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纪元20世纪，西方国家迎来了社会发展，沿用基于形而上学理论的犹太—基督教的道德财富——《罗马法》，且继承了人权不可剥夺的理想。他们时常不安地自问：这种发展何以停滞，乃至倒退呢？嘲笑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理想，并指责他们的经济原则不切实际，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首先，这只是西方社会批判地自说自话，这些论调只有铁幕这一边的西方世界自己可以听到；其次，任何经济原则，只要准备好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各种牺牲，都是可以付诸实施的。如果像斯大林那样让三百万农民饿死，让数百万工人不领工资地免费劳作，那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像这样的国家是没有什么社会危机或经济危机可以害怕的。只要它的权力完整，换句话说，只要手中掌握一支训练有素、补给充足的警察部队，便可无限长地保有其统治地位，并且无限大地扩大其权力。这些国家有着过剩的人口出生率，几乎可以任意增加免费劳动力以和西方对手竞争，而毫不顾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人工资的世界市场。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一种可能性存在，那就是从内部打破这些政权，然而也只能让其遵循自身的内在发展。就现有的安全政策和民族主义反应的危险性而言，当前任何一种来自外部世界的援助都将无济于事。绝对国家拥有一支具有传教感般狂热的军队协助其外交政策事务，同时还依靠第五纵队，在西方国家的法律和宪法下为其提供庇护保障。而且这些拥趸者的集合力量在某些地方甚至非常强大，极大地削弱了西方政府的决策权。反之，西方世界却没有机会对铁幕另一边施加类似的影响。虽然我们的预测可能不假，在东方世界的广大民众间存在一定数量对绝对国家的反对力量，他们中总有正直正义和热爱真理的人民，他们也憎恨谎言和暴政，但是也不能对他们是否能在强大的警察政体下对其他民众产生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做出结论。
这种形势令西方世界非常不安，不断有人问道：要怎么做才能抵御来自东方阵营的威胁？尽管西方国家具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力量和掌握着巨大的国防能力，但也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是最有威力的军备武器、最重型的工业力量，外加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都不足以遏制宗教性狂热主义散布的精神传染。
不幸的是，西方人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满腔热情地诉诸理想、理性以及其他令人向往的美德，只不过是一场虚空。这些追求会被宗教信仰的暴风骤雨所荡涤一空，不管这些信仰对我们来说有多么扭曲。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用理性思辨或道德争论可以征服的局面，而是恣意的情感力量和时代精神产生的思想观念可以办到；正如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所了解的，这些情感力量和思想观念既不受理性反思的左右，更不受道德训诫的影响。人们已经在许多领域正确地认识到，能够消毒解毒的应该是这种情况下一种不同的、非物质主义的但同样有效的信仰，而且以此为基础的宗教态度也可能是抵御精神传染病的唯一有效的方式。可惜的是，“应该”这个不起眼的词，总是出现在这个相关语境之中，它指出了这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的羸弱，即便不是指这种必备能力的缺乏。西方世界不仅缺少一种足以抵御狂热意识形态发展的统一信仰。尽管西方的教会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也不比东方世界更自由或更虚空，而且还不能对政治的广大领域施以什么显著影响。教会作为一种公共机构，缺点是它要同时服务于两方面。一方面，要服务于神，因为其信条脱胎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对国家，也就是对尘世，也要尽一份义务，它要拥护“凯撒万岁……”的口号，还要履行《新约》中各种各样的其他训诫。
从早期直至相对近期的当代就一直存在“君权神授”的说法（《罗马法》第13章第1节）。现如今，这个概念过时了。教会代表的是传统观念和集体信仰，很多情况下许多信徒不再以内心体验为根据，而是依据那些未加反思的信仰。而人所共知，一旦人们开始思考这些信仰时，这些信仰也就很容易会消失。信仰的内容与知识发生冲突，其结果往往是，信仰内容中的非理性因素无法对抗知识的推理。信仰不是人类内心体验合适的代替品，因此当其缺失，即使强烈的信念能够像神恩典的礼物一样神奇地出现，也会同样神奇地消失。人们称信仰为真正的宗教体验，但仍会忍不住去思考，信仰实际是一种次要现象，因为我们首要被灌输的是信任和忠诚。这种体验包含一个明确的内容，可以在不同教派的这些或那些条的信念得到解释。情况越是如此，信仰与知识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且这些冲突本身是毫无意义的。