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创立并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反映和概括，是指导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纲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形成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人类文化建设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著中，从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文化的内涵、本质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和论述。虽然经典作家关于文化的论述还不够系统，却足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萌发的重要标志。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界定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一词的理解和运用有多种含义。一是文化与文明是一致的，它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2]二是文化包含了人类创造出来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技术装备等。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另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类在创造世界的行动中创造了自己，这种活动就是对象化，它的基本形式即是劳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人是自由自觉的存在物。在这里，由劳动创造的相对于天然的“人化的自然界”实际上就是人的文化世界，文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论述虽然没有提及“文化”，却是在深刻地讨论着人的文化。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考察文化，它包括一个基础、两大部分和三个层面。一个基础就是：人类社会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实践活动，是创造文化的基础。没有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劳动，就不可能产生文化。文化包含两大部分：这就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层次上看，它体现在三个层面上：这就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所以从广义上来理解文化，就是人类社会改造客观世界的所有社会实践，尤其是物质生产的实践，它是创造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源泉和基础，劳动群众又是创造和推动文化发展的主体。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述了文化产生的原因，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揭示了人类文化在什么阶段就有什么性质的文化，提出了文化的核心是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4]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渊源。
2.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
文化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改造世界和改造人本身的活动是文化的源泉和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文化产生和存在的基本的、初始的条件。在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中，也在生产着文化本身。马克思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5]恩格斯也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6]这就表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提高的，一定的文化必定反映这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人的文化发展及其形态的变更，归根到底依赖于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及其形态的变更。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文化的产生、发展作了辩证而科学的说明。文化不是产生于抽象的人性、理性、绝对观念、神意，也不是起源于所谓的人的“文化基因”，而是产生于人处理其与自然关系的活动中，文化是由自然历史进程创造的。文化的发展又是在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社会活动实践中实现的。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的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同步的，一方面“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7]；另一方面他们指出包含意识形态在内的文化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8]这就说明，不仅文化内部各要素之间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且文化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一思想深刻说明了研究文化的价值，即我们可以通过对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把握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充分发挥文化对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在认识到文化反作用的基础上，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推翻旧的思想文化，同传统的文化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此基础上，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造新文化。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以科学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9]。这就指明了文化建设对一个政党的重要作用。
文化的核心是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是从社会关系的整体出发，以人的发展的总体过程为目的。马克思说过，造就高度文明的人，就是“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10]。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揭示的正是文化的实质、意义和社会目的。换句话说，文化的实质、意义、目的就在于人的发展，在于培养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全面发展的人。文化起源于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实践活动中，发展于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实践活动中，因而文化从其产生的时刻起，便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内在于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成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因此，从社会发展的主体角度来看，文化的核心表现为人的思想素质和知识素质及二者融为一体的综合素质。这种综合素质直接地或间接地规定个人、群体、民族及至整个人类的存在状态。这种综合素质是人区别于动物，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的根本特征。如果个人的综合素质不能全面发展和不断提高，那么必然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冲突，导致社会的危机；如果人类的综合素质不能全面发展和提高，必然最终导致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导致生态危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即人化”。
（二）列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
列宁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理论的构建和文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和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
1.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
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继承全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这是列宁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通过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中充分体现出来，并成为以后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十月革命以后，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左翼，自称为“无产阶级文化派”。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抛弃一切以往的文化，制造出自己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他们说资产阶级文化都是一些无用的“废料”，“吸取资产阶级文化是不可救药的倒退”；并且大肆宣扬要在空地上建立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新文化，说什么“无产阶级的精神发展的基础首先是在精神上同过去决裂”，甚至连博物馆也要把它砸烂。列宁针对这些愚蠢的错误观点，进行了纠正和批判，而这些基本观点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以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1]列宁在为党中央起草的《论无产阶级文化》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12]在列宁看来，只有在继承以往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才能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如果全盘否定和抛弃这些优秀文化遗产，无产阶级文化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列宁把波格丹诺夫之流比作贴有现代标签的“穴居野人”。当然，列宁也指出：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文化中的腐朽没落的东西，必须清除，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改造创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13]
2.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
在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中，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条件，也是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证。他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全部实践和各个时期的著作之中。首先，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重要基础。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初，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他们文化水平太低，缺乏起码的科学文化知识，很难从事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和管理。其次，文化建设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在列宁看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离不开文化建设。1918年春，列宁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之一，就是“提高居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14]他反复强调使居民提高文化，学会管理的重要意义。1920年初，列宁再次提出，学会管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应当具备的条件”[15]。再次，文化建设是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不可缺少的条件。列宁非常重视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但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必要条件就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他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6]。他认为要进行政治教育，无论如何要提高文化水平；没有文化知识，政治宣传和教育就无从谈起。
