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首任首相，地位相当，时代相同，风云际会，砥柱中流。面对共同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发令枪猛然打响，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同时起跑。怀着富国强兵的同样梦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为领军人物，带领各自的国家一路奔赶。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帝国则一飞冲天。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同样是“经世之才”，一个身背骂名，抑郁而终；一个大功告成，奇勋盖世。这样悬殊的结果，难道真的是南桔北枳、水土不服？还是真如李鸿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斯人已乘黄鹤去，当时成败已沧桑。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事实上，也许很多历史学家都忽略了，解开二人命运的密码，1865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1865年1月12日，日本改革派武士不顾实力悬殊，奋然在下关发动长州起义，与封建幕府势力决一死战。起义领袖高杉晋作奋然写下绝命书：“国家有难，心中如火”，为“忠义之鬼，快哉，快哉！”（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在菜市口临刑时，也曾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言何似，其情何异？）举事之际，很多人突然犹豫观望，幻想通过谈判媾和自保，高杉晋作坚决反对，他形单影只，与众人争得面红耳赤。在此箭在弦上、千钧一发之时，伊藤博文率领力士队三十人和另外八十人挺身而出，支持起义。经过浴血拼杀，起义竟奇迹般取得了胜利，长州成为倒幕斗争的强有力的基地。
而在同一年，四十二岁的李鸿章早已官至两江总督，扩建金陵制造局，开始去振兴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可以说无论是沙场征战，还是洋务维新，二十四岁的下级武士伊藤博文在老前辈李鸿章面前，都只是个姗姗来迟微不足道的青皮后生而已。
谁又能想到，这场龟兔赛跑，其实从一开始就胜败已定。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属于“士”阶层。不同的是，李鸿章出身“以科甲奋起”的士大夫之家，而伊藤博文则出身于破落武士之家。两人都有补天之才，凌云之志，但阶级出身不同，成长环境有别，其人不同，则其道相异。李鸿章要补的必然是封建王朝的“天”，伊藤博文则要打破封建专制的坛坛罐罐。为维护大清王朝，李鸿章“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流连帝制官场，享受权力巅峰，连梁启超也忍无可忍，批判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梁公此言，其实差矣。李鸿章一生事业，与“血性”无关。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自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昙花一现，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社会还是“铁板一块”，封建制度相当牢固。学而优则仕，封妻荫子，功成身退仍然是中国士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至高理想。就李鸿章而言，从他办团练、统淮军，为挽救清王朝统治浴血奋战那天开始，历史就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位“卫道”、“救时”的封建官僚。他二十四岁即成为科场得意的青年才子，眼光超卓，手腕敏捷，一路凯歌，扶摇直上：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诚如他自己所言，“遭遇不为不幸”。这样的际遇，岂能不“谢主隆恩”？又岂能不拼死为大清王朝效犬马之诚？他一辈子的事业荣华，都靠自己流血流汗奋斗得来，焉能不嗜之如命，甘之如饴？他的老师曾国藩深谙此点，说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著书，少荃（李鸿章）拼命做官”。李鸿章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权力，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功名利禄就是他的命根子。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是，李鸿章后来赏爵封疆，位列首辅，被授予万众瞩目的“文华殿大学士”，有了“丞相之名”，成为有清以来唯一获此殊荣的汉人。当时有着帝师之尊的翁同龢对“文华殿大学士”这个高居汉臣之首的名号觊觎已久，趁李鸿章闲居落拓众叛亲离之际，派袁世凯以旧僚之名前来游说他交出此位，以李代桃僵。袁话未说完，李鸿章早已如割心肝，气冲斗牛，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李鸿章在那个时代确实具备他人罕有的开拓意识，但他断不会成为伊藤博文那样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者。可笑孙中山年轻时，还曾充满幻想去说服中堂大人一起“闹革命、兴共和”，幸得老人家胸怀宽大，阅历深厚，把孙文一笑打发，要不早以“谋反”之罪，要了他的脑袋！
反观伊藤，则南辕北辙。
1853年7月8日，美国“蒸汽船之父”、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队悍然闯入日本，震惊全国。当武士们穿着旧式甲胄，扛着生锈的铁铳，用牛车拉出炮筒前往防备时，才发现他们的全部火力，还不及美舰的二分之一。培里使用的洋枪洋炮，让幕府武士们看着胆战心惊，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培里代表美国总统提出了开港通商的要求。这位前不久刚在美国与墨西哥的海战中大获全胜的将军，十分自负地对前来交涉的日本使者说，你们最好不要抵抗，因为一旦开战，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胜。
向来就有深重“岛国焦虑”症的日本人，面对冒着滚滚黑烟的战舰和美国人不容置疑的“开国”通牒目瞪口呆。软弱无能的幕府统治者一时慌乱无措。培里在炫耀武力的同时，用电报机、望远镜、蒸汽机车和大炮彻底俘虏了日本人的心。正如明治初年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所写：“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这把烈火就是指“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当时的日本，远不如中国封建皇权统治稳固。幕府与天皇、幕府与外藩、高级武士与下级武士之间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封建藩主穷奢极欲，他们的信条是“农民和芝麻越榨越出油”。包括伊藤博文在内的一些下级武士，景况日益破落。他们诅咒“门阀制度乃我父之敌”，怨恨因出身低微而不能升迁，火山蕴藏在他们心中。
美国黑船的一声惊鸣，使原本一心练习剑术，要成为剑士的伊藤博文们幡然醒悟：学剑只能敌一人，而不能“与万国对峙”。他们认识到仅仅改朝换代，不足以救日本了！
伊藤博文正是在揭竿而起推翻封建幕府的血火斗争中崭露头角的。在倒藩过程中，他深感必须“明察世界大势，欲与五洲各国并立，就不能以世禄之制建立国政”，为此于明治元年首先提出“废除诸藩”，“使全国政治划一”的建议。最终，武士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历经长达十五年的奋战，终于推翻了幕府的统治，扶持明治天皇成立新政府。可以说，伊藤博文的身上虽留有封建武士的胎记，但他追求的是近代日本走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走的是与李鸿章截然相反的道路。
这里深藏着令人深思的历史悖论。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精神和文化性格作出过精辟解析，她在著名的《菊与刀》一书中这样写道：
“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
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只要能达到进取自强，进而征服对手的目的，在日本人的世界里，敌人可以成为最好的老师，比如美国；老师也可以成为被打的敌人，比如中国。
有意思的是，2003年8月，日本横须贺市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以纪念培里在横须贺登陆150周年，还给培里塑了铜像。当年美国军舰敲开日本国门，日本人内心尽管充满着恐惧和自卑，但他们庆幸自己被及早惊醒，奋起直追。当时的中国则像一个衣衫破落的梦游患者，被列强的炮火惊醒后，只是怒不可遏地觉得惊醒他的人罪该万死。
世上已无李鸿章，时代的悲剧已成历史。真正的大国不应被误读，更不应自欺欺人。正是因为知耻后勇，知难而进，才有今天中国真正的腾飞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