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一切发展进程的煽动者、发明者和推动者，所有判断和决策的发起者、未来的规划者，却令人吃惊地让自己成为可以忽略不计的量体。人类对自身悖谬的评价这种矛盾，确实令人费解，只能解释成这源于人类判断力的显著的不确定性，或者换个说法，人类对自己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谜。这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人类无法对自身进行比较。人类懂得如何从解剖学和生物学角度区分自己与其他动物，但作为一种有意识、有思考能力和语言天赋的生物，他却缺乏一切进行自我判断的标准。他是这个星球上不能把自己与其他事物进行比较的独特的现象。只有与居住在其他星球的类人类生物建立起联系时，他才可能进行比较，进而认识自己。
在那之前，人类只能继续像隐士一样，虽然知道从比较解剖学来看他与类人猿具有亲缘关系，他又与他的这些亲戚们在精神方面有很大差异。正是由于这种非常重要的物种特性，人类才难以认识自己，人类自身对自己来说至今仍是个谜。当人类与其他同人类构造相似而非同源的生物相比时，人类自身物种内部间对自己了解的差异度就显得意义不大。人类的精神使人类在这颗星球上创造了无数历史性的改变，而这种精神对人类来说却仍然是不解之谜，难以理解，令人迷惑，混乱纠缠，一如大自然所有的秘密一样。有关大自然，我们仍有希望做出更多的发现，寻找到更多难题的答案。但在精神和心理方面，我们急于了解却又踌躇不前，这不仅是因为精神和心理学是所有经验科学中最年轻的一门学问，而且研究难度大，很难取得理想的研究成果。
如哥白尼将人类从地心说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一样，心理学也需要一场近乎革命性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将之从神学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这种偏见一方面认为，精神只是大脑生化过程的一种附带现象，另一方面认为精神单纯就是一种个人的事情。与大脑的联系本身并不能证明精神是一种附带现象，即精神不是取决于物理基质生化过程而产生的附属功能。不过，我们清楚地知道，精神功能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大脑可核实的过程的干扰，这一事实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精神的附属性几乎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推断。然而，超心理学现象警告我们必须小心，因为它指出精神因素使时空概念相对化，而这些精神因素对我们在心理物理学心身平行论方面幼稚而草率的解释表示怀疑。这种幼稚而草率的解释，或是哲学的原因，或是智力上的懒惰，把超心理学的一切发现都完全否定了，这绝不是科学的负责任的态度，即使这是一种突破智力困难的常见方法。若要对精神现象进行评定，我们就必须把与它们同时发生的所有其他现象都考虑进去，因此也不能再继续遵循任何一种忽视潜意识和超心理学存在的心理学了。
大脑的构造和大脑生理学无法对人类的精神过程做出任何解释。精神有一种特有的性质，就是它无法被换算成任何其他事物。和生理学一样，精神代表着一种相对独立的经验领域，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特别的重视，因为它包含了两个必不可少的存在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意识现象。实际上，没有意识就没有世界，因为世界只有被人类的精神有意识地反映出来，世界才能为我们存在。意识是存在的前提。如此，精神被赋予了宇宙原则的尊严，从哲学上和事实上来讲，这使精神获得与物质生命原则平等的地位。个体的人是意识的载体，不产生违背自身的精神，相反，人由精神预制成型，被从童年时期就逐渐苏醒的意识所滋养。所以，如果精神具有高于一切的经验主义的重要性，那么个人也理应如此，因为个人是精神唯一的、直接的表现。
这一事实必须被明确强调，原因有二。第一，个人的精神，由于其个体性，异于统计法则之外，因此当它受制于统计学评估的校准影响时，它的主要特征就被剥夺了。第二，只有当精神承认教会的教义，换句话说，只有当精神屈从于集体范畴的时候，教会才认可其有效性。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对个体性的希望被看做是自负的顽固。科学把个体性贬作主观主义，而教会则在道德上指责它是异端邪说和精神自傲。关于教会的指控，我们别忘了，与其他宗教不同，基督教在世人面前高举的（十字架）标志，就是人——上帝之子——这一个体的形象，基督教甚至把这种个体化的过程就当作是上帝的化身和启示。因此，人发展成为自我具有重要意义，其全部的含义几乎没有开始被人类所赏识，因为人们过多地关注外部，而阻挡了直接通往内心体验的路。如果大多数人在私密的内心深处没有对个体自主性的向往，那么人，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摆脱集体的压制而生存。