3.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十月革命前夕，俄国成年人有75%以上既不能读书，也不能写字。城市工人40%以上是文盲，农村文盲占80%。科学知识的普及就更差。这种情况是苏维埃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障碍。列宁告诫全党：“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17]为此，列宁作出了全面部署和安排，切实改变劳动群众文化水平低下的状况，把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事业作为全党的重要任务来抓。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指示下，增加了教育经费，1920年苏维埃国家的国民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的10.9%，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由于经济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和国家需要把资金用于恢复国民经济，苏维埃国家的教育经费一度有所缩减，学校和学生数量也因此有所减少。列宁知道后，马上要求停止缩减教育经费。他说：“首先应当缩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而是其他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18]列宁认为，要发展教育事业，就必须重视教师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就必须提高教师的地位。他指出：“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19]列宁一再强调党和国家要从政治思想上、业务上和物质上给教师以关心和帮助。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怎样才能把青年造就成为共产主义者呢？在列宁看来，第一，就要积极参加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和生活实践相脱离。“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强迫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人模子倒出来的官吏。”“我们决不能像旧学校那样，用数不胜数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20]第二，要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他高度评价“星期六义务劳动”，要求青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同时，按照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进行实际行动。第三，要学习全人类所有的知识。列宁嘲笑和批判了那种认为只学共产主义的著作、小册子，只记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口号的人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错误认识。他有一句名言：“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21]
4.正确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指出，必须团结知识分子、使用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和专家，“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劳动都是我们需要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真正掌握旧社会所创造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文化”[22]。尽管十月革命刚刚取得胜利之后，当时的知识分子和专家都是从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可列宁还是注意团结和使用他们。对此列宁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知道，只有利用大资本主义文化因素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而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因素。”[23]但是当时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等都排挤和反对知识分子和专家。无政府主义者阿·格耶声称只有用枪杆子来强迫每个“专家”工作。“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弗则说要把收入4000卢布的专家枪毙。列宁坚持反驳了这些谬论。并指出，“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他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当然，有些知识分子和专家还存在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他们或多或少带有资产阶级偏见和价值观，但他们的世界观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他们将用自己的途径和方式来承认共产主义。所以，列宁认为，必须像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专业的专家，而绝不应歧视他们、把他们一概视为资产阶级分子。他更进一步深刻指出，“应该学会尊重科学，应该摒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那些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列宁在提出尊重和使用知识分子和专家的同时，还强调群众的积极性。认为只有把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同劳动群众的主动性、毅力和工作结合起来，才能架起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通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桥梁。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是立足于苏维埃俄国的国情，根据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而提出来的，但它也反映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因而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程中，认真吸取列宁的教诲，是大有裨益的。
（三）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
在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他都非常注重文化和文化建设问题，将其看成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24]这样，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文化和文化建设问题都作了全面、深刻、精辟的论述，很多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直接理论前提。
（1）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他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25]在阶级社会，一定的文化也就必须为一定的阶级服务。针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实际，他对当时中国的文化作了这样的划分：“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着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26]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文化观，是一种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文化观。基于此，他认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他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与之相反，“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27]
（2）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全面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产生、内涵和特点。作为中国的一种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出现的，其基础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28]据此，毛泽东对旧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29]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从其阶级属性、领导思想、队伍构成等方面作了这样的界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30]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毛泽东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因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因为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是民主的，因为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的结论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31]
（3）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文学艺术，必须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文化建设就应该依靠民众、接近民众、为了民众，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在实践中，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文化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却不一定做得很好。因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宗明义就提出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大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得到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文艺方针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32]针对这种情况的存在，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33]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构成看，什么是人民大众呢？就是占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34]
（4）在对待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文化交流、融合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了处理“吸收和消化”、“继承和创新”等一系列问题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35]对于外国文化的态度是这样，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也应该如此，同样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36]在处理“吸收和消化”、“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中，毛泽东更看重创新，提倡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他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37]这些见解，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非常科学的、正确的。
