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校教师是关键，没有教师学校办不起来；进而言之，没有优秀的教师、学校也办不好。所以胡适一向重视选拔教师这一工作。他过去在中国公学任校长时，教师的阵容是相当可观的，而今重返北大，同样也物色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从而保证了“北大的中兴”。其中有几个人物值得一提：
第一学年北大共进新教员三十余人，一般程度都是较高的，其中大多数是留学英美的专家学者，但也有个别的不仅没出洋留过学，而且也没有在国内上过大学，但他有著作，这样的人胡适还是大胆选拔到学校里来任教。当时在新聘的教师中钱穆就是这样的一位代表人物。
钱是江苏无锡人，自幼念私塾，上过小学、读到中学为止。后因家贫无从筹集学费，开始在小学里教书。之后钱有教书“十年小学、十年中学、十年大学”之称，其实年代未必十分准确，不过略举其大概而已。这说明他的学问是从边教边学中自修得来的。钱自幼苦读，人非常聪明，国学根底深厚，因此很早就有著述问世了。在苏州中学任教时，曾著有《先秦诸子系年》一稿。当时，顾颉刚任教燕京大学，在家乡苏州见到此稿十分赞赏，便对钱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教国文，宜在大学中教历史”（见于钱穆：《师友杂忆》）。之后即1930年秋，顾推荐他到燕大任国文讲师。同年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一文，对康有为著的《新学伪经考》发动攻击。是文由史入经，专论事实，指出康书不通地方有28处之多，因此纠正刘歆伪造群经之说，证明《左传》、《周官》都是先秦的旧籍，并非汉代刘歆所伪造。于是为古文经作了翻案，《左传》等书开始为学人相信了。是文之出轰动一时，胡适看后，十分称赞，表示佩服。
1931年夏，钱穆因与校方意见不合，燕大当局不准备再续聘了。顾颉刚事先已经知道，因此当钱穆去向他告辞还乡的时候，他没有作任何表示。钱在《师友杂忆》里也说：“一日，赴颉刚处，告欲离去。颉刚乃夷然，不对余加一挽留语，亦不问所以。仅云：‘此下北大清华当来争聘，君且归，到时再自决定可也’。余临去，燕大亦未续发聘约。”可见燕大教会学校对待不同意见者，是不能相容的，同时也说明钱是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的。
钱穆离开北京之前曾去拜访过胡适，但未能相遇。次日作书致意，谓，“适之先生大鉴：日昨来城拜谒未得晤教，深以为怅！即日匆匆南旋，不克走辞。”又说：“拙著诸子系年，于诸子生卒出处，及晚周先秦史事，自谓颇有董理有清一代，考史记、订纪年、辨诸子不下数十百家。自谓此书颇堪以判群纷而定一是。”“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最后说道：“暑中傥蒙示教，请寄苏州西花桥巷28号。”（见于原件，凡此下略）从这封信里可看出钱对胡是十分推崇的，彼此关系也很好。信中还提到请向丁文江致意云云。说明胡适与丁文江对钱在学术上的贡献都是一致肯定的。有此基础，加上顾颉刚的推荐，所以钱返乡后不久便接到北京大学的聘书，聘他为北大史学系副教授，比燕京大学提高了一级，可见胡适爱才及求贤急迫之心情。
嗣后，钱在北大任教有8年之久，在教学与研究上都有很多贡献。但其文化学术观点与胡适始终不一致，比如，胡适提倡白话文，而钱一直是用文言文来著书立说的；胡讲向西方学习，钱则主张发扬传统。此外，在一些学术具体问题上，如对老子年代问题的考证：胡认为老子出于孔子前；钱则不然，认为老子出孔子后。二人为此打了一场笔墨官司。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交往，从一些信函中可以看出彼此还是互相尊重的。
关于老子这个问题，最初是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里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老子出生在孔子之前，所以他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先从老子哲学讲起，其次是孔子、墨子等等。是书出版后，引起当时学术界极大兴趣。梁启超首先提出不同意见。他发表文章作了一番考证，举出许多证据证明老子出于孔子之后。接着冯友兰也表示不同意胡适的看法，并认为从整个形势看孔子是第一个私人讲学的人，第一个私人立说的人，第一个创立学派的人，所以他主张写中国哲学史，孔子应该是第一个出现的人物。后来钱穆也反对胡适的意见，并于1930年6月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他根据此书思想上的线索，及其文体风格，断云《老子》在孔子之后。之后，顾颉刚也在《史学年报》上发表了《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一文，从文体上来论证《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因此，老子也是出于孔子之后。