所有这些障碍使得正确评估人的精神愈发困难，但是有另一个显著的事实值得一提，相比之下这些障碍就不算什么了。这就是普遍的精神病治疗学经验所认为的，精神的贬值和其他心灵的启迪遇到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恐惧——在潜意识领域中发现的令人惊慌的恐惧。这些恐惧不但出现在那些被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描绘的图景所惊吓的人们中间，而且还使弗洛伊德本人，这位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也困惑不解。他曾向我坦言，很有必要使他的性学说成为一种教条，因为性学说是唯一可防御可能的“神秘学说的黑色洪流爆发”的堤坝。弗洛伊德曾这样表达过他的理念，他说，潜意识中还隐藏着许多东西，被借用来当成对“神秘”的解释，而实际上也是这样。这些“古老遗风”，或者说这些基于本能并表达本能的原始形式都有一种超自然的性质，这种超自然的性质有时便会引发恐惧。这些原始形式根深蒂固，因为它们代表了精神的终极根源。这让人在知识层面难以理解，当它们的一种表现形式被破坏后，这些原始形式又会以另一种改变后的形式重新出现。正是这种潜意识的精神恐惧，不但阻碍了人对自身的了解，而且也成为更广泛地了解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最大障碍。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人们自己都不敢承认它的存在。这是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兴许就会得到一个启发性的答案。
以科学为导向的心理学研究必定流于抽象和理论，也就是说，与研究对象保持充分的、倒还不完全忽略他们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实验心理学研究成果，从各种实用目的来考量的话，常常毫无启发性且缺乏趣味性的原因所在。个体的研究对象越是在研究视野中占主要地位，研究成果就越实际、越具体、越生动有趣。这就意味着，研究调查的对象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个体的因素的不确定性随着其数量的增多也有所增大，因此，产生错误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这就可以充分理解，学院派心理学惧怕这种风险，偏向于避免复杂的情况，而通过问较简单的问题来规避惩罚。它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要问的问题，一些与自然相关的问题。
医学心理学却没有这种多少令人羡慕的境况。在这里，提问的不是实验者，而是实验对象。心理分析师面临的不是他选择的事实，而是如果他有选择权的话，他可能根本不想选的事实。是疾病和病人本身提出各种关键性的问题，换句话说，自然与医生一起进行实验，以期从医生身上找到答案。个体和其处境的独特性直视心理分析师的脸，寻求一个答案。作为一名医生，他的职责迫使他处理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他首先运用以一般经验为基础的基本原理，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种原理不能充分地表述事实，也不能触及病例的本质。对这些普通原理的理解越是深入，这些原理也就愈加丧失它们的意义。但是，这些基本原理是客观知识的基础，也是衡量客观知识的准绳。随着医生和病人日渐感受到“理解”，情况就变得更主观化了。起初是优势，却威胁要转变成劣势。主观化（用技术术语来说，指的是移情与反移情），创造了人与环境的隔离，创造了一种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都不希望出现的社会局限性，但这种社会局限性，当理解占据主要地位时总会到来，而且不能被知识所平衡。随着理解的深入，主观性与知识的距离也更远。理想的理解是最终双方草率地赞同对方的经验，这是一种不加鉴别的被动性外加最彻底的主观性和社会责任感丧失。理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发展到这种程度，因为这要求参与理解的两个人完全相同。人与人的关系早晚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一方会觉得，他正被迫牺牲自己的个体性以便被另一方的个体性所吸收。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破坏了理解，因为理解同样假定了双方个体性整体的保留。因此，最好懂得，理解只能是在理解与知识达到平衡的程度才能取得，因为不计代价的理解反而对双方都有伤害。
