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原起义当晚到翌日推举都督的整个过程来看，阎锡山的表现是不太积极甚至是消极的。其主要的问题，就是当八十五标一营苗文华等攻打新满成的战斗开始后，才派人领取子弹，组织力量向抚署后面的巡防马队进攻。比八十五标的起义晚了一步。似有等待观望之嫌。因此，在以往一些论述山西辛亥革命的文章中，有的就把阎锡山参加同盟会，拉拢清山西当局高官等“投机取巧”的事情联系起来，说他在太原辛亥起义中“按兵不动”，“首鼠两端”，及至看到大局已定，方才有所行动，因此把他在选举都督中的活动，说成是私下联络众人，一心想当都督，通过非法手段，终于如愿已偿，所以，阎锡山“窃取了山西辛亥革命的果实”。这些说法若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但它却是在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好几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现的，并且这些说法并非个别，而且影响颇深，就是在今天，仍有不少人对此执肯定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了。而这也正是影响到阎锡山研究的一个重要障碍。
不可否认，阎锡山后来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来，在不少方面是反动的，但这是后来的事情，而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其在山西辛亥革命中所做的贡献。就其在太原辛亥起义和推举都督这个问题上而言，应当说，阎锡山是没有错误的，既不存在所谓“首鼠两端”的投机行为，也不存在什么“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恶名。按照阎锡山等所制定的起义计划，两标新军起义应是同时进行。但由于李执中的跳井、打捞，延误了一些时间，而恰恰是在这中间，他窃听到了抚署关于武昌消息和督练公所叫八十五、八十六标的电话。这虽然使他受到震动，有些迟疑，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保证起义的进行。因此，他不但派人告知标本部勿传此电话，而且担心着八十五标是否传此电话。如果他存心搞政治投机，此时完全可以来个顺水推舟，既达到了讨好清山西当局的目的，又不暴露自己。然而他却采取了相反的措施。而这个措施，显然对起义的进行是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若是这个电话传了出去，起码要动摇军心，那些原本对起义就不同意的中下级军官，将会乘机作乱，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再则，尽管阎锡山知道八十五标已经起义后，才部署行动，晚了一步，但从时间上来看，姚以价率队出发的时间是九月初八日晨四时，部队于拂晓时方进入太原城内，攻打巡抚前衙的二营发起战斗，比攻打新满城的一营要晚一些。而在初八日晨二时，阎锡山处理完李执中一事后，又对电话的问题予以处理，当听到枪声大作后，即行布置，其时间也就在天亮时分，所以，等待的时间并不很长。更重要的是，阎锡山的行动虽然迟了一些，但他按原计划所执行的攻打抚署后门的任务，还是胜利完成了，接着又投入了支持攻打新满城的战斗，并未影响整个起义计划的进行。
至于对都督人选的酝酿及选举，阎锡山召集张树帜等人研究时，他首先推举的是姚鸿发而非自荐。但他这一伙人却把他作为了姚鸿发的候补，其它人也有的推荐他为都督人选。这说明阎锡山在革命党人和其它军政民代表中是有一定声望和威信的，也是对他组织策划发动太原起义积极表现的一种肯定和赏识。黄国梁与他是同样军职，人们所以认为黄不合适，其理由固不充分，却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黄在起义过程中的表现并不太认可。退一步讲，即使阎锡山极力自荐想争当都督，也无可厚非。因为，他自日本返国后，就一直积极从事着开展兵运，掌握军队，准备时机成熟时起义的革命活动。当武昌起义后，形势所迫时，又是他提出了提前起义的计划，并且在起义中有着不俗的表现，因而，太原起义成功后，自荐都督，甚而采取一些必要手段争当都督，也是合情合理的，自己斗争得来的果实，由自己来掌握，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更不能冠以“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罪名。而如果梁善济的企图得逞的话，倒是可以将此罪名戴在他的头上的。
