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经世大典》的编纂者也是把元世祖忽必烈改“易大蒙古”为“大元”，与“邃古（远古）之神圣”，从唐（尧）虞（舜）至殷周一直到两汉、唐、宋相提并论的，进一步阐明了其正统的地位。而其所谓“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则是讲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改“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时，已即位称帝达十余年之久，对偏安江南之南宋，已责其失信，“数道而举之，致四海之混一。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霫、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所谓“四方未禀正朔之国，愿来臣属者，踵相蹑于道，十余年间，际天所覆，咸为一家，土宇之广，开辟以来未有也”。这与郝经所提到的：“有汉唐之地而加大，有汉唐之民而加多”是一致的。从中国汉、隋、唐、宋至元的疆域发展变化来看，元朝相比汉唐时期，既有继承同时又是空前发展的。总之是对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认同。
纵观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中国的指导性理论和治国方略，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是积极寻找适合当时需要的治国之道，即寻找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结合点，“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即用武力夺取天下，用儒学和汉法治理天下。其二是战略重点由对外战争转向对内战争、统一战争，故而此后战略进攻的重点为大理、吐蕃和南宋。其三是依靠力量，由主要依靠蒙古千户军变为依靠多种力量，包括汉族儒生、汉军万户、蒙古改革派和西域人士，由主要依靠草原经济变为主要依靠农业经济和商业支持。其四是学习榜样，以成吉思汗、周公、唐太宗、金世宗为学习榜样，目的是统一中华，再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五是用人政策，广延四方之士，不拘一格选人才。
襄阳之战
1271年6月，忽必烈下诏进围襄阳，并命令诸道蒙军水陆并进以牵制宋军援军。诏令一下，蒙古秦蜀行省的主帅赛典赤瞻思丁率诸将三路并进，郑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庆，札剌不花出泸州，“所至顺流纵筏，断浮桥”，沿途连败宋军，俘获不少战舰、兵卒。
7月间，范文虎率宋军十万水陆兵卒及千艘战舰进至鹿门，很想凭借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蒙军主帅阿术命军队东西夹江为阵，又派出一支敢死队直趋会丹滩，攻击宋军前锋。蒙古“诸将顺流鼓噪”，范文虎没有任何严密的军事部署和预备方案，逆战稍稍失利，范将军便再现饭桶本色，“弃旗鼓、铠仗，乘夜遁去”，蒙军大胜，获兵卒、战船、甲仗无数。也就是在同年年底，蒙古改国号为“大元”，“盖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所以，行文至此“蒙古”则以“元军、元将、元帝”来加以称呼。
延至1272年（咸淳八年）夏，一直受贾似道、范文虎掣肘的李庭芝终于下决心率军进发，准备救援襄阳被围的宋军。此时，襄阳已经被围五年，主将吕文焕（吕文德之弟）一直竭力拒守，“幸城中稍有积粟，所乏者盐薪布帛耳”。
樊城守将张汉英为了求援，招募了一个善于泅水的人，将救援信藏在发髻上，人藏在积草下，打算从江面浮水而出。守卫江面的元军看到水中积草很多，就想钩起来焚火用，结果送信人由此被发现，救援信也被搜出。救援信中写道：“鹿门已被敌人占据，现在只能通过荆州（今湖北荆州）、郢州（今湖北钟祥）来救援了。”于是，元军又刻意封锁郢州、荆州的通道。南宋朝廷生怕元军就此顺流南下，立即诏令李庭芝率部进驻郢州，将帅都带兵驻扎在新郢和均州等河口。
1272年（咸淳八年）5月，屯驻在郢州的李庭芝见元军将襄阳围困得如铁桶一般，南宋的援军难以靠近，便想另寻他法。经过探访，李庭芝得知襄阳西北有条清泥河，于是他命人在当地遣轻型战舟百余艘，三舟联为一舫，左右两舟“虚其底而掩覆之”，只在中间的船上装载兵士，两边船装载物资。并出重赏招募到勇敢善战的三千壮士作为民兵，由智勇双全的张顺（绰号矮张）、张贵（绰号竹园张）率领。张顺、张贵均为当地农民，因智勇双全，成为民兵领袖。出发前，张顺激励士卒道：“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任务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如果有谁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三千民兵群情振奋，没有一个人退缩，于是张顺、张贵率队出发。船上不但装备有火枪、火炮、巨斧、劲弩等，还载有大批食盐、布帛等物资，沿江顺流而下。