无论如何复杂，这个问题总会出现，病人个体的情况必须被了解并理解。这正是医学心理学家的专门任务，即向病人提供恰当的知识和理解。这也是一个热心医治灵魂的“良心医者”的职责，如果他的诊所不会在所难免地强迫他在关键时刻用宗教偏见来衡量病人的状况。结果，个体存在的这样一种权利被集体偏见所剥夺了，而且常常发生在最敏感的区域。唯一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只有当教条的标志（比如基督的模范生活）被个人具体地理解并充分地理解的时候。这种情况如今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他人去做出判断。无论如何，心理分析师常常需要治疗那些教派的限制对其作用甚微或毫无作用的患者。他的职业迫使他要尽可能减少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同样的，他不但要尊重各种形而上学的（即不可证实的）理念和论断，他还得注意不能相信它们的普遍有效性。这种审慎态度是有必要的，因为病人性格的个体特征不应被来自外部的任意干预所曲解。分析师必须从环境的影响、病人自我内心的发展以及从最广义来讲，从命运的安排（无论命运的安排明智与否）的角度来对病人进行治疗。
很多人可能会发现，这种谨慎态度被过分夸大了。然而，鉴于在任何情况下两个个体间辩证过程中都存在多种互惠的影响在发生作用，即使这种影响发生的作用机智地有所保留，负责任的心理分析师也会避免不必要地补充集体因素，虽然他的病人已经屈服于这些集体因素。此外，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最有价值的宗教训诫，也会激起病人公开的敌意或潜在的反抗，从而不必要地危及治疗的目的。如今，个体的精神状况受到极大的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来自广告、宣传以及其他或多或少出于好意的劝告和建议，这些好意的劝告和建议在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可能会给病人提供一种关系，不用重复令人厌烦的“你应该”“你必须”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没用的论调。对抗外部冲击在病人精神上的反应不亚于对抗外部冲击本身，精神分析师有必要担当起对这两方面的对抗提供咨询的角色。人们害怕人类的无政府主义本能可能会迸发，这种可能性被极大地夸大了，因为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很明显受到保护。最重要的是，多数人还有一种需要克服的天然的胆怯，更不用说道德和好的品位，还有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刑法。这种害怕与人类意识到最初的个体性所做的巨大努力相比算不得什么，更不用说人类将之付诸实施。而一旦这些个体性冲动不经考虑就激烈地爆发出来，医生必须使病人不至于从笨拙的求助到陷入短见、冷酷无情和玩世不恭。
随着辩证讨论的推进，当有必要对这些个体冲动进行评价时，观点就形成了。到那个时候，患者对自己的判断力有了足够的把握，他的行为能够依据自己的洞察力和决定而做出，而不是仅仅根据约定俗成的愿望，即使他与集体的意见碰巧一致。除非患者立场坚定，否则所谓的客观价值对他来说就没有任何益处，因为这些价值就是用来替代并压抑个性的。很自然，社会有无可辩驳的权力来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受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的影响，但是，由于社会是由那些“去”个性化的个人所组成，它就仍然完完全全受那些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者所摆布。让个人按自己的喜好随意组合成各种团体和组织，而正是这种组合以及个性不情愿的消亡，才使得社会非常容易屈从于独裁统治。可惜，100万个零加起来也不等于一。最终，一切事物都取决于个体的性质，但是我们这个极为短视的时代只从大多数和大规模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即使有人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太多被一个暴君控制的训练有素的暴民和暴乱。遗憾的是，这种认识似乎还未深入人心，人类的愚昧无知非常危险。人们仍旧快活地组织大规模行动，他们相信大规模行动最有效果，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最有势力的组织只能通过最冷酷无情的领导和最廉价的口号来维持。
