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令蒋介石再次率军“北伐”攻打北方奉军。5月“北伐军”进逼京津，旋即占领北京，6月21日北京改名为北平。7月1日张学良在关外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之后经过多次和谈，同年12月29日张通电宣布东三省易帜。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至此，北洋军阀结束了在北京的统治，全国出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在这种形势下，胡适可以考虑回北平了。
翌年1月16日，胡适利用学校寒假的机会，离沪北上，19日到北平。此行的目的是要出席协和医学校召开的董事会，其次去看一看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那时梁启超病重住在协和，胡适也很想见他一面，但事又不凑巧，当他赶到时，梁已逝世多时了！第二天，他与丁文江、陈寅恪、周诒春等到广慧寺瞻仰遗容。胡适十分悲痛，忍不住掉泪了。2月17日他出席了梁氏追悼大会，并赠挽联一副，词曰：“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这副挽联不仅寄托了他的哀思，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梁氏的评价。其中含义，他在日记里解释说：“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得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责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的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又说：“他晚年的见解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宣称“若他晚年无此退境，我的挽联可以说，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胡的这个评论，从文化观念出发，并以其身之体会而论述，见解不同凡响。
到北平后，胡适送过了梁氏入殓后，即到沙滩重游旧地——北京大学，触景生情，作诗一首《三年不见他》，以抒发心中之情怀。诗云：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又看见他，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这首诗很感动人，可看出他虽然是离开了北大，但那颗赤诚的心以及他那为建立“国立大学”而努力的愿望并没有毁灭！胡适晚年在回顾这首诗时，他说：“北大的旧同事、老同学，也许能了解我在31年前写这诗的心理。”
嗣后，北大友人徐旭生请胡适在家里吃便饭。席间有李书华，李圣武作陪。他们都希望胡能重返北大，同时也请南方的北大旧人一起回来。胡回答说，回来可以，只是北平大学没有固定经费、规模又太大、不好办。若经费有办法，局面稍定，大家自然回来。并称个人没有问题，其他的人如颜任光、李仲揆都可以回来的。饭后大家请他对北平教育提点意见，胡适推辞不过，谈了他过去的一些设想；希望北京大学改作研究院，下面可设四个分院：（一）自然科学院，（二）社会科学院，（三）国学院，（四）外国文学院。这样可以吸收全国的学者及各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提高北方及全国的教育程度，而且经费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他们对胡适的这个计划表示赞成，要求他拟个计划。胡表示欣然同意，事后他高兴地回忆说：这一席话也许有点结果。
胡适这次到北平来，私人动机是看看老朋友。所以他住在朋友处：任叔永家住了三个星期，丁文江家住了两个星期。人事沧桑，久别重逢，好友在一起自有说不尽的欢乐。这时任叔永在科学社做事；丁文江则在地质所从事研究工作，大家有此机会见面实在也是难得。由于胡适待人接物同辈晚辈都很相得，所以到哪家，哪家的小孩都很欢喜他。因此当他离开任家到丁家去住时，任家的两个小孩都舍不得他离去。这可从陈衡哲给胡适的一封信看得出来。信是这样说的，“适之：今天小都、书书，看见我不曾同了你回来，失望极了，书书尤为不乐。她说，‘请胡伯伯再回来住罢，我又不会写信，怎么办？’这是她第一次觉到不会写信的痛苦的，可见她爱你的深了。她们两人都盼望胡伯伯回来住。在君（丁文江）又要说，这是娘的意思了。若然，那真是阿弥陀佛，冤哉枉也。她们的父亲和母亲，虽然也盼你能回来住几天，但自知没有与你的把哥哥争客的资格，所以一定不望你回来的。但他们两人却真是和你要好极了。……”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他们朋友间的友谊是十分深厚的。
胡适于2月25日离开北平回到上海后，徐志摩、罗隆基等人竭力怂恿他出来办一个刊物，以便对国家的政务发表一些意见。胡适认为此事不易，婉言谢绝了。后来，朋友们热情很高，一定要办他也就同意了。他们想办一个“评论”周刊，请胡任总编辑。胡勉强答应，并做了计划，但后来没实现。刊物虽没有办成，可是他们这班人还是经常在一起集会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是年4月21日，他们组织的“平社”第一次在胡适家里聚餐，出席的人有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西林、叶公超、吴泽霖等人。之后，还增加了一些。他们常举行聚餐会，到5月11日，第四次聚餐时，胡适提出一个建议，请大家各预备一篇论文，总题为“中国问题”，每人担任一方面，分期提出讨论，合刊为一部书。大家表示赞成。后来他们举行过多次讨论会，由一个人主讲，大家讨论。如潘光旦的题目是“从种族上看中国的问题”。吴泽霖是“从社会学上看中国问题”。唐庆增讲“从经济上看中国问题”等等。不过他们没有坚持下来，也就不了了之。可是打这儿以后，胡适开始谈起政治来了，且一发而不可遏止。