当时元军严密封锁江口，根本没有任何缝隙可以通过。张顺等人不得不强攻，“乘风破浪，径犯重围”，先用强弩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战斗十分激烈。一直转战一百二十里，才冲破了重重封锁，杀出一条血路，于黎明时分到达襄阳城下。城中宋军被围困五年，第一次看到援军突破元军的包围圈到来，不禁欢呼雀跃，士气倍增。
不过收军时，却不见了张顺，四处寻找不见。数天后，才看到张顺尸体从河中浮起，身中四创六箭，手中仍然紧握弓箭。据史书记载，张顺虽死，“怒气勃勃如生，诸军惊以为神”，见者无不动容，吕文焕特以隆重之礼安葬。
张顺、张贵率三千民兵突破元军的重重阻击，入援成功，导致襄阳战局形势为之一变，带来了解围的一线希望。对比之下，坐拥精锐大军的宋援军统帅范文虎却屡战屡败，不由得让人怀疑到底是宋军的战斗力有限，还是范文虎根本就无心援救襄阳。
张贵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又派能泅水的战士二人，泅水到郢州，给范文虎投书送信，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到郢州的交通线。按照计划，由范文虎率五千精兵到龙尾洲接应，张贵率军前去会师。到了约定的日子，张贵辞别吕文焕，发舟出战，顺汉水而下，半路清点人数时，张贵发现军中少了一名犯过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当即意识到这名亲兵也许是叛变投敌了，不禁大惊失色，对部下道：“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于是果断地改变了行动计划，乘夜放炮开船，杀出了重围。元军中阿术、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赶来阻截。
张贵边战边行，快到龙尾洲时，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的接应部队，立即举火为号。对方船只看见灯火后，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张贵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原来由于张贵亲兵叛变，元军已经事先得知了消息，并抢先占领了龙尾洲，设下埋伏，以逸待劳。而本该来接应张贵的范文虎不但没有如约出兵，而且还引兵后撤三十里，将防地拱手让给了元军。张贵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又是孤军奋战，身上受伤多达数十处，最终力尽被生擒。阿术劝张贵投降，张贵不屈被杀。龙尾洲一战，张贵全军覆没，宋军也从而失去了最后一次增援襄阳的机会。
张贵死后，元兵有意将他的尸体抬到襄阳城下，以此招降襄阳守军。城上宋军望着张贵的尸体，均忍不住哭泣。吕文焕拒绝了元军的招降，将张贵葬在张顺墓旁，立双庙祭祀。
张顺、张贵并非宋军将领，能以农民之身，行国士之举，这种慷慨赴国难的行为在南宋苟且偷安的大画面上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人有诗赞道：“忠臣张顺救襄阳，力战身亡庙祀双。此是忠臣非盗贼，休将《水浒》论行藏。”
襄阳被围五年有余，以至穷途末路，弹尽粮绝，城中军民不得已，竟然到了以小孩之肉为食、以人骨为薪的悲惨地步，实际上已经处于最危急的关头。吕文焕每次巡视城楼，都南望恸哭。完全可以想象他心中是何等绝望与无奈，主帅如此，宋军官兵的士气便可想而知了。
襄、樊如此危急，大宋三百年的江山存亡系于一发，值此国家兴亡、危在旦夕之时，度宗皇帝和宰相贾似道及满朝文武官员们却忙着斗蟋蟀，全然不顾大难临头。后宫里更是歌舞升平，玩蟋蟀成风，“论功周、召，粉饰太平”，正应了前人所谓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当时有个姓杨的佥判（幕职官），耳闻襄樊前线的惨况，目睹临安贾似道权奸当路，拍案而起，作了一首《一剪梅》道：
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
试问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谷也消磨。
《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
朱门日日买朱娥。
军事如何？民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