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他的世界像一块西瓜被切成了两半，一半单位，一半家里。而今单位的那半被拿走了，只剩下家里的了。——正是因为想到家里，陶志强的心情坏透了。他觉得，自从妻子去世后，家里的这半西瓜就腐烂掉了。他结婚早，育有三个儿子，妻子撒手的那年，最小的儿子都参加了工作。当初，他和妻子在整条街上都觉得自己是很体面的，因为三个儿子都很争气，顺顺当当地往上念书，好像没费多少力气，就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三兄弟都落户县城，找到了各自的职业，收入不错，对父母孝顺，三兄弟的关系也很和睦。他没想到，由亲情维系起来的关系有时候是很脆弱的，这在他们母亲去世后不到半年就反应出来了。那些日子，老大陶科每隔十天半月就领着两个弟弟回到家里（县城到沙湾镇，在清溪河上坐汽船，只要两个半小时就到了），安慰他，劝解他，还关心他是不是再为他们找个后妈。他神思恍惚的，每一脚踩下去，都溅起他和亡妻将近30年的共同生活，那是点滴汇成的涓流，和风细雨又汪洋恣肆，通透润泽又锥心刺骨，他哪有心思去想续弦的事情！大儿子听了他的话，流了泪，说爸爸，你放心，我们几兄弟会好好照顾你，你就跟妈在的时候一样。当时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承认了妻子的确已跟他永别了的坚硬事实，亡人的气息和缠绕他的梦境，都被河风带走了。自从他表态不想续弦之后，儿子们也就很少回来了，他守着一个空窠，只能回顾丧妻的创痛，独自舔舐伤口。然而这怎么成呢，生活是要继续的，他需要振作起来。
到这时候他才明白，有妻子和没有妻子，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大儿子陶科就是从他的振作当中看出了危险的苗头。就算一个人能够把复苏的精气神掩藏起来，但生活下去的渴望却掩藏不住。陶科再次带着两个弟弟，频繁地来父亲家走动。他有那么多话说，厚实的嘴皮子，不知疲倦地碰来碰去。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与父亲有关的，但又没有一句不是与父亲有关的。他眼睛看着二弟陶学，讲一些鳏夫再娶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惊心动魄：某男人管不住后妻，却又不得不管，比如后妻与别的男人乱搞，能不管吗？这样一来，他就被后妻毒死了，还碎了尸，分装几条蛇皮口袋，扔进了清溪河里；某男人跟一个离婚女人再婚，结果那女人根本就没与前夫离婚，只是想捞这个男人的钱，做出了离婚的假象；某男人成了后妻骗保的工具，后妻给他买了这样险那样险，看上去都把他牵挂到心尖尖上去了，可一旦时机成熟，那女人想把高额赔保费弄到手，就是不惜手段的。诸如此类。陶学听得很认真。陶学从小就是这样的，自己没长脑袋，他的脑袋是哥为他担在了脖子上。小儿子陶家似听非听，脸上浮荡着一层忧郁的薄雾。陶志强不想听，可又不能不听，他非常清楚大儿子讲这些故事的用意。几十年的机关生活，几十年跟朴实的乡民打交道，让他懂得，人心制造了很深的黑暗，可同时也创造了最大的光明，大体说来，他遇到的还是好人居多，陶科讲的那些，报纸上是登载过，可他陶志强没遇见过。在沙湾镇这个人员复杂的水码头上，多少年来，吵架的有，打架的有，杀人的也有，但那都是一时兴起，不像陶科说得那样毒辣阴险，早有预谋。
可是，他能说什么呢，说白了，儿子们不就是怕他再婚吗？怕他再婚，不就是因为他住的这套房子吗？
沙湾镇的北街临河，是镇上最古老的一条街，老到什么程度，以前没有个说法，只奇怪于它一直沿袭下来的建筑模式：每家住户之间，有战壕似的深槽，如果两端开着门，就能进出自如；家家都有三层楼，呈金字塔状，底楼是厨房、客厅和饭厅，二楼是卧室，三楼几乎没什么实际用途，最多可供三人站立，四面开小窗。而今，从东、西、南三面望出去，只能看到拥挤错杂的房屋，从北面望出去，则是宽阔的清溪河，夏秋时节，烟波浩渺，水鸟起伏，蔚为壮观。县里、市里乃至省里搞民俗学的专家，曾多次来这里考察，都没揭开这种建筑模式的谜底。直到陶志强的妻子去世的前两年，一切才真相大白了。沙湾镇上游不到一公里处，汇聚着三条河，除了清溪河，还有前河、后河，三条河像三条柔软的手臂，搂抱着一个巨大的半岛。半岛上住着数百户农家。他们跟别的农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不同的，是他们基本不种大春作物，而是大面积地种植蔬菜，逢赶场天，就撑船渡河，到沙湾镇销售。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生活的土地下埋藏着宝藏。宝藏是被几个幽灵似的盗墓人发现的，他们在半岛上东挖西挖，时不时地抱走一些填满黑泥的坛坛罐罐。岛上人觉得蹊跷，就给镇政府反映了。镇政府没有一个懂行的，又给上级反映，这么一层一层的，就通到了省文物管理局。管理局联合考古研究所下来，没多久就有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大发现。
原来，这里是古巴人聚居地，或者说是古巴人部落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