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王国维自进入清华后，除了教学任务外，还是继续进行古籍的研究和考证工作。1925年6月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水经注跋尾》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把去年写的《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一文第一次公之于世；另外再加上过去写的有关《水经注》的五篇跋语拿来一齐发表。其主要目标，还是集中在批评戴震的作伪行为。是文发表后不到半年，胡适在北大《国学季刊》上发表了《戴东原哲学》约7万字的长文。此文分三章：（一）引论，讲戴氏学说之源流。（二）戴东原哲学，述其宇宙观及人生观。（三）戴学的反响，略谓，能传戴震治学方法的确也不少，然而能传戴氏哲学思想的实在不多——几乎可说没有一个人。胡适对王国维的文章是有不同看法，但他不敢去碰戴震的窃书案，因为这问题很复杂，不是容易搞清楚的，所以他的文章只是从正面去论述，不过文章的内涵与倾向显然与王国维的文章大相径庭。比如，王文云：“戴氏一生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六经大义所得颇浅，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云云。而胡适则说，宋、明以来的理学先生们往往用理责人，而不知道所谓“理”往往只是几千年因袭下来的成见与习惯……所以戴震说：“死矣，无可救矣！”这说明戴震不仅反对宋明理学，而且明白指出，这个“理”是历史上几千年传下来的不近人情的礼教。显然这与《六经》有关。因此王文说戴东原对《六经》大义认识颇浅。可见他二人观点不一致，得出不同认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质而言之，说穿了就是一个在“卫道”、一个在“叛道”各自没有把问题挑开罢了。到此暂告一段落，10年以后又有人把此问题提将出来，胡适又被迫出来参战，他说，他要为戴东原打抱不平，于是花去他好几年的精力，说来也怪可惜的！此是后话，容当后叙。1924年春，胡适旧病复发，据医生说有肺病的征象。许多友人为他担忧，希望他去养病，原计划出版《努力月刊》的事延期再议，或是就此停了。然而，他对续办《努力月刊》却十分积极，原因是他想用《努力月刊》去继承“五四”时代的《新青年》，在中国的思想界起一个先锋作用。他曾说过25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为此他曾奋斗过一番，甚至第一期的稿子都已经准备齐了，但时过境迁，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最终还是没有实现。在这期间，他的朋友如陈衡哲、任鸿隽、陶知行等从南京写信来开导他，希望他摆脱一切，多休息为是；任劝他离开大学，而陶则劝他带着家眷到庐山去休养一个时期再说。陶在信里说道：“日前听说吾兄旧病复发，不胜悬念。人生第一要事是康健，第二要事是康健，第三要事是康健。学术不是一时研究得了的；学生也不是一时教得了的。……老兄倘使照着现在这样牺牲下去，真是拿自己的性命和学术的前途做儿戏。我觉得现在的休养并不是费时；如果用适当的方法赶紧休养几年，可以多发生几十年的事业和学问。与其把一切事业学问挤在几年内匆匆忙忙，劳劳苦苦的去做，何如把他们匀在几十年内，从从容容、舒舒服服的去干？……我替老兄开的一个百年康健的药方是：（一）暂辞大学教授，（二）停办《努力》，（三）带着图书家眷到庐山去住家。……你想在庐山的万松岭上著书、看书，是何等的快乐啊！庐山是一座诗山，充满了诗境，也要你这位诗人去把他的精华采将出来。我一个月前梦中做了一首半新半旧的诗：‘窗前花儿笑，枝头鸟儿语。一篮提在手，打算采诗去。’吾兄的诗篮子已经预备好了吗？……”（5月5日）这封信写得诚恳、亲切、感人，胡适读后想必是受到启发，所以这年夏天他毅然应丁文江之约到北戴河去住了一个月。他们关系十分要好。胡后来回忆说：“我认识在君（丁的字号）和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孟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社员，新青年社是一个小团体，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学的，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比较最接近。在君和新六都是民国八年（即1919年）初随同梁任公先生到欧洲考察战后状况和巴黎和会情形的考察团的团员。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不久，他们就成了好朋友。丁比胡大4岁，故待胡适如自己兄弟一般。丁文江是从来不喝酒的，在饭馆吃饭总是用酒来给胡的筷子消毒。一次席上，胡适喝得大醉，丁看了十分痛心。事后他写信给胡适说：“前天晚上看见兄吃得那样大醉，心里很不自在。《朋友篇》的诗里面不说么？‘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现在我只望兄‘从此谢诸友，立身重抖擞。’就是中国前途的幸福了。”后来，丁将上述的诗摘了几句，请梁启超写在一把扇子上；然后再把扇子送给胡适，要他戒酒。这使胡适很感动，从此胡适把丁文江视为知己的“益友”。丁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这时他任职于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家在天津，向来有休假的习惯。这年他在北戴河租了一所房子歇夏，因胡适身体不好，所以写信要胡去休养一段时间；既是丁大哥来约，胡适不好拂其美意，于是欣然应邀，在北戴河住了几个星期。他俩都不会游泳，每天只好带着救生圈在海边浮水，或是看别人游，抑或是躺在沙滩上歇息；有时谈天说笑好不快活！这次北戴河之游，胡适作了一首词，以抒其情怀，词云：
《鹊桥仙·七夕》
疏星几点，银河淡淡，新月遥遥相照。双星仍旧隔银河，难道相逢嫌早。
不须蛛盒，不须瓜果，不用深深私涛。学他一岁一相逢，那便是天孙奇巧。
