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卸任大使的消息传出后，美国《纽约时报》表示惊奇和遗憾，发表评论说：“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了。”又说：“美国朋友对他期望至高，而他的实际表现又远超过大家对他的期望。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赢得支持。对于他的去职深感遗憾尚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意。”可见美国舆论对胡适去职深表留念。
这种心情，同样也表现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内。当胡适离开大使馆那天，许多朋友都来送行，馆内秘书刘锴却躲在胡适屋里不愿出来见人，原因是他的眼睛已经流泪，怕人家看见不好意思。后来，刘一直坐火车把胡适送到巴尔的摩（Baltimore）站才回去，分别时胡适也掉泪了。可见胡适被政府撤职，舆论民情是不服的。
胡适当然也想不通，这倒不是恋栈，因为他过去曾表示过随时可以走人的。不过他认为这样下台并不光彩，是对他在困难时辛勤工作成绩之否定。因此当他退居纽约后心情甚为不好，又加上心脏病时常发作，可以说是处于贫病交加情况之下。据当时与他常往来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说：“其时很多大学争聘其为教授，他因一时灰心，寓居纽约，谢绝一切邀请，其后因经济发生问题，其大使下任时银行只存1800余元，而又为我们再三敦劝，始就哈佛讲学一年，后又到各大学去讲学。”这便是他离职后在美国处境的大概情形。这些情况在国内也是有所传闻，所以沈从文在给胡适的信中深表同情地说：“20年中死的死去，变的变质，能守住本来立场的老将中只剩先生一人，还近于半放逐流落国外，真不免使人感慨！”以上所述就是这位书生大使的下场了。
胡适移居纽约后，许多朋友如蒋梦麟等均写信劝其“此时似可不必急于回国”。郭泰祺在信中说：“因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总而言之，大家都希望他留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然而，胡适这时却又提不起精神来教书，当时虽有许多大学来聘请他，但都被谢绝了。他买了许多古籍，于是随心所欲地东摸摸、西瞧瞧，在一故纸堆里打转儿。有时心血来潮想动手写他的后半部书：中国思想史，但这一愿望后来也没能实现得了。
1943年2月3日，因读《汉书》晚上高兴起来，写了一篇《易林考》，一直写到次晨四点半才写完，有4000多字（后来扩充到1.4万字）。他说：这是我6年来第一次写成的一篇中文的考证文字。
《易林》这部书本是我国古代一部卜卦的繇辞，等于后世的神庙签诗。书本身并没有多大思想价值，但胡适认为有两点值得人们注意：一是在文学史上，这些繇辞中有很多美的句子，读起来颇像民间的歌谣，朴素里流露着自然的俏丽；4000多首繇辞里，至少有100多首可以当做清新的小诗读。他说：其文学的趣味比司马相如、冯衍、班固、崔驷的长赋要高明得多。二是在声韵学上，因为它是古代韵文，4000多首繇辞中保存了许多古代的声韵，这对研究声韵学是难得的资料。
由于以上原因，这部书的作者、年代、内容等问题近三四百年来都有争论，大致说来有四种说法：
（一）作者是焦赣（字延寿）（为前汉昭帝、宣帝时人）。
（二）是崔篆（王莽时人，东汉光武时还在）。
（三）是许峻（东汉后期人）。
（四）是“东汉以后的人”（顾炎武说）。
在这四种说法中，自六朝以后大家都咬定此书的作者是焦延寿。因此通常人称此书为《焦氏易林》。胡适认为，材料都是那些，只不过他们的考据方法不精细，所以结论的差异才那么大。这次他要重新考订材料差不多还是大家知道的那些，只是方法不同而已。他的办法是：
第一步，证明今本《易林》确实是汉明帝与沛王辅用来占卜之《周易卦林》。此事见于《东观汉记》“蚁封穴户”的故事。这样就排除了上述两种说法。