奇怪的是，教会同样也希望利用大规模行动来驱逐恶魔——真正的教会正是以拯救个体的灵魂为己任。他们还没有听过群众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个体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在大众面前低人一等，因此，教会不会过多地去履行他们真正的使命去帮助个体获得转化和精神复活。遗憾的是，如果个人不能在精神上获得真正的再生，那么同样的，社会也不可能得以再生，因为社会毕竟是需要上帝救赎的个体的总和。因此，我认为一切都是错觉，当教会设法——明显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劝诱个体加入一些社会组织，使之陷入毫无责任感的状态之中，而不是把个体从麻木和愚钝中拯救出来，也没有使个人明白他本身即是拯救世界的重要一员，因为拯救世界是由拯救每一个个体的灵魂组成的。的确，群众集会在个体面前炫耀他们的观点，并试图利用群众建议在人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结果却往往令人惆怅，一旦那种病毒消失，人们就会马上转为屈服于另一个更明显、更响亮的口号。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成为一道防护伞，避免那些有害的影响。基督或许曾经在大规模活动上召集过他的门徒，基督曾喂饱过五千人，这五千人后来是否成为他的追随者，而且没有在保罗出现动摇时同其他门徒一起呼喊“钉死他”呢？还有，耶稣和保罗不正是那些相信自己内心体验，不顾世界的眼光，我行我素的原型吗？
这些争论当然不会使我们忽视教会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教会试图集合一个个的个体，把这些信徒集结在一起，使无组织的集体成形为一个个组织，这就不仅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社会服务，而是为个人引入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带给他们价值无边的福祉。然而，这种福祉，通常来说，也只能为个人确认某些趋势而不能改变这些趋势。经验告诉我们，令人遗憾的是，人的内心是不会被改变的，无论他从属于多少团体。环境不能给予的，人只有努力和经受苦难才能得到。与此相反，有利的环境只能加剧危险的倾向，让人寄希望于外部因素，甚至期待着那些外部的现实条件根本不可能提供的蜕变。我的意思是说人的内心的深远变化，尤其当今的集体化现象愈演愈烈，未来的人口过剩问题没有解决之道，这种变化就更加迫切。现在，我们是应该自问，我们凝聚在公众组织中的究竟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构成了每一个人（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不是统计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呢？这些问题都只有通过一种全新的自我反省过程才能得以回答。
一如所料，所有的大规模运动都容易倾斜到由大多数人组成的斜面上去。哪里人多，哪里就安全；什么东西信的人多，就肯定是真的；什么东西想要的人多，就值得去奋斗，就是必要的而且是好的。在众多的动荡中，人们有能力通过武力来让美好的愿望都如愿以偿；但是在这些愿望之中，最甜美的愿望，还是希望人们都温和地、没有痛苦地回归到孩童时代，回归到父母膝下，回归到无忧无虑、无需担责任的状态中去。一切的思考和照料都由上帝来完成，一切的问题都有答案，一切的需求都有必要得以满足。大众的这些儿童般幼稚的梦幻都是不现实的，他也从未想过去问，这人间天堂是谁来买单？这样，现实问题最终还是要留给更高的政治或社会权威来解决，而实际上这个权威非常乐于从命，因为这样一来他的权力就增大了。他的权力越大，个人就变得越软弱、越无助。
每当这种社会条件得到大规模的发展，通往专制独裁的大门就打开了，而个人的自由就变成了精神和物质的奴役。事实上，由于每一种专制独裁都是不道德的和冷酷无情的，所以与那种依然考虑个人因素的制度相比，他在选择自己的统治手段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如果这种考虑个人因素的制度与有组织的国家发生冲突的话，他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在道德方面存在的真正弱点，因此不得不利用与自己的对手相同的手段来使自己获益。于是，邪恶便不可避免地扩散开来，即使是可以直接预防的地方也是如此。当数量众多以及统计价值居于决定性的重要位置时，邪恶传染的危险性就更大，正如现在西方世界的情况。报纸上每天在人眼前报道各式各样令人窒息的群众力量，将个人是无足轻重的这种观念彻底灌输到个人头脑，使个人丧失了一切发声的希望。自由、平等、博爱这些陈腐的理想，对人毫无帮助，因为个人只能将这种诉求付诸他的刽子手，也就是群众的发言人。
