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么多年来，沙湾镇的领导要数谁最能干，还真只有何开勋。哪怕他的朴素与和蔼是假装的，可人家毕竟也装了，不像有的人，当领导之前谦卑得不得了，一旦有了个位子，猛然间就换了一副面孔，说话做事都摆出了派头，并且理直气壮地把“官气”当成政治待遇来享用。老百姓怕“官气”也厌恶“官气”，因此比较而言，他们当然喜欢平易近人的何开勋。谁都以为隔不上两年何开勋就会扳正，之后顺理成章地去县里乃至市里，轻轻松松地捞个处级干部。哪知他坐在副镇长的交椅上就起不了身，书记和镇长换了几茬，可就是没他的份，让他心怀怨恨地成了“几朝元老”。其实他叔父的官是越做越大的，当过副市长、市长，现在是市人大主任，可他就是将侄儿晾起来。这其中的因由，还是与何开勋让那个老农致残有关。尽管那件事以给老农五百块钱了结了，但到底传播出去，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叔父虽然保住了何开勋的官，却也知道了这个侄儿是他官阶路上的绊脚石，因此明确地对侄儿说：“如果你争气，就好好当你的副镇长，别的就不要多想了。”
久不晋升，何开勋就像一块在炼钢炉里长时间锻造的铁，变成了钢，越来越硬。他依然蓄着平头，穿着平平常常的衣服，在街上，依然亲切地与乡民打招呼，握手，可在他的内心里，已经明明白白地知道，既然此生的经营只有这么大个气候，他就必须牢牢地把沙湾镇这块地盘攥在掌心里！何开勋这个副镇长比书记和镇长的权力大，他是地头蛇，书记和镇长都是外调来的，惹不起他，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叔父。大家从何开勋的久不升迁上，都说他叔父廉洁，可再廉洁，毕竟位置在那里，真的惹到何开勋头上去了，他叔父胳膊肘不会朝外拐。何况他叔父在市里做的一些无法拿到桌面上说的事情，也时时传回到镇里来。每届新任书记和镇长到沙湾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何开勋家里拜望他，何开勋往往是眯着眼睛，坐在他那把烂了一个洞的、发黑发光的藤椅上，安安静静地听奉承话，听得心里舒坦了，才把眼睛睁开，手一摊，让客人坐，随后说一些治理镇子的办法。他的办法真不少，让听的人不仅从表面上敬重他，还从骨子里佩服他，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指挥。因此，镇里开干部会议，总是书记和镇长先发言，何开勋最后作总结，他的话就是定案。
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三妹自然也知道。那天她把何开勋送出门，深感大祸临头，何开勋大概都已经回到家，洗了脚，上了床，她才敢把门闭上。闭上门她才发现自己脸上的血流了那么多，衬衫都变成血衣了，地上还有好大一摊，长条形的，像条巨大的虫，那虫向前爬了一段路，却被秋夜的寒气冻僵，就蛰伏在那里，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三妹摸了一把脸，脸上也是一条虫，只不过那条虫已经朽了，一抓就烂。好在没有新的血流出来。三妹想照照镜子，看自己伤成什么样了，可她不敢，于是用指头探了一下，指头都能塞进伤口。她闭了一下眼睛，觉得有些恍惚，就扶着门板站定，站了很长时间，腿都发了酸，才想到应该将血衣换下来，把屋子清扫一下。干这两件可怕的事情，她都显得出奇的平静，直到把血衣也洗了，往伤口上贴了胶布（自从经常挨打，她就把药棉和胶布当成生活必需品预备着），疲惫不堪地躺到床上去，才再一次有了大祸临头的感觉。她的心里是悲哀的，可由于恐惧，她还体察不到这种悲哀。
“今天是撞鬼了。”她自言自语地说。
她的这句话，不知是指自己的遭遇，还是陶志强的突然到来。她更不会懂得，何开勋霸占她，毒打她，在何开勋那里是希望从另一种渠道得到补偿，可每次从三妹这里回去，他都要经受长时间的空虚的折磨。他在虐人和自虐当中，获得心灵上暂时的解放……
第二天就是赶场天，但三妹没有开业。她病了。她的血流得过多，睡到半夜，就发冷。平时她都只盖一床薄被的，还经常觉得热。她艰难地爬起来，从木柜里拉出一床棉絮搭在身上。然而这不仅没有止住冷，还冷得越发的厉害，她身上像装着一台发电机，突突突的，把被子和棉絮颠得老高，仿佛被子和棉絮都活了过来，正在跳邪恶的舞蹈。这么跳了一阵，她累了，被子和棉絮也累了，都大汗淋漓的了，于是她从冰窖滚入了火坑，浑身痒，骨头也痒，不一会儿她就感觉到自己被体内蓝色的火苗焚烧着，身体也像被倒悬起来，所有的重量都转移到了头上，要把头挤爆似的。这么烧了一些时候，她再次发冷，厉害地打着摆子。当曙色降临，她的骨头架子都被抽走了，不能动，也不能想，昨天发生的事情，似有似无。临近中午，许多乡民来到集市，来到她的门前，她听得见闹闹嚷嚷的声音，听得见打门的声音，听得见人们关切地议论她的声音，却无法剥离出其中的意义。那些声音就像河吼，把她带入很深很远的梦境。她就这样睡过去了，当她醒来的时候，遭遇的是另一个夜晚……
三妹接连几天都没开门，镇上人去买她的豆腐，或者想去她店里吃豆花，全都失望而归。到这时候，大家才真正认识到她的价值，才觉得这沙湾镇要是没有三妹，生活就少去了许多滋味和乐趣。大家都在谈论她，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永远不再回沙湾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