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在旧社会文化教育界是流传很广的，意思是大家都希望把胡适认为朋友。比如有一位姓蔡的，在一封信里称赞说，“胡老先生：《史（记）》、《汉（书）》、《季布传》中有句话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李白《上韩朝宗书》也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如今中国的先生，真是学界的季布和韩荆州呀！而我既得一识先生，并得先生一诺，也就不止于封万户侯和得百斤了！这是何等的荣幸。”这些例子是很多的。而胡适在讲演或作文里也常常称“我的朋友某某”，或“我的少年朋友们”。这些话在他的文章里是常见到的。但是这句话究竟从何而来，谁也不知道了。胡适晚年在美国，替他作口述自传的唐德刚曾问过他，说“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是谁首先叫出来的呢？胡适笑嘻嘻地回答说：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唐还说，笑得非常得意（《胡适杂忆》153页）。笔者也访问过一些老先生，但也没有结果。总而言之，这句话说明胡适的朋友是很多很多的。因为朋友多，来访者不少，于是他对外公布每逢星期日是他会客的日期。这天大门敞开，谁都可以去找他，而他也热情地欢迎来访者：其中有青年学生、教师、军人、商人、记者及引车卖浆者，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相反熟悉的朋友这天是不太欢迎的。有一次，钱穆和顾颉刚去看他，胡适就对他们二位说：“今日适无人来，可得半日之谈，他日君来，幸勿在星期日，乃我公开见客之日，学生来者亦不少，君务必他日来，乃可有畅谈之缘。”由此可见，在那个年代胡适的朋友遍天下！仅就胡适在重整北大时经常交往的朋友便可看出胡适生活的一个侧面。
当时与胡适来往较多，而且关系较深一点的就得首推傅斯年了。傅字孟真比胡小5岁，山东人。他跟顾颉刚是胡适的两个得意门生，但在国学基础上他俩便不比老师弱，因此胡适也得到过他们的许多帮助，谈论学问，相得益彰，所以他们在20年代的学坛上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疑古学派。在这方面胡适提倡，顾颉刚十分努力，并做出了许多成绩。可是后来胡适思想转变了，到1929年他告诉顾颉刚说，“现在我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顾当时听了这话十分震惊。他回忆说：“我听了这话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的原因。”因学术上的分歧，胡、顾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但仍保持师生关系。之后，胡与傅斯年较为接近。傅与顾本来是同学好友，后因傅倾向考古，与顾学术观点不同，所以关系也不协调了。傅斯年这个人很有办事能力，但不免有独断专行之处，这也是与顾不合的原因之一。胡适重返北大时，他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在北大兼课，为胡适的得力助手，过从甚密，有许多事胡适都是听他的。
傅为人个性刚强、直爽。据说因此常得罪人，所以有人骂他为“活曹操”，但他对胡却执礼甚恭，见面一直是称“先生”，而不敢道其姓。胡适对他也视为知己，亲切地呼其字叫他“孟真”。据说他俩在一起谈话时傅总是毕恭毕敬“端坐”而言，但他与陶孟和谈话时，陶虽是老师辈，他却随便了，常常是跷着二郎腿，神情自若地开口直呼其名，叫“孟和”而不称“先生”。从中可看出他们的关系及胡适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傅斯年家住米粮库，离胡家很近，因此常到胡适处来坐谈。他与胡的交往可说胜过丁文江。
提起丁文江这个人，傅斯年对他开始是恨之入骨的，他曾说过，“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他！”这是因为丁文江于1926年应北洋军阀孙传芳之请，出任松沪商埠总督的事。当时傅在国外留学，认为丁投靠北洋军阀可耻，因此感到气愤。同年胡适到巴黎，他大骂丁文江，对胡曾说过这个话。后来了解丁之出任松沪督办，虽然是为军阀张目，但其用心是想认真干一番事业，建设“大上海”，实际上也做了一些事，如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统一市政、财政及公共卫生等工作，而且只干了8个月，没有发现什么劣迹，所以原来的观念改变了。1931年丁文江到北大来任教，4月里的一天，傅在家里请几个朋友吃饭，其中有丁文江和胡适。