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了一会儿，我们又转到另一个话题。
光年先生曾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副主席，曾将大量心血倾注在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作和文学新人上。我向先生谈起我青年时读到诗人李瑛的诗集《红柳集》，谈起先生曾为《红柳集》写的序言，那本至今还立在我的书架上的诗集，对刚穿上军装、拿起笔写诗的我以很大的影响。同时，光年先生在序《红柳集》中的几段话，如“他学会了用革命战士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观察人，用战士的心胸来感受、思考现实生活中许多动人的事物，并且力求作为普通战士中的一员，用健的美的语言，向广大读者倾诉自己认真体验过、思考过、激动过的种种画意。”“以战士的笔抒战士之情”等，也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说到这里，光年先生问起我的情况，当他听说我在那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修筑祖国的钢铁大道创造着诗的英雄铁道兵部队生活了十五年之后，先生说：
“不同作家的不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拥有不同领域的生活和生活积累优势；而他们不同的气质、师承和修养，又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不同艺术风格。一般的说，每一个在作品中表现出独创性的作家，他们对如何发挥自己的生活积累优势，开拓自己的艺术风格，实现自己的创作计划，都有自己的独立追求和独立见解。就说李瑛的《红柳集》吧，诗人随时都睁大着惊喜的眼睛，在注视、在赞叹、在捕捉新生活中美好的诗料，把自己的思想触角深入到自己熟悉并且受到深深感动的生活素材中去，深入到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力求获得与生活血肉相连的独特发现，并用全部热情加以酿制，使他那些抒情短章在不同程度上显露出革命战士的感情色彩。”
光年先生似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当年，作家出版社为集中展示青年诗人的创作成果，集中推出李瑛、严阵、张永枚、雁翼、梁上泉几位青年诗人的选集，每一位青年诗人的诗集都由一位老诗人作序。先生说：“我因为《红柳集》结识了李瑛，结识了这位勤奋的诗人。”
我说，我也是因读到《红柳集》结识了诗人李瑛，多少年后，当我带着《红柳集》去拜访这位著名诗人时，诗人在《红柳集》的扉页上为我题词：为战斗生活歌唱！
“对，诗应该为战斗生活歌唱！”光年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