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农民们并不太在乎头顶上的“天”，那些空荡荡的蔚蓝或明朗，都是文人的浪漫和梦想。他们最在乎的是“地”——脚底下实实在在的黑土地或黄土地。
土地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农民最关注的焦点。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到清末的洪秀全，都提出类似“均田地”的诉求。甚至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把“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作为其“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并终生孜孜以求，但最终落空了。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特别是广大农村处处败落，毫无生机，农民食不果腹，饥寒交迫。在此背景下，志士仁人曾提出过很多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案，但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落脚到了防止土地兼并和实现“耕者有其田”两方面。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
应该看到，给农民以必要的土地，并不是近代中国某个人或某个党派的个别主张，而是有识之士的共识。只不过，同其他党派相比，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将此愿望贯彻于实践的最坚决的政党。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把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作为革命的主要内容，制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战争需要，将平分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政策。随着解放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宣布坚决支持和保护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地主、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开始了。
但是，“五四指示”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对某些地主照顾太多。在各解放区内，不少县级以上干部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区、村干部和支部党员中也以中农成分为主。于是，少数干部便借机多分土地，贪污公粮公款，新地主和新富农又滋生了出来。
分管这项工作的刘少奇，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右倾”现象和党风问题。
于是，中央决定在1947年5月4日召开土地会议，讨论并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中央撤离延安，这个计划不得不中止。
5月31日，中央工委经请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向各中央局发出通知，决定七月“到晋察冀之平山县开会”。
1947年7月17日，一个火热的日子。
在西柏坡村恶石沟西边的一个打麦场上，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特殊会议召开了。
关于这条著名的恶石沟，很多书籍记载其位于西柏坡村外。其实，这条沟就在小村中间，呈南北走向，直通滹沱河，平时干涸，只在暴雨时节才咆哮几天。沟的西侧是一片椭圆形麦场，平时空荡荡的，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虽然不雅，却也真实。其实，恶石沟的真名是屙屎沟，是几百年来约定俗成的土名，也是山里乡土文化和生存状态的写照。土地会议后，文人们嫌其失雅，便在行文时改为现名。
那天一大早，麦场被清扫得干干净净。像一张刚刚烙出的浑圆的大饼，香喷喷的，散发着莫名的诱惑。
工作人员在麦场北侧放置一张褪色的条桌和几条长凳，这就是主席台了。没有会标、没有标语、没有水杯，更没有麦克风和扩音设备。
面对主席台的中央地带，排放着一条条高高低低的小凳子，这就是代表们的座位。这些凳子都是借用村民的，开会时带来，散会时各自带回住所。
场地的四周有几棵半大的槐树和大叶杨，根本挡不住三伏天的炽光。为了遮阳，会场上方临时扯起了一个布棚。布棚下面，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名代表，董必武、康生、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廖承志、邓颖超、刘澜涛、罗瑞卿……
为了这次会议，不少人半年前就出发了，装扮成商人或教书先生。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封锁线，东北局的代表甚至还绕道朝鲜，从山东登陆。
刘少奇站在主席台上，脑袋剃得光光，瘦瘦的胳膊坚定地挥舞着，像是在表示：共产党不允许这个世界存在不公平现象，也不允许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土改必须彻底，作风必须转变！
会议刚开始，他就强调说：
“各地的报告中要老实、真实、确实，反映实际情况。什么是实际情况呢？就是自己亲眼看到的，亲手做到的和自己听到的。这个会议不拘形式，自由发言，报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号，也不鼓掌，或什么三鞠躬，有什么讲什么，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老老实实。这样才能讨论问题，解决问题……”
头顶上的阳光火辣辣地烤着。聂荣臻坐在小凳子上，一边听，一边记。他身后的薄一波，则把腿搭在一个石墩上，边擦汗边摇帽子。
围观的山雀、鹌鹑和斑鸠们，看着这一群黑黑瘦瘦、南腔北调的陌生人，格外兴奋，在树枝上和天空中“叽叽喳喳”地叫嚷着，实在有些喧宾夺主。几个持枪的战士悄悄地走过去，狠狠地往树上投掷石子和土块，鸟儿们猛地意识到闯祸了，便赶紧闭嘴，惊慌地四散飞逃，像一伙神出鬼没的蟊贼。
近来，刘少奇一直在闹胃病，虽然天气燥热，却仍要用暖水袋捂着肚子，1.75米的大个子，体重还不足100斤。此时的他，已经离婚，独自带着几个孩子，正是生活上最困顿的时候。
开幕式过后，会议便采取大会集中、小会分散的形式。代表们都住在附近村里，大多时候是分头交流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