当时因为议论一个人，胡认为傅的意见偏颇不甚公允，于是婉转地批评道：你这个偏见反正会改变的。接着又说：你不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就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这一问倒使傅显得很尴尬。后来，傅埋怨胡适搞恶作剧。胡对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自豪？”不久，果然他们成了互相敬爱的好朋友。从这个故事可看出他们三人的个性，傅是比较主观一点，胡适一方面对他进行批评，同时又促进他们相互了解与合作，可谓用心良苦。自徐志摩死后，他二人就是胡适最亲近的朋友了。
此外，胡适还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那就是陈衡哲女士了。陈是湖南人与胡适同岁。他俩同为先后的留美生，在国外又同为《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当时胡任主编，陈是编辑。彼此交往虽不甚多，但认识是一致的，胡适提倡白话文，陈马上放弃文言文改用白话文写作，在“季报”上曾发表过许多短篇小说，如《一日》等等。因此她成为我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女作家。1920年回国与任鸿隽结婚，胡适介绍她到北大教西洋史。课余仍从事文学创作，在《努力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胡适曾赞扬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她“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并称赞她编著的西洋史是开创之作。陈也十分关心胡适的生活和事业，书信频传，语言间充满着无限的友情和关怀，彼此思想感情非常融洽。因为任鸿隽也是胡适留学时的知己朋友，回国后在南方大学任教，后来又在“中基会”同事，所以大家亲密无间往来更为频繁。但不料他们的正常友谊却被社会上一些人误解了。1934年4月竟有人化名“象恭”在《十日谈》26期上的“文坛画虎录”专栏中以《陈衡哲与胡适》为题发表一篇短文，评介陈胡之交谊，其中有许多是不负责任的猜测和污蔑之词，比如说，陈女士要求与胡适结为永久伴侣，胡适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鸿隽；又说，任君夫妇的感情总还是澹澹的等等。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任陈二位十分生气，拿这份杂志来找胡适，认为这是有意的造谣和毁谤。胡适看了也感到十分气愤。于是他很快写了一封信向该报编辑进行质问，并逐条驳斥，要求将他的信登在下期《十日谈》的“文坛画虎集”栏内，并要他向文章里被攻讦诬枉的各人道歉。胡在信中说：“象恭”先生此稿，事既绝不真实，又明明含有攻讦他人的作用。试举其中数点为证：（一）此文说陈女士留学美国时与胡适“相见的机会甚多”。关于这条胡适用事实驳正说，“只有1917年4月7日任叔家君邀我同到她的学校见她一次。不久我就回国了。”直到三年后她和任君回国才第二次相见。那时他们已订婚而且很快就结婚了。（二）文中说，胡适拒绝陈的求婚要求，所以把她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胡适批评说，这是完全与事实相反的诬辞。诸如此类，胡适举出四条来加以驳正，说的是有理有据的。后来编辑当然无可话说，只得在《十日谈》39期上将胡的信登将出来，题为《胡适之来函》表示道歉。一桩花边无头公案就这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宣告完毕。
然而，这个“因”在何处呢？有人认为，陈女士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洛绮思的问题》讲的是美国某大学一位哲学教授瓦德白朗爱上系里的一个研究生洛绮思，且二人已有了婚约，但这位研究生热心于学术，想将来有所成就，虽极爱老师，结果还是要求解除婚约。这位教授理解她的心情表示同意。后来他与一位体育教员结婚，因为自己是用脑的人，正需要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来调合一下。但婚后不怎么如意，心里仍十分怀念着洛绮思，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写了一封情书向她倾诉自己的心情。