192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内容抽象、笼统，说什么“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胡适认为这道命令没有具体规定“自由”究竟是那几种自由？“财产”究竟受怎样的保障。所谓“依法”是依什么法？所以他说：“我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保障人民的人权？”又在此之前，他的老友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因曾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后来蒋介石到安庆召见并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严惩肇事者。刘回答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发怒地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地说：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蒋听后大发雷霆，即命交公安收押，还威胁说要枪毙他。后各方营救说情才得释放。这件事给胡适很大刺激。根据上述的情况，他写了一篇《人权与约法》的文章，发表在《新月》杂志二卷二号上。在文章里他说：“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忽然有明令保障人权的盛举，我们老百姓是喜出望外，但我们欢喜一阵之后，揩揩眼镜仔细重读这道命令，便不能不感觉大失望。”而实际生活中，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于是他举了许多例子来加以论证；其中谈到刘文典被禁的事。他说：“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接着他又批评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当时提出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此案的大意是责备法院太拘泥于证据了，所以往往使“反革命”分子漏网。他提出“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出面证明为反革命者，法院就当以反革命处分之。”胡适说，如是这样，法院不需审问，只凭党部一纸证明便可定罪，岂不是根本否认法治了吗？最后他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并指出：人权的保障和法治的确定，决不是一纸模糊命令所能办到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注意。人们说《新月》的调子变了，以前只谈文艺，现在却谈起政治，而且调门不低。
《新月》（月刊）是1928年3月创刊的，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为编辑；参与其事者有胡适、梁实秋、余上沅、潘光旦、刘英士等人，在创刊号上，编者在《新月的态度》一文里说：“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凭这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并提出两条作为本刊的努力方向：（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主张言论自由，提倡理性、真、善、美的文艺作品。维护健康与尊严，同时反对标语与主义等文学。显然这又是实验主义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翻版。走资产阶级纯文学的道路。但这是行不通的。《新月》勉强维持到1933年6月，出到四卷七期后停刊。该刊初期标榜只谈文艺，但过了一年，即1929年春开始评论起政治来了。为什么改变方针呢？编者在六、七期合刊上解释说：“如今这个时局是真沉闷，但是这个沉闷不是安静的意思，是在酝酿着将来的更大的不安。我们没有法子使我们不感到这个时局的严重。我们有几个人便觉得忍无可忍，便说出话来了，说出与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来了。”文中所谓时局沉闷，当指国民党虽然取得形式上的统一，但内部各派系势力正在剧烈地争夺兵权与政权，而且已日趋表面化了。所以后来有“讨桂之战”、“中原大战”等新军阀混战。此外南方还有红军之崛起，这是新生的革命力量。上述使资产阶级感到社会太不安宁了，因此，在第二号上，除胡适的上述论文外，还有罗隆基的《专家政治》；第三号上右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等政论文，都是希望政府改良政治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