对有组织的群众进行抵抗，只有个人的个体性也像群体那样有组织性才能奏效。我完全知道，这个主张对今天的人来说听起来几乎难以理解。中世纪时期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是一个微观宇宙，是一个反映大宇宙的微缩版，这种观点早就不存在了，虽然这种包容世界、适应世界的精神的存在会教给人类更好的东西。不仅宏观宇宙的形象已经深植于人的精神本质，而且人还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创造了自己的形象。一方面，人拥有反思意识的优点，使自己与宇宙保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得益于本能中遗传的和原型的性质，他与环境紧紧相依。但是，人的本能不仅使他与宏观宇宙相依，在某种意义上，还将人与宏观宇宙分离开来，因为他想要与宏观宇宙逆向而行。这样，他便陷入与自身连续不断的冲突中，而只在极少数情况下，他才能成功地给自己的生活确定一个完整的目标。为此，人类通常必须付出极大代价来压抑他本能中的其他方面。人们不得不常常自问，这种过分执着的做法是否确实值得推进，因为人的精神本质存在于各种成分在一起的争夺以及与之相反的行为，即一定程度上的分裂。佛教里称作执着于“万物”。这种情形急需秩序与整合。
正如混乱不堪的、往往以两败俱伤而终的群众运动常常被一种独裁意志强迫着在一个既定方向上发展一样，处于分裂状态的个人也需要有指示性的和有命令性的原则。自我意识乐于让自己的意志来发挥这个作用，但是却忽视了那些阻碍自己意图的强大的潜意识因素的存在。
如果自我意识要想达到整合的目标，它就必须首先了解这些因素的实质。它就必须体验它们，否则，它就必须具有一种神圣的象征，可以表达它们以及引导它们达到整合的目标。
这并不是说基督教已经终结。恰恰相反，我相信，不是基督教，而是我们关于基督教的理解和解释，在当今世界形势面前有些过时。基督象征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它本身就孕育着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它还能够继续向前发展，而这取决于我们，我们是否有决心去重新思考规划它，而且完全是在以基督徒名义的前提下。这就要求我们对个人、对个体的微观宇宙，采取一种与我们迄今为止所采取的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用什么方式方法能够与人坦诚相对，不知道自己能够经历什么样的内心体验，不知道在宗教神话背后还有些什么精神层面的事实存在。这一切都普遍笼罩着黑暗，以至于没人能够明白，人为什么应该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人应该做出承诺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无从回答。
这也不奇怪，因为实际上所有的王牌都掌握在我们的对手手中。对手可以诉诸军队武力，动用可以碾压一切的权力。政治、科学、技术都与他们在一个战壕。高深的科学理论代表着人类目前能确定的智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至少对当今的人类来说是如此，因为人类已经接受了很多科学理论带来的改变，这些改变令过去年代的落后和黑暗以及迷信都得到启蒙与教化。人类的先人就曾因为在那些不能做比较的因素间进行错误的比较而严重地迷失过方向，但这些却从未能引起人类的注意。特别是那些人们向其讨教的高智商的精英，他们几乎一致宣称，凡是今天的科学不能解决的事情，在任何别的时代也都不可能解决。所以，重要的是，信仰会有可能让人有机会接受到超现实的观点，需要被人们以对待科学的态度来进行审视。这样，当人们质疑用以托付治愈灵魂的教会和教会发言人时，人类就会了解到：归属于教会这样一个有决定性作用的、世界性的组织，多少是有必要的；令人产生怀疑的信仰的一些细节只是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某些仪式活动会产生神奇的效果；基督受难是为了替人类赎罪以及把人类从永恒的诅咒一类的恶果中解脱出来。如果人开始反思这些问题，由于用来了解宗教的方法有限，他必须承认他根本不懂得这些宗教理论，于是他就会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种是不假思索地去相信和接纳，而另一种是因为完全不懂而断然放弃。
然而今天的人类可以轻松地思考和理解由国家大量传递给他的所有“真理”，但是人类对宗教的理解却由于缺乏指导和解释变得非常困难。如《新约·使徒行传》第8章第30节所述，问曰：“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答曰：“没有人指导我，怎能明白呢？”如果即便如此，人类还没有放弃宗教信仰，那是因为宗教源于人的本能需要，也因此是一种特别的功能。人心中的神可以被拿走，而只需要给他其他的东西作为回报。在集体造就的国家，领导者难免被神化；在这种粗陋行为尚未被武力所强制执行的地方，一些令人沉迷的因素油然而生并取而代之，比如金钱、工作、政治影响等具有魔鬼般的力量。当人类的天然功能丧失，也就是无法进行有意识的、有意图的表达时，就会产生整体性失调。因此，如果理性女神取得胜利，那么一种整体性的精神病就会蔓延开来，会产生人格分裂，与当今这个被铁幕所分裂的世界类似。一条布满铁丝网的分界线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分隔开来，不管你是站在哪一边。正如典型的神经症患者潜意识里不知道自己的心理阴暗面一样，一个正常人也如此，同神经症患者一样，只能在他的邻居身上或者在这条鸿沟另一边的其他人身上看见这个阴暗面。甚至，把资本主义一方和社会主义一方比作罪魁祸首已经成了一种政治义务和社会责任，这样使人们被外表所迷惑，而不再关注内心。但是如同精神病人一样，尽管他另一面的潜意识隐约地预感到，所有这些现象与他的心理状态不佳，因此西方人对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状态”产生出一种本能的兴趣。