他说：“我不愿对我妻子有不满意的说话，但我又怎能欺骗自己，说我的梦想是实现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当尽我丈夫的责任，但我心中总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给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无穷过去的悲欢，无限天堂地狱的色相，我常趁无人时将他打开，细味一回，伤心一回，让他把我的心狠狠揉搓一回，又把他关闭了。这是我的第二个世界，谁也不许偷窥的。”接着又说：“瓦德虽然结了婚，但他不曾因此关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我永远是你的。”从上所引的两段话里，的确可看出作者所流露出的思想感情是比较缠绵、隐晦的，似乎有所指？因此有人认为这篇小说里人物是在影射胡适。所以台湾作家苏雪林在其所著《中国三十年代作家》一书中评论说：“陈衡哲这篇小说中的人物皆有所影射，我们若知道个中秘密，则读此文更可获得双倍乐趣。”话虽如此说，但感情这个东西有时是难以捉摸的。胡适同样也写过一些诗词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但这些都不足以为凭的。现在让我们从陈给胡的信中摘几段来看看他们的关系究竟如何：
（一）1920年8月31日信云：适之：我有两件小事要和你商量：（1）我很希望星期六没有课。你和朱先生排时间的时候，若做得到，极盼望你们给我这个favor（恩宠）。（2）我一天大约有两三小时的课若能连在一起，便可省俭不少光阴，不知做得到吗？以上公事说完了，再说一两句闲话：我的扇子你已经写了吗？你喜欢来看看我的英文诗吗？
（二）1922年6月10日信云：适之：……我看见各处对于《努力》评论声章，都是你一人作答语，很为你抱不平。我差不多要劝叔永回到北京去帮帮你的忙了。别的下次再说吧，祝你和你的“家”平安。
（三）1925年11月22日信云：适之：我到京后所以不写给你的缘故也和叔永的差不多，所以现在不再赘述了。我此次到京适遇你不在此，我的失望是不能言喻的；但尤望你不久可以回来，岂知你竟想弃北京而长逝呢？北京朋友虽多，但你是旧友中的最相知的，你不回北京来，真使我们感到枯寂荒凉呵。
从以上所引不同年代的三封信里的三段话来看，可看出他们的友谊是正常的，而感情又是十分真挚和友好的。从他们的交往中人们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在他们身上是多么的鲜明：在他们身上既有西方男女平等、自由交际的一面，同时也有中国传统君子之交“不越矩”的一面，这在那个时代算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事儿，所以引起了人们特别兴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了。正因为胡适与任、陈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胡适到北京来办事时，就住在他们家里。1930年9月胡适由上海到北平时就住在陈衡哲家（大羊宜宾胡同）。一天，突然有位白发老人来访，胡适已外出，于是这位老人留下一大包文字资料，写了一张条子就走了。字条上写道：“阅报知驾临此都。不胜欣悦。先年每见大学校讲义各篇极为钦佩。本年4月，因梁漱溟于其月刊中与先生辩论，始得悉今日国中真大彻大悟者尚有先生。……呈上迩日拙作数篇，欲先生知我非糊涂人。先生暇中一阅，倘以为可与商榷，则尚有更有关系之俗鄙论多篇，欲呈教也。”胡适回来看了上面的字条，才知道来访的客人是30多年前参加戊戌变法的革新志士，及国音字母的创始人王照（小航）。胡适很感慨地说：我久想见见这位老先生，想不到他先来看我了。第二天，胡适把他留下的文稿都读完了，惊喜地说：“这位72岁的老新党在思想上还是我的同志哩！他在杂志上见着梁漱溟先生和我辩论的文字，他对我表示同情，所以来看我。我得着他的赞许，真是受宠若惊的了。”
次日，胡专程到德胜门附近水东草堂拜访这位王先生。二人非常融洽地畅谈了一番。关于这次谈话胡适后来回忆说：我记得他很沉痛地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对此胡适也有同感。后来他在小航文集序里补充说：下面没有普及教育，上面没有高等教育，明白的人难能从半空里掉下来？然而平心说来，国中明白的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只因为他们都太聪明了，都把利害看得太明白了，所以他们都不肯出头来做傻子，说老实话。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于是他赞扬说：王小航先生就是一个肯说老实话的傻子。他在《贤者之责》这篇文章的末段曾说道：“朋友朋友，说真的吧！”胡读后感到这八个字对自己精神上有很大的感动。并称：“这八个字可以代表王先生40年来的精神，也可以代表王先生这四卷文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