上述四家都不同意胡适的看法，而且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老子是出现在孔子之后的。但胡适认为他们的理由论据都不能说明问题，因此仍坚持自己的见解，故于1933年5月在北大《哲学论丛》上发表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对上述各家所持的论据一一作了批驳。他说：近10年来，有好几位我最敬爱的学者很怀疑老子这个人和那部名为《老子》的书的时代。我并不反对这种怀疑的态度；我只盼望怀疑的人能举出充分的证据来使我们心悦诚服的把老子移后，或把《老子》书移后。但至今日，我还不能承认他们提出了什么充分的证据。接着他逐个进行了批评：从逻辑学、文体文风、思想线索、文学语言等方面作了分析，最后他说：“我不反对把《老子》移后，也不反对其他怀疑《老子》之说。但我总觉得这些怀疑的学者都不曾举出充分的证据。我这篇文字只是讨论他们的证据价值，并且评论他们的方法的危险性。中古基督会的神学者每立一论必须另请一人提出驳论，要使所立之论因反驳而更完备。这个反驳的人就叫做‘魔的辩护士’。我今天的责任就是要给我所最敬爱的几个学者做一个‘魔的辩护士’。魔高一尺，希望道高一丈。我攻击他们的方法是希望他们的方法更精密；我批评他们的证据是希望他们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来。”这篇文章发表后，钱顾等人也没有提出新的意见来进行反驳，老子问题的争论就这样不了了之。只有留待后人去继续研究和讨论了。胡适有一次在北大讲堂上很风趣地说：“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
胡适为北大物色优秀教师，不仅仅限于文科范围，理科与法科他都是同时并举的。因此，1933年北大聘请他早年的学生饶毓泰（留学德国）来任北大物理系系主任。翌年，又请饶的学生吴大猷从美返国到北大物理系任教授。他们师生俩后来为建设北大物理系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培养了好几位人才，如杨振宁、李政道等皆是。可见吴在培养人才方面是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而胡适对吴大猷的成长是早已寄予希望的。这可由下列事实得到证明。
吴原是南开大学教物理的年轻教师，1931年秋得“中基会”乙种研究奖的资助到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深造。那时，这所学校是红外分子光谱研究的鼻祖，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吴进校后刻苦努力很快掌握了红外光谱的实验技术，并且还在光谱仪上做了一个改进发明，当时引起社会的注意。一些工厂曾利用他的成果进行生产，结果获得很大利润。可见他的基础和创造能力是非凡的。
入学后第二年吴完成了一篇论文，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即铀原子之与f电子能态及铀原子是否可能为一串14个（当时尚未发现）原子的开始问题。他的这项计算为后来原子的发现及计算开了先河，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时他的奖助金已经到期用完，但他还想继续再做一段时间的研究。为此，他写信回国向“中基会”申请延长其奖助金。那时胡适在该会任名誉秘书等职，积极主张支持。于是吴大猷得“中基会”的资助延长了一年的研究工作。在这一年里，由于获得了博士学位，研究经费也解决了，无后顾之忧，业务又比较成熟，因此研究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这年他作了如下几项工作：（一）周期性位能的振动与内转动；（二）氯化乙烯的同分异构体的红外光谱及分子对称问题；（三）氮原子的双激起能态；（四）晃光谱的来源；（五）原子核反应实验的解释。上述的成绩，说明时间虽短，但收获是巨大的，为他进一步作好教学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