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秋天，就在胡适即将离开康奈尔大学时，他的一位同乡好友梅光迪（字觐庄）正在绮色佳度假。梅是安徽宣城人，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已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正准备入哈佛大学去跟当时有名的文学批评家白璧德（Irving Babitt）继续深造。9月17日胡适为了送梅光迪入哈佛大学，作诗一首相赠，其中有云：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棰，
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
此诗甚长，共60句，420字。其中用了11个外国人的名字，如：“天生几牛顿（Newton）”、“辅以无数爱迪生（Edison）”等等。这不过是互相勉励为国出力报效的话，没想到这首打油诗竟引起了另一位好友任鸿隽的诗兴。任与胡是中国公学时的同学；1911年赴美留学，又与胡在康奈尔同学，彼此交往甚厚。这时他把这11个外国名字（其中10个为专有名词，1为抽象名词）的译音连缀起来，于9月19日也作了一首打油诗来戏耍“博士”（胡当时的浑名），题名《送胡生往哥伦比亚》。诗云：
“牛顿、爱迪生，
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
‘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
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
作歌送胡生。”
（自牛顿至“烟士披里纯”，皆谓之一车鬼，词义非全是。鬼者、洋鬼子也。实则“烟士披里纯”意为灵感、并非人名，故不当为鬼耳）胡适20日离开绮色佳，坐在火车上，思来想去，总不是滋味，认为自己是很严肃在作诗，却遭到友朋的奚落，“文学革命”句是在挖苦他，于是气愤不过，又回敬了一首，并请任鸿隽转致诸友人，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文学态度，诗云：
“诗国革命何自始
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
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
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努力莫相笑，
我辈不作腐儒生。”
胡适本来对文学革命的方向是很模糊的，但这时他想清楚了，第一次提出作诗需要跟作文一样用白话来写。这个观点提出后，他的朋友任、梅两位及其他朋友，激烈反对，于是又展开了一场笔战。胡适在争论中，不断思考，到1916年春得出一个观念：死文学不能产生活文学。他说：“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他写了一些文章阐述：在中国文学史里面曾经有过许多次“文学革命”，自《诗经》以下，中国诗歌的流变便是一连串的革命；散文也是如此。他们这群留学生，经过几次辩论后，梅光迪也被胡适说服了，赞成他的主张，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场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阳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这时，胡适更加坚信自己的主张正确，于是有《沁园春·誓诗》之作。词曰：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日，“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此诗为1916年4月13日初稿。胡适认为下半阙有点狂，心里不安，后来修改了十来次，均不满意。他说回头看看，还是原稿最好。在这首词里胡适以战斗的笔触抒发了对文学革命必胜的信念，给人以极大的鼓舞力量。它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
同年夏天，胡适到克利佛兰城参加“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来回要经过绮色佳，故有机会与在那里度暑假的一班老同学会面了。以文会友，当然少不得谈的又是文学革命的事情。7月8日那天，胡适与任鸿隽、陈衡哲（她是沃莎女子学院的学生，时为《留美学生季报》编辑）、梅光迪、杨铨、唐钺等人在绮色佳的风景区凯约嘉湖上划船。忽然遇暴雨袭击，他们忙将船靠岸，慌乱中几乎把船划翻，大家都被雨淋湿了。这是一件寻常小事，不料竟引起一场不寻常的辩论。事后，任鸿隽写了一首《泛湖即事诗》寄给胡适，请他批评。胡适认为他写覆舟一节，未免小题大做，而且用了许多的陈词老调，比如：“鼍掣鲸奔”、“冯夷所吞”、“言棹轻楫，以燑烦疴”，“猜谜睹胜，载笑载言”等一类的句子；于是写了回信，说他的诗写得不好，因为用了一些“陈言套语”、“文字殊不调和”。任鸿隽是善于作诗的，听了胡适这个批评，心里不服，于是互相又论争起来。在一封信里，任对胡说：“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正在他们争论时，梅光迪态度起了变化，又插进来参战。他写信给胡适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他的理论是，“文学的文字——尤其是诗的文字——一定要由第一流的诗人和美术家加以美化，才能成为诗之文字。”因此他笑话读胡适写给他的白话诗，好像儿时听“莲花落”一样，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