（5）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为了推动文学艺术发展和科学技术创造，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其作为中国发展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鸣。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决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38]为了保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实行，毛泽东还提出思想文化上的争论和斗争与其他方面的争论和斗争不同，如果出现不同意见，不能采用粗暴的强制性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解决。他说：“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39]
总之，毛泽东关于文化和文化建设的思想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很多观点直到现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不断闪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因而成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直接理论前提。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创立并形成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0]中国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是在一定的历史基础上和发展条件下，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国内环境中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就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懈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讲得完全和系统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应该包括我们所具有的历史发展条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面临的时代背景的把握等三个大的方面。
（一）历史条件：百年风云和民族复兴理想
中国是一个由多种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统一国家，中华民族是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众多民族的统一称呼。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具有五千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创造并形成了绚丽夺目、多姿多彩的优秀中华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历经数千年风雨变幻一直传承下来，从来不曾中断，对世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灿烂文化曾经作过十分精辟的概述：“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有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41]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在世界各个国家中，中国一直走在文明发展的前列。据世界经济史学者考证，直到清代乾隆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居于世界前列，各种文化产品数量质量均处于领先地位，远在当时的欧美之上。
然而，到了清代，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晚期。长期延续的超稳定的封建制度严重束缚了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扼杀了自唐宋以来已经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形成了严重僵化的“重农轻商”、“重农抑商”的传统，使得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缓慢。以“学而优则仕”为目的的科举考试制度和偏于保守的文化精神，把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变成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无情地阻滞了他们积极的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和冒险精神，各种新的思想和学说被视为异端，大兴文字之狱，连学术研究和各种科技发明也被视为“奇技淫巧”。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之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明显地走向衰落。但是，几乎在这同时，西方却发生了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使得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世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起来。在相当于清康熙二十七年的公元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已经以革命手段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进入18世纪，英国工场手工业已经相当发展，分工进一步细密，劳动工具更加专门化，培养了一批熟练工人，为机器工业的出现准备了技术力量和物质前提。特别是纺织工业，因市场需求加大而技术进步突出。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飞梭，到1785年工程师卡特赖特发明水力织布机，把织布效率提高40倍，英国纺织业逐渐实现机械化，随之出现了大规模的机器织布厂。178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19世纪以后，英国进入机器工厂生产时代，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随着工业革命在欧美各国的推进，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棉布、生铁、煤等主要工业品在几十年时间里得到几十倍的提高，出现了一批工业中心，世界市场随之开拓，科学技术飞速进步，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人们的创造精神得到激发，西方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42]这时，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却仍然在闭关自守、停步不前，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文化，还是人们掌握的知识、信息和所具有的思想、精神，都已经大大地落在西方列强的后面。
1840年，为了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英帝国主义对古老的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虽然中国人民及其代表林则徐、关天培等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奋起和帝国主义侵略军浴血拼搏，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最终战败，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被迫赔款、割地、开放口岸，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一落千丈，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法保障，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夺取在中国的利益，制造各种借口发动一次又一次侵略战争，把中国当成可以随意宰割的牛羊，在屠杀抢掠之后，还强迫腐败政府签订了无数的不平等条约。在文化上，为了麻醉中国人民，实行了文化侵略政策，推行西化分化图谋，千方百计泯灭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斗争精神，妄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文化殖民地。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积贫积弱，成为列强刀俎上的鱼肉，忍受了百年耻辱。梁启超曾对此感叹道：“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43]
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他们不仅勤劳智慧，而且勇敢顽强，富于斗争精神和进取精神。特别是无数的社会精英、有识之士和广大劳动人民，是不会听任自己的国家任人宰割和沉沦、衰落下去的。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44]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就一直做着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美梦，他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不懈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无论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倡导的戊戌变法，还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推行的洋务运动，都悲惨地失败了，都没有达成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理想目标。其中的原因，除了缺乏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和科学的革命的指导思想外，没有从社会深层次的旧文化改造和新文化建设入手，也是失败的关键所在。因此，1919年前后，中国兴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开辟出一条崭新的文化革命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奠定了思想文化上的基础。毛泽东高度评价这场文化革命时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45]这就为中国新文化的出现拉开了序幕。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最后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由五四运动所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从此以后，中国真正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走向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到21世纪中叶，就形成了以1949年划分的两个不同的一百年：前一百年，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斗主要是为了救亡图存，最终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一百年，从194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2049年，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主要是为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中国更加繁荣昌盛。其中，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党成立100周年的2021年等标志性年代，又把这两个一百年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江泽民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说：“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中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八十年。在前八十年中，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在后八十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前团结和组织起来，冲破重重难关，革命斗争不断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4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更进一步深刻指出：“20世纪上半叶，面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我们党紧紧把握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主题，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举起了救亡图存、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世界社会主义方兴未艾、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国际局势，面对中国百废待兴的局面，我们党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和广大人民的意愿，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面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党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及时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果断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紧紧把握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47]这就是两百年间中国的发展大势，这就是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和期待，这就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历史进程和未来展望。