如此一来，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医生们被召唤到世界舞台上来，咨询他的问题主要涉及个人最私密和最隐蔽的生活，但是最后的分析显示，其直接的结果就是时代思潮的影响。由于带有一些个人的症状，时代思潮通常被认为是“精神病”。这非常正常，因为这种思潮是由一些非常幼稚的幻想组成的，与一个成年人的精神内容格格不入，会被我们的道德判断压抑下去，至少在这些内容被显意识意识到的情况下。大多数这种幻想，并不必然会成为任何形式的意识，也不见得，至少可以这样说，曾经成为过意识以及曾经被有意识地压迫过。相反，这些幻想貌似一开始就存在，或者至少曾经在不经意间产生过，且一直保持着那种状态，直到心理学家介入才使得这些幻想跨越了意识的门槛。潜意识幻想的激活是当意识处于困境中时才会出现的一种过程。如果不是那样的话，这些幻想将会正常地产生出来，不会在大脑中形成精神错乱。事实上，这种幻想属于童年时代，只有有意识的生命中不正常的情况过早地强化了这种幻想，才会引起精神错乱。精神错乱特别常见于父母对孩子的不良影响，破坏儿童成长的心理环境，产生令儿童的精神平衡受到打击的精神冲突。
如果是成年人患了精神疾病后，童年时代的幻想世界就会重现出来，人们自然就会以因果的方式解释成因为是童年时期各种幻想的存在。但是，这并没能解释，那些幻想为什么没有在间歇期内发展为病理效应？病理效应只有当人类面临不能用意识手段克服困境的时候才会产生。个性发展中遭遇停滞给婴幼儿时期的幻想打开了闸门，使之涌现出来。当然，婴幼儿时期的幻想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潜伏，但是只要有意识的个性能够继续沿着自己的路径向前发展，并且不受到干扰，这些幻想就不会呈现出来。而当这些幻想达到一定强度时，它们就会进入意识领域，并且产生一种病人可以体会到的冲突，将病人被分裂成具有不同性格的两种人格。当这些能量从意识里涌出（因为未被使用），使得潜意识中的消极因素，尤其是人格中的婴幼儿特性被加剧，于是早就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分裂就伺机而动了。
一个儿童的正常幻想实际上不过是些本能的想象力，可能因此被认为是他将来进行意识活动的准备活动，由此可见，神经症患者的幻想，即使由病理引起的变化以及可能由能量退化而扭曲的幻想，包含了正常本能的核心，其特点就是适应性。神经症总是意味着对正常的活力以及对其适当的“想象力”无法适应的变化和曲解。然而本能在其活力与形式方面非常地保守和古老。当本能在大脑中呈现时，其展现方式是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就如同一幅画，将本能冲动的本质用形象化的方式具体地传达出来。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能够洞察丝兰蛾的精神世界，我们将会在它身上发现神秘的或是具有迷人特性的思想观念，这种迷人的特性不但让丝兰蛾只能在丝兰植物上进行受精活动，而且还帮助丝兰蛾去“意识”到整个局面。本能绝不是一种盲目而不确定的冲动，因为事实证明，本能可以调节自身并适应确定的外部环境。这种确定的外部环境赋予了本能明确的、不能减少的形式。正如本能是原始的和具有遗传性的一样，它的形式也是古老的，或者说，是具有原始形态的。本能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比肉体还要古老和保守。
生物学的这些思考自然也可以应用在智人身上，尽管智人有意识、有意志、有理性，但仍属于普通生物学范畴。人类的意识活动来源于本能，来源于本能的活力以及其概念形式的基本特性，这一事实对人类的心理以及对动物世界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都有着同样的意义。人类的知识，本质上来说，存在于不断的适应中，适应那些给我们提供了先验的原始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需要一定的调节，因为在其原始形式中，它们适合于古老的生活方式，但不适合一个尤其是有区别的环境需要。如果本能的活力能够持续进入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存是绝对必要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原始形式，以便足够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