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因易闯进文学的探路石，是他的长篇处女作《梨园谱》。
记得俄国19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冈察洛夫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经这样说过：“我有（或者曾经有）自己的园地，自己的土壤，就像我有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的空气、朋友和仇人，自己的观察和回忆的世界——我只能写我体验过的东西，我思考过和感觉过的东西，我爱过的东西，我清楚地见过和知道的东西，总而言之，我写我自己的生活和与之长在一起的东西。”（冈察洛夫《迟做总比不做好》）作为一个从基层出来的作家，吴因易创作的园地和土壤是什么呢？在他的作品中，他爱过和恨过，感觉过和体验过的东西是什么呢？这要从他的生活轨迹中找答案。
作为一个在苦难中度过童年的“流浪小艺人”，吴因易不仅同其他成年人一样，感受过时代的苦难和人民的疾苦，而且还有着他自己独特的境遇。因为父母是艺人，他生活在一大群艺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文艺界的圈子里。他从父母的口里听说了他们家族的往事。他从文艺界的叔叔伯伯、阿姨姐姐们的口里听到许许多多的有关文艺界的曲折动人故事。他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对文艺界的各种人物的性格也有较深刻的了解，于是便构成了他的《梨园谱》的雏形。从读初中开始，他就静悄悄地从事《梨园谱》的构思和起草初稿。经过七八年的努力，一部反映川剧艺人抗战后期苦难历程的长篇小说《梨园谱》上卷，于1972年脱稿。吴因易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将该书投到四川的一家出版社。但那时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极“左”思潮甚嚣尘上，这部为苦难艺人喊冤叫屈、树碑立传的书，显然不合时宜，很快被退回到吴因易手里。
吴因易并不气馁。他拿着退回的书稿，反复琢磨，继续加工修改。1978年秋天，中国大地开始复苏，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1979年初，吴因易斗着胆子，把修改后的书稿寄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他当时也不敢抱有奢望，只是静静等候编辑部的裁决。
过了不久，上海传来的消息令他喜出望外，他收到出版社编辑邢庆祥同志的来信，告诉他《梨园谱》已列入出版计划，请他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修改书稿。那是1979年夏天，川西青年吴因易只身来到黄浦江畔。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打浦桥头那座小招待所里，吴因易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昼夜。他在出版社编辑的指导下，对这部处女作进行精心的修改。他望着黄浦江的滔滔江水，借着清爽的晨风，揣摩着篇章的得失，对作品进行精心的打磨。1980年，《梨园谱》列入“萌芽丛书”出版。吴因易首次驾驭长篇创作的题材，展开波澜曲折的人生画面，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梨园谱》描写抗战胜利前后，川西艺人的艰难处境和斗争历程。玉艇戏班的班主张玉艇率领戏班的柳强、李达人等一批艺人，为了谋生存，求生路，同当地恶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作品一方面表现中国艺人的正义豪侠，敢于斗争，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某些弱点和生存难以保障的处境。作品通过一个戏班子的命运际遇，折射出中国底层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苦难和艰辛。作品有较强的历史感，有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梨园谱》在艺术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作品敢于以一个戏班的“班主”作为正面的主人公加以描写和肯定。吴因易创作《梨园谱》的初稿时，正是“四人帮”“三突出”理论猖獗的时期。他们大批所谓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文艺作品，一味强调描写“正面英雄”、“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有谁敢把一个带有剥削阶级性质的“班主”作为正面人物加以描写呢？吴因易敢于突破极“左”思潮设下的框框，描写了班主张玉艇的正面形象，在桂花场演出事件中，他敢于领导戏班子里的兄弟姐妹们同以王庆三父子为代表的地方豪强进行殊死的斗争，大胆表现了他的侠义行为和刚直不阿的性格。当然，作品也表现了他的某些弱点，有时办事也很糊涂，这样就比较全面地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注意到，在新时期初始出现的文学文学中，在塑造这类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方面，有两部作品值得注意：一部是方之的短篇小说《内奸》，另一部则是吴因易的长篇小说《梨园谱》。正是从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来考察，我们说应该重视吴因易的这部处女作在艺术上的探索。
《梨园谱》问世以后，立即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舆论界的好评。《人民日报》1980年9月发表了题为《新人新作梨园谱》的评论，对吴因易和这部新作进行了热情的介绍和评论。《文艺报》也发表了《文艺苗圃一新芽》的评论文章，向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推荐这部小说。当年，它又被评为“四川省首届优秀长篇小说”，受到奖励。这次获奖，对于在文艺界崭露头角的吴因易，是个巨大的鼓舞与鞭策。
吴因易从各方面的鼓励中获得了创作的新的动力。吴因易果然不负众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