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他应北京大学之聘回国任北大物理系教授。他在北大3年，先后讲授过古典力学、量子力学、理论物理学等课程。与此同时，在物理系开展研究工作，用他从美国采购回来的仪器，与饶毓泰、周同庆等教授从事原子、分子光谱等项的研究。吴本人除课堂讲授外，还经常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他为建设北大物理系是有贡献的。后来抗日战争时间，他又随校迁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就是当时的学生，他们的物理学基础是在吴大猷等教师的指导下打下的。他们不仅为北大争了光，同时也为国家争得了荣誉。这是结果，但根儿还得追溯到30年代“北大的中兴”上去。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胡适的贡献是“照远不照近”了。
1932年夏天，北大法学院经济系即将毕业生中有个千家驹，平时学习很用功，且发表过一些文章，在毕业之前他想去拜望胡适，看看是否能谋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为此他请当时在清华学习的老同学吴晗帮忙做个介绍。吴写了一封信，大体介绍了一下他的为人、学习情况和愿望。吴在信中说，适之师：文史专号已出版，兹奉上二册。生有一北大友人千家驹君，此次在文史号撰《东印度公司之解散与鸦片战争》一文，他是用新观点来作一个尝试，虽不能说是成功，却似乎比时下一般自命为（唯）物观者之生吞活剥，削趾就履来得强一些。千君是一个比较用功看书的人。……他是一个机灵人，自幼便见弃于旧官僚的父亲，凭着自己的努力又读到现在，今年北大经济系毕业了。他很想来见先生，不知可以否？之后，胡适因事离平南下，在火车上翻阅吴晗送给他的两本书，其中千家驹写的论文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回到北平，便约千家驹面谈。问他毕业后准备去哪里工作？千回答说：我工作还没有着落呢！胡适便自告奋勇，主动介绍他去当时“中基会”资助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社会调查所做研究工作，时陶孟和任所长。关于这段经过，胡适在1934年6月为天津《大公报》撰写《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里曾有所叙述，他说：“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年北大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生。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的信用。”这是胡适介绍千家驹进社会调查所的表面文章。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还有一些具体情节的。据千家驹本人说：“后来陶孟和一打听我是北大学生会的一个头头，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可能是共产党，陶先生便踌躇起来了，他又去问胡适，胡适回答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经胡这么一说，陶无话可说，于是我的工作便定下来了。”
千家驹到研究所后，了解到“中基会”已经请吴半农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而二、三卷还没有人承担，于是他写信向胡适表示自己乐意做这工作，他说：“资本论这部书无论如何是经济学界划分时代的一部著作，现在编译委员会能着手做这工作，令我感到雀跃三百！不过资本论单靠第一卷是不完全的，他必须有第二及第三两卷，方称完璧。不知后两卷已有人译否？至于别的方面，我自知甚么也不懂得，但于资本论还稍有心得。老实说我在北大的六个年头中，有四年以上的时间是花在读资本论及马克思其他著作上的（资本论一、二、三卷看过两遍）。我想如果趁此机会能够把第二、三卷译出来，那我这几年也终不算虚度了。”胡适表示同情，于是把这部伟大著作列入“中基会”编译委员会计划内，由千家驹与吴半农翻译。这书当时中国不但没有全译本，节译本也还没有，可谓之开路先锋。
后来吴半农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千家驹译了第二卷，稿已经交商务印书馆。不久，第一卷已印出；第二卷校对过清样，但“商务”老板怕国民党政府禁书，不敢出售，因此一部著作便胎死腹中了。
当时千家驹虽然有了工作，但他感到每月工资不够开支，于是他又写信向胡适诉说自己的困难情形。首先介绍了家庭情况：说他父亲在外面已自成一个家庭；母亲在家异常刻苦，期望他与一个姊姊甚为殷切。接着谈自己从5岁起到大学，每天在家都捧着书本看，家里管教很严，过年也只准玩半天，因此个性变得死板，不活泼，但也养成一个看书的好习惯。眼下的困难是要帮助姊姊上大学，并要接家母到北京侍奉几年。研究所每月50元，只够自己及姊姊的费用，故不揣冒渎地将这些情况告诉先生。千家驹在信中未提出具体要求，但意思很清楚是希望胡适给予继续帮忙，设法解决问题。
胡适是个孝子，乌鸟私情，自然十分同情，故于1934年又主动介绍他到北大兼任经济系讲师，这样可增加一些收入，以便侍养被他父亲遗弃的老母。但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就成。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认为他在北大毕业才不过两年，怕他“上去下不了台”，而且赵也嫌他思想“左”倾，于是不肯同意。为此，他又写信向胡适发了一顿牢骚，说他们怀疑自己能力，毕业不久去教怕“不方便”（被学生赶下来）云云。后由于胡适的坚持，赵终于让步，因此千家驹于1935年当上了北大经济系的兼任讲师，讲授中国经济问题一课。这是该系四年级学生的课程，千家驹居然把它拿下来，说明赵乃搏等人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后来千家驹回忆说：他到北大教书一事并非自己要求，乃胡主动向北大蒋梦麟校长提出，其中经过都是陶孟和告诉他的。并称：“胡先生是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立场上我们是不同的，我坚决反对国民党，但他并不以此而歧视我，而且处处提拔我，帮我的忙；他从没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强加于我或企图影响我，而处处表现出一种宽容精神。”接着他又说道胡适当时虽已名满天下，但一点也不摆架子，他是很有人情味的。1936年当他与杨梨音女士结婚时，去请胡适作他们的证婚人，胡欣然答应。结婚那天，胡适很高兴地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他们夫妇签名，据说在上面签名最早的是赵元任夫妇。大概这是胡适准备留下的纪念品，意欲统计一下看看他究竟为天下有情人做过多少好事？之后，举行婚礼致词时，胡很有风趣地开玩笑说：“千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头儿，但看今天的婚礼却一点革命气息都没有，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要变成杨家驹了。”胡适的这番话，顿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以上所述的三位人物是很有代表性的，文理法三科都有了，说明胡适物色教师不止光照顾文科一家，也是从全局考虑的。另外，胡适选择人才的标准不是只看个人的学历：什么留学生、博士等等。更重要的是看本人的实际能力和学术水平。关于这点在上述的三位人物中就有两位没有什么高级或更高级的文凭，但他们有著述，而且水平不低。胡适慧眼识英雄，有分辨能力，所以能排除阻力，大胆提拔，为北大请到了许多优秀教师，这是值得后人怀念的。
当时，胡适名声大，所以常有人来求他介绍工作，但他不轻易给人写介绍信。他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有真才实学，不然他的介绍信是拿不到的。据常往来他家的胡不归在其《胡适传》一书里说：有一次，他家里的一个亲侄胡思猷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求他找个事，他就问道你有什么著作没有？他侄子回答说：没有。又问：你有什么专门研究？他侄子有点生气，回答说：没有！大学刚毕业的人哪里谈得到什么专门研究。胡适听他侄子的话有点刺耳，于是生气地说：既然没有，那末我不能替你找事！假若你有著作，或有什么专门研究的话，我可以向人介绍说：这里有一个人才，他有著作，有专门学问，你们那边需要这类人吗？现在你既没有这些成绩，我不能对人家说：他是我的侄子，你们必须要给他安插一个位置。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侄子说：思猷，我不能为你破例呀！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胡适要求自己严格，有责任心。他不愿辜负社会给他的声望。显然跟上述三例形成鲜明对比，值得大家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