与此相关，在推荐谁当都督的问题上，从阎锡山对姚鸿发的推荐上，倒反映了他阶级和思想上的局限性，以及一旦革命失败对可能承担风险的惶恐心理。其实这些问题，在其它革命党人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此，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是不可苛责的。但是，就山西革命党人和参加太原起义的中坚力量的总体状况来看，他们对由谁来当都督的问题，还是比较认真的，其倾向是嘱意于对革命有贡献在起义中表现突出者的，这无形之中就孤立打击了以梁善济为首的立宪派。虽然还不能肯定地说他们对于革命成功后掌握军政权力的重要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对于革命成功后要由自己来掌权这一点上还是明确的。张树帜上台的举动，尽管有些“威逼”的味道，但却明显地透出他对梁善济散发选票行为的强烈不满。而这一戏剧性的场面，也反映了革命党人为保卫自己革命果实的坚决态度。正因为这样，太原革命起义的成果，才掌握在了革命党人之手，而不是像武昌起义后那样，将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黎元洪。
3、分兵三路，积极光复全省；采取霹雳手段，安定省城秩序
10月29日，也就是太原起义成功的当天，当选为都督的阎锡山并没有沈醉于胜利之中，而是立即召集温寿泉等重要同盟会员和起义有功人员开会，研究决定在原两标新军的基础上成立了4个标，以张煌、苗文华、刘汉卿、张瑜分任一至四标标统。同时，将部队分为东路、北路和南路三支，分别向娘子关、雁北和晋南挺进。
阎锡山等人只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一方面为了扩充武装力量，并与各地方起义力量相配合，光复全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当地清军的反扑和阻堵清廷派来镇压起义的清军。
按照这一决定，以姚以价为东路军总司令，赵戴文为参谋长，率张煌第一标，于当日黄昏即乘正太路火车，由太原向娘子关进发。以便“视清廷对我行动，再作攻守之计”。阎锡山认为“山西在崇山峻岭之中，对清廷影响尚小，最好是出兵直隶（今河北）正定，一方面堵住山西的门户，一方面可断绝平汉路的交通”。但他“自感力量不够，又不敢轻作尝试，于是仅先移一师进驻娘子关”（《山西文史精选》（1），第45页）。虽然如此，但阎锡山出兵直隶的设想，却不可不认为是其尔后组织“燕晋联军”的发端，及其彻底摧毁清廷统治的决心。
就在太原起义成功的第二天即10月30日，清廷下了罪己诏，准许革命党人依法组党。但阎锡山认为“此只不过缓和革命，欺骗世人的手法，并非真心悔祸”（《阎锡山年谱》（一），第45页），因而，他并未改变当初的决定，仍命令以张瑜为北路军总司令，于11月1日，率部北上攻占雁门关并向大同进军。不久，又命令以刘汉卿为南路军总司令，率其第三标于11月19日，由太原进发南下河东，光复平阳、运城。
姚以价、张煌率领的东路军，几乎没费什么周折，便先后进驻娘子关、旧关和清原坪这三处重要关隘。旧关距娘子关15里，它是晋冀之间的险要通道，镇守旧关的是从平阳府调来的清太原镇巡防队的一哨部队，哨官申洪吉知民军来到，早已率部逃跑。其后，虽有清骑兵一队进至关前，也被民军的一阵枪声，吓得落荒而逃。距旧关约五六里的要隘清原坪，因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民军进驻后，曾一度粮食供应困难，后来，也由张煌设法解决，并且还送来了一门小钢炮，在旧关则配备了一门英国造九英尺长的火炮。这三处守军，在姚以价、张煌的指挥下，修筑工事，观察敌情，严阵以待。后来，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中，娘子关一线能坚持数日，全赖于此。
北路军的进攻，也还比较顺利。当张瑜、张培梅率部向代县和龙泉关进发时，以崞县（今原平市）为中心的附近各县同盟会员，正在积极准备起义。续桐溪、李嵩山还利用巧妙方式夺取了大同镇总兵王德胜向雁门关运送到的200支枪支，并乘势攻进山阴县城，继而又攻打应州。11月20日，阎锡山邀续桐溪来太原议事，决定成立忻代宁公团，由续桐溪任团长后，续即返回原籍，与弓富魁等积极活动，很快招募起一千余人。11月23日忻代宁公团成立，续桐溪任团长，副团长康佩珩、参谋长赵三成，粮台道赵丕廉。同时任命了五台、定襄、崞县、繁峙、宁武、静乐、忻州等县的分团团长。公团在招募农民参加部队的同时，还动员陆军小学堂的学生赵承绶、张德枢、宫宝衡、续培梅、续廷梅、王靖国、李伯平等担任下级军官及教练员。其后，张瑜与续桐溪、弓富魁等议定了兵分三路进兵大同，转取归化的部署。中路军张瑜所部炮兵的猛烈炮火，吓得代州城内的守军弃城而逃；西路军于11月27、28两天连克宁武、阳方口两城，东路的忻代宁公团左翼游击队也于12月2日未发一枪即出茹越口，4日进抵怀仁。在这期间，11月30日，同盟会员李德懋、李国华、刘干臣等人在大同领导了起义。驻宣化等处的清军奉命前来镇压，12月4日抵达阳高县。张瑜和忻代宁公团团长续桐溪闻讯后，决定由续率领公团驰援大同义军。两军于12月5日分别从其驻地向大同进发，清军中午到达，但不敢直入大同城，而驻于城东八里的古城村。公团人马下午在南门外则由大同军政府都督李国华等迎入城内。两军从此开始了40多天的攻防战。可以说，北路军在当地起义军的大力配合下，基本上光复了晋北地区，并且，在光复的过程中，迅速壮大了革命武装。
