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胡适又写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在这些文章里胡适批评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要求制定约法，保障人权，并主张专家治政，充分运用科学等等。在《新月》杂志二卷六、七号合刊上，胡适又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批评国民党政府。略谓：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但今天的局面是思想言论完全失去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所以在思想言论自由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与此同时，他又指出：“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因此，他建议：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通令全国日报一律改用白话。废止一切箝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并警告说：“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胡适的上述言论，引起国民党人极大不满，组织力量对他进行批判，并将其批判文章编辑成册，题为《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当时在《民国日报》上有一个署名佚名的写了《胡适之阘茸无耻》一文，批判他说：胡适近来竟在上海出版的反动刊物《新月》上，先后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等文，侮辱总理，诋毁吾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其背景如何，吾虽不得而知，然其冀图解我共信，摇我党基之企谋，固已昭然若揭，若不从严惩处，势必贻患无穷。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大造舆论，讨伐胡适的一般情况。那时，上海市党部曾作出决议，称“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1929年10月4日教育部奉令对胡适加以警告，并称“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胡适不服，将令文里不合逻辑的地方及其个别错字改正后，原封寄给教育部长蒋梦麟。按理中公私立学校，政府是无权撤校长职的；但势在必行，因为中公正在办理立案手续，而颁发学生毕业证书又需要盖章，这些都要教育部来核准。在这种情形下，胡适只好辞职。当时中公同学曾开大会极力挽留，而且作出决议：宁可不立案，也不让胡校长辞职。但他坚决辞去，并召集全体学生讲话，说明立案之重要。同学们知道他去志已坚，无法挽回，只得忍痛欢送了。后来胡适回忆这段历史也说，“我为学校立案问题辞职后，由马君武先生继任校长，中公就立案了”。
这件事发生后，社会舆论大哗，对胡适有“免职”、“惩办”、“通缉”等传说，然而胡适仍在租界里安然著书，倒也无事。这时周作人等来信约他回校，他回信说：“因为党部有人攻击我，我不愿连累北大做反革命的逋逃薮”而拒绝了。还有一个署名“不相识的史济行”也写信给他，希望他隐居为好，并说“最近报载，因《人权与约法》先生免去中国公学校长职，益信在国内人权太没有保障了。末了，我很希望先生找一个清净地方专门来著书，不顾一切。”可见形势对胡是大大的不利。这段时期他写了《中古思想史长编》等书稿，成果累累。并将《新月》上发表的政论文收集起来，编辑为《人权论集》复印。他在序言中说：“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又说，“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足见他对当时政治的不满；以及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向往。
1930年4月胡适又发表了《我们要走哪条路》一文，他说去年我们几个朋友讨论的是“中国现状”问题，今年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说的朋友是罗隆基、潘光旦等人。各人分了子目，如政治、经济、教育等等。但大家请胡适先写一篇文章表个态，谈谈究竟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中国的问题？于是他提出目前的任务：要铲除和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根本方法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他认为：上述五大敌人不是用暴力所能打倒的。真革命只有路一条。集合全国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时，即是我们目的地达到之时。接着他又解释说：“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2000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吗？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此文在《新月》杂志上发表后，梁漱溟在《村治》月刊上发表了《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与胡辩论。梁完全同意胡不用暴力的主张，但对其改革论调不能同意，他提出质问说：“先生凭什么推翻许多聪明有识有见人所共持的‘大革命论’？先生凭什么建立‘一步一步自觉的改革论’？如果你不能结结实实指证出革命论的错误所在，如果你不能确确明明指点出改革论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认人家而别提新议。”梁认为：贫穷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之所在。并称这是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先生却不去理会，闭着眼睛只顾说自己的话，如何令人心服？胡适后来作出回答说，那篇文字不过是一篇概括的引论，至于各个问题的讨论则另由别位朋友分任。正因为如此未能就对方的理论进行批评。并申明自己的态度只是责己，而不责人；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从上所述，显而易见，胡适观察社会的能力有很大的局限性，梁在这点上比他强。
