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诗歌的标准很难驾驭,把“标准”改为“趣味”会不会好一点?比如,毛泽东曾说,诗要以新诗为主,旧诗不宜在青年中间提倡,但他自己不读新诗,还说除非给我两百大洋,不然我就不读新诗,这是标准和趣味的矛盾。毛泽东认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屈原,而他真正喜欢的是李贺、李商隐,这是标准与趣味的差异。标准和趣味是不一样的。以一个标准来评判它是一首好的诗歌,但那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比如,贺绍俊和白烨先生当评委评出一首好诗,他们是不是就喜欢这首诗歌?——趣味更符合实际规律。为什么只有部分诗歌可以流传?一些诗歌甚至还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和欢迎。客观上讲,评判一首诗歌是不是好,在于是否有更多人对它有兴趣,它是否适合更多人的口味。好诗,主要出现在动荡、民族危亡之秋,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另一种诗是平和的诗,写亲情、友情、爱情,比如王维、徐志摩、戴望舒、林徽因等人的诗歌创作。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很难出好诗的时代,但又非常需要好诗的时代。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数字化和虚拟化等等,它们和人的社会心理疾病形成了正比关系。社会心理疾病的解决主要依靠科学、医学、心理学,其次是国家高度重视宗教调理心理疾病,再者就是审美方式,要医治心理疾病特别需要音乐、诗歌等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形式。我认为,诗歌需要主旋律;需要号角;但是更应该突出艺术形式上的精致、更深层次的永恒的人性;也需要静穆、平和的诗,因为这样的诗有助于个人心理和社会的和谐。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八十年代是政治的年代,九十年代是市场化、商品化的时代,眼下则正是媒体和信息集合的时代。网络使诗歌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起来,一首诗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不清楚,但有些影响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我们原来看不上眼的东西,有的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最开始并不认同博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又代表了一种民间化的东西。很多事情通过网络的方式,引起了广大纸质媒体的关注。网络对诗歌产生的影响,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从整体上看,新媒体已经完全成为文学的一个板块。以前就是文学杂志的文学传播,由于新媒体方式的介入以后,再加上市场化、商业化,依托网络这个方式,许多东西发生了一些变化。诗歌和市场也就形成了一些关系,诗歌成为网络文学的一种形式。我对这两年诗歌现状的一些感受是:面对一个超出我们经验的社会文化环境,诗歌有一点自乱阵脚,一些人不是在写作诗歌,而是在包装诗歌,甚至是在糟蹋诗歌。我们在此社会环境下讨论好诗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好诗的要素或要求。好诗的要素或要求是什么?我认为,答案应该更有弹性,更有包容性,应该是意料之外的表达、情理之中的疑虑。诗歌首先要诗歌化。一首好诗,其诗歌化的程度很高。诗本身要是诗,要有想象和联想,要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感受,要让我们觉得既新鲜又熟悉。这样一个标准是比较具有弹性的。但从整个文学的角度而言,传统文学也就是主流文学仍占据着主要的位置。如今,我们面临着一个审美多元化的环境,但凡是有助于诗歌生存、成长、繁荣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加以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