胡适发现他二人的论调有共同之处，承认白话文生动，可以用到写小说、民歌、评话等方面，但就是不能用在诗里面。这时他中国公学时代好友朱经农到美国任在华盛顿任教育部学生监督处书记，也写信劝他说，“白话诗无甚可取。”又说“兄之诗谓之返古则可，谓之白话则不可。”总而言之，就是白话文不能作诗。胡适认为，这是一年来争论的结果，也是最后的一个堡垒。如何去攻克这个堡垒呢？他思来想去，决定以身作则，自己来认真尝试用白话作诗，取得成绩，方可说服反对他的朋友们。故于1916年8月4日，他写信给任鸿隽说：“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又说“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诗）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来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从此，胡就不再写旧诗词，而专门用白话来作诗了，并作了一首《尝试歌》以表达自己的心愿。诗云：
尝试成功自古无
放翁这话未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
自古成功在尝试
请看药圣尝百草，
尝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医试丹药，
何嫌六百零六次
莫想小试便成功，
那有这样容易事
有时试到千百日，
始知前功尽抛弃。
即使如此已无愧，
即此失败便足记。
告人此路不通行，
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
今得“尝试”两个字。
作诗作事要如此，
虽未能到颇有志。
作“尝试歌”颂吾师，
愿大家都来尝试
1917年他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于是将所写的白话诗选了数十首发表出来，供世人评论。因该刊在上海中华书局发行，所以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还为将来的诗集取了一名，叫“尝试集”。
经过一段试验后，他总结写作白话文的经验，于8月21日在日记里归纳出文学革命的八个要点，（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他说，我主张以白话文作诗、作文、作戏曲、小说。倘有愿意从我，无不欢迎。同一天，他写信给《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谈了自己的主张，并对《青年杂志》第3号上登载谢无量的长律诗提出批评意见。他说谢君的诗，用古典套语不下百余事，而记者（编辑）却附云大为推荐，称它是“希世之言”；胡适认为这与陈主张写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相矛盾。陈接信后很快回信，向胡解释说：“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陈的来信正与胡适主张不谋而合，于是回信，将自己对文学革命的八点主张，加以解释写成文章，题名为《文学改良刍议》，内容与前同，后人称为“八不主义”。胡适后来回忆说：提出的八条是温和的建议，题目也很谦虚，不用“革命”的词语，而且是刍议，说明不是结论。之所以如此，是怕引起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由此可看出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
这篇文章1917年1月在《新青年》，前身为《青年杂志》2卷5号上发表后，在教育文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非常赞赏，写信给陈独秀表示自己意见，并指出：“胡先生‘不用典’之论述最精，实足祛千年腐臭文学之积弊。”陈独秀起初对胡适提出的八条还有点怀疑，但他见了胡的《文学改良刍议》后，便完全赞成胡的主张，只是觉得文章写得太平和了，因此他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正式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他说：“文学革命之气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最后以坚定的口吻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表示了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与此同时，他写信给胡适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信中特别提到，希望胡适早日回国到北大任教，愿将北大文科学长位置让给胡适。胡适后来写文章说，自己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他们彼此谦虚，说对方是急先锋。其实他俩的文章在当时都成为青年的“圣经”。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他们联合起来，一致向封建势力宣战。陈的文章发表后，把已经掀起的文学运动又推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都表示赞同，并以实际的行动投入到这个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行列，共同奋斗。此后三四年里，白话文便成了我国的正式“国语”，因为当时的教育部于1920年1月颁布小学秋季起一律改用语体文。白话文成为正式的国文，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