胡适自5月正式辞准中公校长职后，6月便北上一游。这时北大代理校长陈大齐（百年）及教授如周作人等均表示欢迎他回校归队，而他也有此打算，所以此行有觅屋预作安排之计。到北平后，原来是不准备演讲的，但北大热情欢迎，不得不应邀去讲了。这一讲，便引起连锁反应，其他地方也非要他去讲不可，师大钱玄同在一封信里说，“适之兄：那天谈得很痛快，我想来看你，但我知道你是很不容易找得到的，要是找到了，一定又是宾客满堂，不能畅所欲言，所以只好不来了。那天所说要请你到师大的国文学会来演讲一次，你老不肯答应，所以我和你约：北大若讲，则师大亦须‘利益均沾’，你也首肯了。今知你已定于明日（星期一）在北大演讲。百年对我说，那是你临走时候的‘封箱戏’，你星期三是一定要走的，我所以急得不得了，打了好几次电话，总没有法儿找到你，连叔永也不知去向了。……我现在以十二分的渴望，请你也是明天到师大来为一小时之演讲。我是竭诚的奉恳，别的不说，这点老朋友面子，你总是得要赏光才好啊。”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胡适这次来北平的一些情况；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学生和教师及老同事们还是真心诚恳地期望他重返北大的。
不久，他又返回南方去了。7月2日他到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会议决定设立编译委员会，并聘他为该会主任委员，负责组织机构和主持编译工作，制订简章及挑选委员等事。其简章规定设历史部、世界名著部、科学教育部等。译稿与编稿由委员会酌送稿费，约每千字5元至10元。后来周作人翻译《希腊拟曲》，胡适批给他的稿酬是最高一级的。
9月中基会致胡适函，同意所提人选，略谓：前承建议聘任丁文江、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陈源、闻一多、姜立夫、丁西林、王琎、胡先、胡经甫、竺可桢诸君为编译委员会委员，兹经第二十九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议决照聘，并请于最近期间着手组织，以利会务之进行。胡适接到信后积极进行准备。首先他计划翻译世界文学名著《莎士比亚全集》，请闻一多、梁实秋、陈源、徐志摩、叶公超五人担任翻译工作。这件事后来因为人事变迁未能按计划进行，但梁实秋对此工作一直没放下，经过许多艰难困苦，最后终于完成了，这是十分难得的。
那时北平的房子已经租定，故于11月28日，他一家大小四口与其助手罗尔纲乘火车离开上海。在动身前，即22日上海《民国日报》上刊载胡汉民在立法院的讲演，指斥胡适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国民党政府；并称其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云云。此事影响巨大，胡适25日致函胡汉民否认写过这样的文章。但局外人不知真相，以为他会因此而闯祸，所以朋友们都不敢与他往来了。可见当时气氛之恐怖。据罗尔纲回忆说，临行那天在火车站来送行的除“亚东”汪孟邹等几位老友外，平时亲密的朋友竟无一人来送行，这是很奇怪的。而且正当胡适要迈步踏上火车时，突然过来了一个青年，喊了声“胡先生！”胡回头一看，那青年急速拍了一照，没说话匆忙走开了。那个青年是中国公学学生会的代表。后来他们到北平下火车时，除他一个在平汉铁路上工作的堂弟胡成之来接外，也没有第二个人来。他的好友傅斯年是在自己家门口等候迎接的，因为胡适下榻处离他家不远，同在后门米粮库胡同。胡家住四号，傅家在一号，彼此正是邻居。
上述情况，说明胡适那时的处境是艰难的，谁都不敢沾他，怕惹出麻烦来。逾年2月他写信给王云五说，“近年经验没有比这三个月的中公事件使我更灰心的，一肚子不愉快。”又说，“此校以后成了一个党员吃饭机关，只苦了几百真正好学的青年男女”。据吴晗回忆说：“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刚巧有了稿费，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后来吴考上清华，因经济困难求助于胡适，胡写信给清华校长翁文灏、教务长张子高谋得半工半读的机会，使吴得以继续学习。吴甚感激他。从中也可看出他对用功读书的青年是乐助其成的。
后来吴在做学问的道路上出现许多问题，比如：主攻方向究竟研究什么？如何进行学习和研究？于是他又去向胡适请教，胡很耐心地向他传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1931年9月12日胡写信给吴晗说：春晗同学：……蒋（廷黻）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成功。
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你问的几项，大致可以解答如下：
（一）应先细细点读明史：同时先读明史纪事本末一遍或两遍。实录可在读明史后用来对勘。此是初步工作。于史传中之重要人的姓名、字、号、籍贯、谥法，随笔记出、列一表备查，将来读文集杂记等书便不感觉困难。读文集中之碑传，亦须用此法。
（二）满洲未入关以前的历史，有人专门研究；可先看孟森（心史）《清开国史》（商务）一类的书。你此时暂不必关心。此是另一门专门之学。谢国桢君有此时期史料考，已由北平图书馆出版。
（三）已读得一代全史之后，可以试作“专题研究”之小论文；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做”，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
（四）札记最有用。逐条必须注明卷册页数，引用时可以复检。许多好“专题研究”皆是札记的结果。
（五）明代外人记载尚少，但如“倭寇”问题，西洋通商问题、南洋问题、耶稣会教士东来问题，皆有日本及西洋著述可资参考。蒋廷黻先生必能指导你，我是全外行。……
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你的意见。
这封信好似一篇函授教材，深入细致地谈了治学的方法，也是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吴晗后来走向治明史的道路，而且取得了很可观的成绩，这与胡适的提携和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