党所领导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形成，都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毫无疑问也是以上述百年风云变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为历史条件的。
（二）实践基础：改革开放和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家发展和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根本转折的完成，自此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新时期，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率先完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推进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逐渐开拓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十分深刻地指出：“我们现在执行的这条路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也是经过党的十二大肯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四年多的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当然，还需要继续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48]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历史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最大的事情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30年的改革开放和不懈探索，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在内。
邓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倡导者和开创者。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与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指引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在实践中，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早在1979年10月，他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9]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他曾经作过十分全面的说明：“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50]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使之成为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在文化建设中，他多次重申毛泽东提出来的“平等交换意见”、“废止行政命令”、“不要横加干涉”、“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在处理中外文化关系上，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51]这些意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中肯的。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邓小平遗志，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并将其成功推向21世纪。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在十多年的实践历程中，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于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我们应该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些基本要求，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52]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他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他还非常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强调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他说：“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53]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出来的基本结论，是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
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六年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构筑了更加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环境条件。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和实践过程中不断形成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既是这一伟大实践过程的组织者、领导者，也是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提出者和创立者。这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形成的丰富而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时代背景：时代潮流和社会主义中国对外开放中的文化安全
新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但是，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形却是遭到外部封锁，在很多方面是封闭的、孤立的。因此，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专门制定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他说：“我们在制定经济对内搞活这个方针的同时，还提出对外经济开放。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54]在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认真分析了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特点，全面审视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得出了“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的结论。这就构成了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环境条件和时代背景。
对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特点究竟怎么看，这涉及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很多具体政策的制定。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这样，邓小平就得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和特点是“和平与发展”的结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55]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点的估计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对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科学把握。
但是，肯定世界大势和时代特点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是从总的趋势说的，并不是说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天下已经太平无事。实际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的战争没有打起来，但小的战争却一直不断，呈现出一种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对话、局部对抗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56]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对国家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认识得更加全面而深刻：“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国际环境的总体稳定，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补充，外部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同时，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加剧，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更加剧烈，贸易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57]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总体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形成的总体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
从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文化霸权主义依然盛行、敌对势力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由西方某些政治势力操控的所谓“颜色革命”在部分国家得手……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并未销声匿迹，依然威胁着国家的文化安全。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散布“文明冲突论”，宣扬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全球未来战争的导火索；宣扬“共产主义失败论”，胡说什么共产主义的兴起和失败是20世纪的两件大事；还从不同角度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新兴科技和广泛影响力，拍摄宣扬自己价值观的影视大片。日剧、韩剧也大量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发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千方百计要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向具有不同国情的国家推销，仿佛不按他们的要求办，就是“专制”、“不民主”、“不讲人权”。他们凭借自己的经济科技实力甚至军事实力，向中国施加压力，在境外建立电台、电视台，办报纸、举办训练班，支持某些极端势力向境内进行政治、思想、文化、宗教渗透；网络渗透、网络犯罪、内容低俗等更是防不胜防，这些都给中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要应对这些威胁，就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展开的。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特点，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安全带来的威胁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同时，这也就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形成的国际条件和时代背景。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形成的历史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确立的过程中形成的，二者在历史进程上也就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形成和不断发展，迄今为止，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年；第二阶段，1992～2002年；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