第二步，证明焦延寿如果是作者，那就太早了，不能知道《易林》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事，比如，书中繇辞云：“皇母多恩、字养孝孙，脱于襁褓，成就为君。”其中的史实是指定陶傅太后抚养汉哀帝的事，因焦氏死于元帝时，而哀帝发生的事，他是不会知道的，所以明朝的郑晓、清初的顾炎武都否定《焦氏易林》之说。
第三步，只剩下要证明崔篆是《易林》的作者了。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嘉庆年间山东有位牟庭曾考证过。他从《后汉书·崔骃传》里找到一条材料，即“驷祖篆，王莽时为建新大尹，称疾去。建武初，客居荥阳，闭户潜思，著《周易卦林》64篇”。他从这条材料引申到《易林》旧序，然后从训诂上进行分析。他认为《易林》的作者是崔驷的祖父崔篆，其理由是因崔的字形误作了“焦”，后又有人误改“篆”为“赣”，所以崔篆的书，变成了焦赣的书。因此他说：“崔篆之书，嫁名焦赣，遥遥千余年，遂无觉者。幸而误序犹存，俾余得寻迹所由，复睹其真，校书得此，旷然有发蒙之乐矣！”
胡适认为：牟庭的大功劳在他能从一篇伪序里寻出破绽，从而得崔篆是《易林》的真正作者。但是否能使反对者认为证据充分而表示心服呢？于是他又对历来各家的反对意见进行了评论，从而充实了牟庭之说。胡的结论是：《易林》确是1900多年前的古书；其著作人为王莽新朝的建信大尹崔篆；其著作年代是在东汉建武初期（公元25至35年）；其著作权应该归还原著作人崔篆，题名为《崔氏易林》。胡适的这篇考证文章，后来以《“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考证学方法论举例》为题，发表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他说，我的结论大致与百年前牟庭相同，牟的《崔氏易林序》知道的人甚少，故我作此文，意在介绍牟庭，并修改其论证。
是文发表后，余嘉锡在一封信里赞扬说：“大著精深博大，不惟判明易林之著作权，且进而制定考证法，如萧何造律，后世莫能出其范围”。但也有提出不同意见的，逯钦立在致胡适函中说：“学生细细的读过，深服方法的谨严及论断的精当，在方法论上确实又给后学者起了一条好例子，不过学生还有两点小意见很愿意提出来就正于吾师：（一）《易林》繇辞里有中叶以后的材料，西汉末年的崔篆是不会知道的。（二）据《后汉书》崔驷传所附之崔篆传，崔篆不是阿附王莽的人，例如不做步兵校尉。因此他是不会用易林繇辞做出极无耻的阿谀文字的。”对于上述意见，胡有答辩函致逯钦立，他说：“易林判决书是我离开大使馆后，第一篇考证文字，用意在训练自己，故多年不敢发表。承你指出两点，我都感觉兴趣。”关于第一点，王乔用履飞行的故事，此种神话不是史事，其本身年代无从确定。因此“繇辞里有中叶以后的材料”是不可信的。至于第二点，胡适说：对于崔篆的传略，你也太老实了，他是新莽一党的人，似无可疑。依我的说法，《易林》作于西汉末年，那时王莽是值得歌颂的，如果我的结论不大错，崔篆在王莽建国以前歌颂王莽并不能说是无耻阿谀。从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学界对胡适的这篇“易林考”是持肯定态度的，当然也提出一些疑问，但重点还是在其考证方法上大家一致认为很有启发。如唐兰在一封信里评论说：“大作《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读竟，皆人人心目中欲说的话，而没有方法说出来的。老吏断狱，固然要证据，也要吏才，我所最佩服的还是先生明决的判断，清晰的条例。”