从这首词里，可看出他们在北戴河休假玩得还是很快乐的。白天游泳，晚上赏月，还要作诗，这是很难得的好友相逢，所以他们珍惜这次忙里偷闲的机会，希望来年再见，但是否能实现，那便是“成事在天”了。
这年初夏之际，印度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应北京讲学社的邀请来华游历讲学，4月26日梁启超等人在北海静心斋开欢迎会，出席者有蒋百里、熊希龄、汪大燮、范源濂、蒋梦麟、胡适、徐志摩等40余人。泰氏这时正在为世界和平运动奔走，主张建立一个全人类互相亲爱的理想王国。他反对西方物质文明，反对战争，反对暴力；宣扬精神文明，传播“爱”的福音。他的理想与现实生活是脱节的，在中国更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到来曾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当时陈独秀曾写信要胡适为《中国青年》写一篇反对泰戈尔的短文，胡没有写。后来，泰戈尔到北京，由于徐志摩的关系他们常有接触，几次重大的会议他都出席了。5月8日泰氏的生日会是由他主持的，当时用英语宣告开会，并述其在京庆祝的意义。他说泰氏是诗哲，并且是革命的诗哲，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很大，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欢迎代表印度的伟大人物，并且刚逢着他的生日，替他做寿实在是凑巧极了。另一个意义是：梁任公应泰氏之请替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叫“竺震旦”。所以胡适说：“今天一方面是祝寿贺老诗哲64岁的生日，一方面又是祝贺一位刚生下来不到一天的小孩的生日”。说得大家都笑了。接着是演泰戈尔编的《杞特拉》短剧，用英语由徐志摩、林徽音主演。后传为笑谈。之前，胡适曾将前年自己作的一首《回向》诗，写成横幅送给泰戈尔，以此作为生日的贺礼，诗云：
他从大风里过来，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没有压逼人的风和雨了。
他回头望着山脚下，
想着他风雨中的同伴，
在那密云遮着的村子里，
忍受那风雨中的沉暗。
他舍不得他们，
他又讨厌山下的风和雨。
“也许还下雹哩。”
他在山上自言自语。
瞧呵！他下山来了，
向那密云遮处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们受得，我也受得。”
胡适送泰氏这首诗的用意，据说泰戈尔因为演讲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心中烦恼，而感到失望。胡借此诗安慰他。“回向”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思想已成“菩萨道”的，还得回向人间，为众生努力，也就是入佛出佛的意思。
5月10日，泰戈尔在北京真光影戏院对北京青年作公开讲演，讲题是“管理大人之方法及大人之危害”（大人，即西方文明），略谓：“西方文明重量而轻质，其文明之基础薄弱已极，结果遂驱人类于歧途，致演成机械专制之惨剧。吾曾与美国汽车大王福特为5分钟之谈话，谈及英国文明之缺点，福特亦说代表西方文明之英国，其文明实为缺乏精神生活之文明。此种缺乏精神生活之文明，羽毛虽美，而内容则极腐败，徒为人类之害。”并称，吾东方人士不可崇拜之，如崇拜之，必受其害。随后朗诵诗歌，赞美和平的自然的生活。当泰戈尔讲演完毕，会场上散发了反对他的传单。虽是如此，两天后，又在此举行了最后一次公开讲演。这次是徐志摩做翻译，泰氏讲演，除宣扬东方精神文明，反对西方物质文明外，泰戈尔说他此番到中国，并非像旅行家一样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带来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一种进香人，来对中国文化行敬礼。显然，由于各方面的反对，他感到不愉快，身体也不太好，于是宣布这是他在京的最后一次演讲。讲完后，胡适继之演说，他首先对前天会场中散发反对泰戈尔的传单进行了批评，并就其中的一些意见进行了解释：第一，传单中说研究系（指梁启超这一派）因为去年“玄学与科学”之争，论战失败了，所以才请这位老祖师来替他们争气。胡适说，这话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这次邀请原本是去年论战前就决定了；当时北大没钱，故由“讲学社”来接待。并称，“玄学与科学”之争，我是参战者之一，可为玄学朋友们说句公道，与此无关。第二，传单中说激颜厉色要送他走。胡称，这种不容忍的态度是野蛮的国家对付言论思想的态度。我们一面要争自由，一面却不许别人有言论的自由，这是什么道理。假使我因为不赞成你的主张，就激颜厉色要送你走，你不是要说我野蛮了吗？主张尽管不同，辩论尽管激烈，但若因为主张不同，就生出不容忍的态度，或者竟取不容忍的手段，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接着他对泰戈尔进行了赞扬，说他的人格是应该受到我们的敬意的，他的文学革命精神，他对农村教育的牺牲，他的农村合作运动，都应该使我们表示敬意的。即使不论这些，单就他个人的人格而论，他慈祥的容貌，人道主义的精神，也就应该命令我们十分敬意了。他的讲演在报上披露后，他的朋友陈衡哲在南京看到后甚表赞同，写信给他说：你为了泰戈尔所说的话，我们都十分赞成，我尤赞成你所说的“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意思。我每次看了《晨报副刊》之后，总有这一个感觉，所以甚喜你有这一番言论。从上所述，可见胡适在对待泰戈尔来访完全是采取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来对待他。他既不同意泰戈尔反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讲演，也不赞成中国左翼作家及进步青年反对他，而是主张容忍、自由、各行其是。1945年纪念泰戈尔诞辰85周年时，当年与泰氏同行的难达婆薮还十分感慨地回忆起往事，并将胡适当年赠给泰氏的《回向》诗从艺院图书馆找将出来作为纪念。没想到，当时只是一桩寻常事，后来却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