（一）第一阶段：1978～1992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进行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总政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把这条新道路概括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8]。从此，我们党逐渐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等，中国特色文化建设理论也开始形成，并明确提出了若干最基本的观点。
1.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的观点，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一系列指导方针
早在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大会对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了全面部署，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将其作为全党的任务、各条战线的任务。1986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了系统部署。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强调两个文明建设都要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强调要发展科学、教育、文化等“大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邓小平于1977年8月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59]。在此基础上，要正确认识到科学文化问题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认识到文化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就主张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路线。他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工作者的生命就在于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要始终面向广大群众，向人民学习，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并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推动人民群众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3.继续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文化艺术工作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农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他多次强调：“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纠正和防止。但是，这丝毫不是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60]
4.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提倡洋为中用，吸收国外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先进文化，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1983年，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到了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他又指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1]这成为中国文化对外开放的基本指导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二）第二阶段：1992～2002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从九个大的方面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2000年，江泽民同志到广东省高州市指导“三讲”工作时，提出了包括“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内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任务。这些，都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
1.《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专门论述了“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问题，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系列基本观点
这些观点是：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作用；繁荣文学艺术，首要任务是多出优秀作品；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等等。
2.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特定要求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和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的，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62]
3.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繁荣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概念。他指出：“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63]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并使其不断发展繁荣。
4.江泽民同志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综合国力竞争加剧的要求出发，提出了文化竞争力的概念，把文化看成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根植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的促进作用。”在2001年又指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引起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展开了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64]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有效地提高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
（三）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
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创立形成中也迈出了决定性的巨大步伐。在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基本观点、基本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全面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
1.在胡锦涛同志“四位一体”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局框架和宏观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组成部分。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65]在此基础上，胡锦涛在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66]一句话，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全局框架和宏观条件。这在理解和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是至关重要的。
2.正式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进而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含义和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确定了根本和核心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作为一个大的部分来论述，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科学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要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观点和核心内容，与江泽民同志提出来的基本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其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仅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和根本要求。
3.在历来坚持的文化方针、文化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作了肯定，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目标
在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地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67]可以说，这是从国内、国际以及人民的愿望三个大的方面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所作的非常精辟的概括和论述。正因为文化建设是一个不可忽视和或缺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要求和目标，为的就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毫无疑问，对文化重要性的论述、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
4.在各项战略部署的基础上，对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框架
党的十七大主要从四个方面部署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第二，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要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就要以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通过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第三，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第四，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的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上述四个方面的部署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这就为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体系。[68]
依据以上四点，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个阶段，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党的十七大报告）等重要文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成为这个科学理论形成、成熟并不断发展完善的重要标志。当然，这个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理论，仍在继续丰富和完善之中，我们应该进一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加以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