胡适作完《易林考》后，又写了《曹操创立的“校事”制》、《两汉人临文不讳考》等考据文章。同年，即1943年11月5日，当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王重民写信给胡适说，他近来遇到一部校本《水经注》，因审阅此本而想到“赵戴”、“全赵”两公案，在写其善本书目提要时，不觉写成了一篇五六千字的跋语，向胡适请教。其文云：“按清儒之治《水经注》，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字东原）三家最称巨擘。戴本最先出，赵本次之。乾嘉间学者以赵本多同于戴本，遂谓赵攘戴书，莫之能辨。道光、咸、同以来，始反其案，至今日已成定谳。”胡适读了他的文章，便作一长函答复他说：“我一生不曾读过《水经注》，偶尔检查则有之，但不曾读过全书。因此我对于戴、赵、全诸家校本公案，始终不曾发一言。前几年，当孟心史（森）的文章发表后，我曾重读静安（王国维）先生的《戴校“水经注”跋》，那时我很觉得此案太离奇，多不尽情理之处，其中也许有别情，为考据家所忽略。如《永乐大典》本具在，东原并不曾毁灭此本以掩其迹，他岂不知此本终有他人用来校勘之一日？又如全、赵之书也都存在，赵书且已进呈，且已著录《四库全书》，东原岂能尽抹杀诸家之书？况且此种行为，在当时直是“欺君”大罪，东原岂不知之？四库馆臣岂能都不知之？凡此数点，都太离奇。我久想将来收集此案全卷再作一次审问，以释我自己的疑惑。我并不想为戴氏洗冤，我只想摆脱一切成见，再作一次考订，以求满足我自己‘求真实’与‘求公道’的标准。”接着他提出一些意见与王重民商榷；并在日记里说：重民治学最谨严，但此文甚不佳。今日独坐，取《水经注》聚珍本、《戴东原集》等书，试勘此离奇之公案。之后胡适便被这《水经注》迷住了。为了这桩“公案”，他花了后半生大部分精力去进行考证。
关于《水经注》这部书，原书题名为《水经》，乃汉代桑钦所著，传到北魏时郦道元为之作注，故称其为《水经注》。这是我国古代讲地理的一本名著。此书本文有34.5万多字，加上注解和校勘，总在40万字以上。由于历代技术条件的限制，此书经过1000多年的辗转传抄，结果出现了许多错误，而最为严重的是“经文”同“注文”混起来了。为了理清“经”、“注”等问题，历代学者在校勘训诂上花了很大精力来进行整理，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各种校注本：如清代戴东原的《校水经注》、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全祖望的《新校水经注》等等。后来人们在研究该书时，对比各家之说发现其中有雷同涂改之处，于是又产生谁抄袭谁的问题，打起了笔墨官司。
这场官司进入民国后，首先是由王国维于1924年2月写了一篇有关《水经注》的校勘文章，题为《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在这篇文章里他历述各家之说，批评戴东原抄袭赵、全二氏之书，他说：“戴东原氏成书最后，遂奄有诸家之胜……至光绪中叶，薛叔耘刊全氏书于宁波，于是戴氏窃书之案，几成定谳。”并称：“大典本第一卷有涂改四处。”是文发表后，到1936年11月12日北大教授孟森在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上又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为《商务影印永乐大典本水经已经戴东原刮涂改弊端隐没不存记》、二为《戴东原所谓归有光本水经注》。第一篇主要是说戴东原奉召进入四库馆参加整理古籍时，利用工作之便，将皇家收藏的《永乐大典》中的《水经注》优胜处竟抄录在自注的《水经注》校本上化为已有，但恐人发现，于是毁灭大典真相，以绝人指摘、故有括改及涂改之劣迹。第二篇是说戴东原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制造混乱，将自己所引之书目，统称为“近刻”，而不明指其出处。同时，又在一些地方注明引自归有光《水经注》校本，但归氏之书早已不传于世。因此作者认为，戴偷赵、全二氏的书，而假托于归氏以惑众也。总而言之，孟森这两篇文章，旨在重申王国维“此案已成定谳”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