南下河东的南路军，一路可说是势如破竹，但后来却遇到了麻烦。还在南路军出发之前，阎锡山为兵不血刃，和平解决光复问题，曾决定派太平县（汾城）举人董桂萼赴南路进行招抚，但未成功。刘汉卿率部前进，起初尚较顺利，于11月29日通过晋南北部门户韩信岭后，12月2日进抵霍州，3日光复洪洞，5日晚抵达临汾。当时驻扎临汾的清太原总兵谢有功奉命带一哨官兵前往风陵渡一带视察黄河防务，以防陕西革命军东渡入晋。趁此机会，平阳革命党人侯少白、张维藩劝说清军前路巡防帮统陈政诗与民军议和，陈佯许之，阎锡山接电报后，即委陈为平阳知府，陈惶恐不敢接受，悄悄逃往绛州。所以，南路军未发一枪便进驻临汾。刘汉卿委任刘拱璧暂时署理平阳知府，并委派一些官员，对建立地方武装，城防等事项进行了初步安排。之后，12月12日刘汉卿即挥师南下。这时，从临汾跑出来的陈政诗到河东向谢有功汇报平阳情况。谢、陈决定率兵向平阳反扑。已进抵侯马的南路军，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在闻喜与侯马间一个叫隘口的地方，阻止谢有功部队，可是，当南军赶至隘口时，隘口已为谢军占据，刘汉卿组织部队几次强攻都未成功，南路军大败。刘汉卿及前队排长苏金石等均被谢有功杀害。余部推举李大魁为临时管带，继续向南复仇，又未取胜，后来为保存力量，遂转退至平阳城内。
南、北两路军的进击，虽然未能完全实现所要达到的目的，但它却沉重打击了清军势力，瓦解了清朝的地方政权，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光复全省的革命。这个成就的取得，是全省各地革命党人和广大民众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军政府为取得彻底摧毁清朝反动统治所做的进一步努力。
阎锡山与温寿泉等人忙于部署防堵清军和光复三晋，却忽视了对光复后的省城太原的卫戍工作。因而，太原光复后，曾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放火抢劫行为，致使省城秩序混乱不堪。虽说历史上每遇大的变故，散兵游勇、市井无赖、地痞流氓辄趁火打劫，烧杀抢掠，并非鲜见，而太原起义后的这次混乱却来势汹汹，非同一般。
参加烧抢的，主要是起义当天被打散了的巡防队与陆军巡警。据张树帜回忆：10月29日下午一时，副都督温寿泉率张树帜、马子乔看守藩库，并未携带枪械兵士。“不料甫至藩库，巡防队勾串陆军巡警数百人，已入库抢掠。寿泉等止之不得，固下令有看守银库者，每兵赏银一百，不听；复下令每兵赏银二百，仍不听；再下令有能将抢掠者击退，将库银全部赏给。士兵不服其令，举枪即击，寿泉等由间道回都督府，随即到咨议局商办善后事宜”（张树帜：《山西辛亥日记》，《山西文史资料》第76、77合辑，第136页）。与此同时，许多士兵还在商号和老百姓家里出出进进，抢劫财物，有的士兵在厨房里炉火上坐铁锅，熔化他们抢劫来的妇女银首饰。大白天的劫掠竟如此肆无忌惮，而到晚上，发生的另一起变故，更发展为对市内商店和百姓的大规模疯狂抢劫。
原来，起义的当天，农历九月初八日，正是阎锡山29岁生辰，傍晚，他在自己寓所接受亲友的道贺后，就去了八十六标二营即标本部寓所。这时，八十五标三营管带熊国斌 未奉命令，便带着他的全营士兵，排列在二营西墙下，“假月影以掩其迹，意在暗刺都督，恢复清政府。伺都督旋营，该管带以要事谒见，甫晤面即出手枪，都督窥其诡谋，猝然伏地，幸未中弹，都督护兵立即枪毙该管带”（张树帜：《山西辛亥日记》，《山西文史资料》第76、77合辑，第136页）。而阎锡山在其回忆录中，则说：“就在这天晚上，我住在二标二营，一标三营管带熊国斌忽然带着他的全营兵来，一见我就说：‘我是来保护都督来了’，我素日深知他是巡抚派，此来必然是乘我不备为陆巡抚报仇。我毫未迟疑地答复他说：‘好吧！你先命你的队伍架枪集合，集合好后向我报告，我给他们讲话’。当他再进来向我报告时，我就一枪将他击毙，并向他部下宣布说‘熊国斌是要反革命，现已被我处决，你们赞成革命的架枪原地侯命，不赞成革命的自动回营。’结果有两连留下，其余溃散，结束了这一惊险的场面”（《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引自《山西文史资料》第76、77合辑，第51页）。无论哪种说法比较客观，反正熊国斌行刺未成，阎锡山躲过一劫这是事实。然而，由于阎锡山对一标三营的处置欠妥，却给已经开始的劫掠行径火上浇油。因为这些溃散的士兵出来之后，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于是，到了晚上，乱兵进而放火烧了藩库，接着“钱商、银号、票庄所在之街如麻市街、活牛市、通顺巷、大中寺等处均遭放火抢劫”，城内火光冲天，枪声不绝。大火中，军装库也被抢掠焚烧，军装已失十之八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