这也就是说，宗教信条的观点是陈旧过时的，它们充满了令人敬畏的神话象征，如果从字面加以理解的话，那么这种神话象征便会与知识发生令人难法忍受的冲突。但是，打个比方，关于耶稣复活这个说法，如果我们从神话象征意义上，而不是从字面去理解的话，就能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既不与知识发生冲突，也无损这种说法。而从象征意义上理解耶稣复活的对立观点，则会使耶稣永生的希望付诸东流，因为早在基督教出现以前，人类就相信人死之后还有生命，因此也就无需有复活节来确保耶稣的永生。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神话，正如教会所告诉的一样，神话就突然变成了一种为人们所抛弃的枷锁、镣铐和桎梏，其危险性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难道现在不是应该把基督教神话加以象征性的理解，而不是消灭干净的时候吗？
绝对主义声称“上帝之城”由人代表，不幸的是，这与国家“神学”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由依纳爵·罗耀拉从教会权威中所得出的道德结论“目的决定手段”，又以一种极其危险的方式把这一谎言当成了政治工具。两者都要求人们对信仰要绝对地服从，因此就剥夺了个人的两种自由：一种是个人在神面前的自由，另一种是个人在国家面前的自由，从而为人类挖好了坟墓。据我们迄今所知，个体脆弱的存在是生活独特的载体，受到了来自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威胁，尽管两者都对人类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各自实现世外桃源有过应许，然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能长期秉持谚语“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智慧态度呢？除此之外，如我前文所述，西方国家也热爱与东方国家相同的“科学”和理性的世界观，这两者在统计学意义上都有下降倾向和物质主义目标。
那么，在政治上和教派上四分五裂的西方世界，能给现代人提供什么所需呢？西方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而且也拒不承认我们的致命弱点，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任何人，只要他学会绝对地服从于一种集体信仰，学会放弃对自由的要求这一永恒权利以及放弃个人的责任感这一同样永恒的义务，他就会坚持这种态度。如果强加于他所宣称的理想主义的是另一个明显“更好”的信仰时，他就能同样轻信和跟风，并同样缺乏批判性地反向而行。不久以前，在一个文明的欧洲国家发生了什么呢？我们谴责德国人已经再次把这段历史忘得一干二净，但实际上我们也不能确定，类似的事件是否就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再度发生。如果真的再度发生，如果又一个文明国家也被那种统一而片面的思想观念所影响，那也不足为奇。战后，美国死死地支撑着西欧的政治形态，实际上，美国也可能比欧洲大陆更加脆弱，因为它采用的教育体系是最易受具有统计真理的科学世界观的影响，而且组成合众国的各色种族也很难扎根在一个实际上没有历史的土地上。如灰姑娘一般的美国，在这种形势下，相反，更急需历史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尽管欧洲也需要人文主义教育，但它却用民族自我主义和具有麻痹性的怀疑主义的方式来挽救自己的衰亡。美国与欧洲也有相同之处，他们都具有物质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目标，他们又都缺乏那种展现和掌握整个人类的关键要素，即以个体为中心并作为万事的标准。
仅仅这种观念本身就足以在各方面引起最强烈的怀疑和抵制，人们几乎可以断言：与大多数人的价值相比，个人的价值微不足道，这得到普遍的、一致的支持。的确，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普罗大众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平民就是地球、空气和水的主宰，他们所做的决定将左右着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历史命运。不幸的是，这幅令人骄傲的、宏伟的人类蓝图，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与真实的现实图景格格不入。在现实里，人类沦为机器的奴隶和牺牲品，而机器侵占人们的时间和空间；人类还被应该用来保家卫国的军备势力所威胁和恫吓；人类的精神和道德自由，虽然在一半的世界里在一定范围内被保障，但也时常在混乱中迷失方向，而在另一半的世界里却已然灰飞烟灭了。最后，为了给这种悲剧注入喜剧，这万物的上帝、宇宙的仲裁，固执己见，将自己的尊严和自主性弃之如敝屣。他所有的成功和财富没有使他更强大，相反让他更加渺小，就如在商品“公平”分配原则下的工厂工人的命运一样。他用个人财产购买工厂股份；他用自由换来被绑定在雇佣场所这种不确切的幸福；他放弃一切可以提高地位的方法，如果他不愿意被令人疲惫的计件工作所束缚，而如果他露出一点点聪明相，那么便会被灌输政治观点，如果够幸运的话，还会再加入一点技术知识。然而，在他头顶的一片瓦和饲养有用动物的口粮不容轻视，仅有的生活必需品可能会被随时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