“名胜”的是罗立衡。
何谓“城中村”？高中语文教师罗立衡的解释分了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就是给城市化化得没了地的农民原住的村落，所谓“都市里的村庄”；广义的，就是高速发展的现代城市不管不顾的贫民窟，所谓“城市的伤疤”。报上叫做“城市与乡村两类性质不同的区域之间的‘急变带’”。当地农民见缝插针胡搭乱建低价出租，大量外来人口蚂蚁一样在这里麇集，城里的与乡下的、本地的与外地的、常住的与流动的搅成一团，不同职业类型、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需求、不同文化素质的人群既强烈对比又撕扯不开。
这是一个迥异于都市也迥异于乡村的社会生态。别处不敢妄议，就他现在看到的这个城中村，被锃光发亮的林立的高楼切割得支离破碎，原来的路也断了，沟也断了，垃圾成堆，积水成河。透不过光线的逼仄阴暗中间，原住民与租住者操着各种方言，各行其是；龙船南音与劲歌热舞夹杂，宗族祠堂与按摩发廊并立，苍黑老妇与妖艳辣女为伍。空气中飘散着充满人体味道的恶臭与潮湿的气息，每一扇窗户下，都有梦想在孕育滋长，也在破灭沉沦。搬走的人再也不想回来，沉重的印记烙成了疤痕。
这年头最吃香的人之一是挤满了报纸电视的“有关专家”，他们要么在半夜三更帮着叫卖壮阳或隆胸的药，要么在黄金时段把各种正确的废话说得煞有介事。“城中村”照他们的说法，非但不是问题，反而是“城市的地标与精神高地”。有贫民窟的城市最有活力，扩大成本特别低。正是城中村，降低了大城市的门槛，使得千百万外来流动人口零限度接触到一个“国际都市”的中心，可以廉价地做他们的“国际都市梦”，而该“国际都市”也由此获得了“开放、包容”的美誉。他们振振有词地许诺，生活在贫民窟的大部分新移民一两代之后，便会融入大城市的主流社会。这种梦想成真的事实不但发生在美国的纽约和芝加哥，也发生在中国的香港、北京和上海。
罗欣生就是信了这些“有关专家”的话，闷头在这个城中村住了两年，要不是因为胡荣，不会有后来的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