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冬天，我和母亲回老家蒲草去奔丧。那一年我九岁。三舅四十七，死了。
米镇离蒲草五十里，那时没车，想去姥姥家一律都是步行。记得那一天刚下完一场大雪，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就和母亲从家里出来了，踩着积雪，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随着脚踩雪的咯吱声和雪灌进鞋里的冰冷，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农村日子的艰辛。一路上母亲没话可说，绷着脸，脚步是急促的，也不顾及我的快慢，赶火车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前走。我时不时地要跑上几步，撵上她，问啥时能到。母亲面无表情地回答：“快了，前面就是。”就这样，我和母亲整整走了四个小时。
我的姥姥、姥爷一共生养了十二个孩子，六丫六小儿。大舅李祥春、二舅李民春、三舅李会春、四舅李志春、五舅李和春、老舅李兰春；大姨李秀芸、二姨李秀琴、三姨李秀珍、五姨李秀芬、老姨李秀兰，母亲大排行老九，小排行老四，叫李秀英，也是他们十二个孩子当中唯一一个脱离了农村，嫁到城里的人。
在我众多的舅舅当中，开始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三舅，是我的大舅李祥春。大舅虽是农民，但不务正业，不爱土地，爱赌博，成天鬼一样在村里游荡，白天睡大觉，晚上不着家，在蒲草一带是个有名的赌徒。那个年月，动不动就有人保组找到家里来，弄得全家人都胆战心惊的。自然大舅要比其他几个舅舅有“名气”。我的姥爷、姥姥自然对他也就操了不少的心。可要说生活过日子，几个舅舅加起来也没有大舅家殷实。这倒不是说大舅赌博赚了钱，日子好过，而是大舅的思维和那些弟弟不一样，不管输赢，该吃吃，该喝喝。照他的话说，有输的就得有吃的。
那时每家的日子过得都很紧，只有在大舅家的饭桌上能常见到大鱼大肉的影子。在我的记忆中，在大舅家的餐桌上，或是鸡蛋或是鸭蛋总是要有的。而别人家白菜、土豆都吃不上。我这几个舅舅和姨看了就生气，外面一屁股饥荒，家里吃得还这么好。可气归气，一个妈生出来的，哥兄弟、姐和妹还能怎么样？于是，在我的印象里，觉着大舅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更严重一些说，不是个什么好人。
在众多的舅当中，和大舅截然不同的是我的三舅——李会春。我的三舅是个大队长，还是个党员，是他们老李家在蒲草五十多户人家、几百口人当中唯一的一个党员。按当时大舅和三舅两个人的表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兄弟俩不仅在家里是死对头，在队里也是天敌。大舅的游手好闲，是出了名的，但他在全村的亲和力却好得出奇，连当大队长的三舅都不敢和他媲美。原因是他赌博交了不少朋友，公社里的一些领导、人保组的个别头头儿，自然就认识了不少。当然这些人不仅仅是认识关系，更主要的是“钱”的关系。谁家有个大事小情，请大舅通融一下好使。时间久了，村里人，只念大舅的好，对大舅的游手好闲和赌博成性也就忽略不计了。大舅不仅赌博成性，在村里的女人也没少划拉，大姑娘小媳妇，当然更多的是寡妇，好下手。要说这样的人应该是人见人烦，没人喜欢的，可大舅偏偏不那么招人嫌。说了也奇怪，赌博的人不管怎么输赢，手头儿总是有钱，你也说不清他是赢的还是偷的，是借的还是抢的。说是偷的没人报案，说是抢的又没人找。再加上大舅办事的能力极强，能说会道，出手又大方，也就在村里混了个好人缘。三舅却不同了，三舅是大队干部，待人接物都是有原则的，自然很多地方就是得罪人，特别是亲属。
从米镇到蒲草要经过分水、石棚、大岭、官屯、青山怀、火石岭、苇子沟、前窨后窨、前英后英，然后才能到姥姥家的蒲草。我牵着母亲的手，一跐一滑，深一脚浅一脚，经过半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了姥姥家。
这时的姥姥家很乱，满屋满院子的人，哀号声不绝于耳。三舅死了，三舅是蒲草最大的官儿——大队长，在乡下算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死，在蒲草不能说不是件大事，自然前来吊唁和帮忙的人就不少，里出外进地帮着张罗、忙活。那时的冬天，也是出奇的冷。冬日里很少有人出出进进。特别是在乡下，在大雪封门的日子里，一个个都猫在屋里不想出来。只有哪家有了什么特殊的事情，通过队里的大喇叭，撇声辣气地喊上一通，这个冰冷的山沟才能活跃起来，村民们才肯走出家门。这一天的早上，还没等大队的广播放开始曲《东方红》，就听到哀乐声了。紧接着大喇叭就嚷上了，说他们的大队长李会春死了。开始村民们还没在意。在乡下死人是常有的事。在大喇叭嚷了三遍后，人们才明白过来，是他们的大队长死了，便在惊恐中纷纷地来到了三舅家。
在乡下，死人和结婚都属头等大事，无论是谁家，也无论是喜是丧，都要大吃大喝三天。特别是丧事，既表现了乡邻的热心帮忙，也能体现出主事人家的慷慨。也就是说，人死了，给活着的人一次吃饭的机会。特别是那个年代，吃是很重要的，属头等大事，怎么能不吃呢？三舅又是蒲草的人物，他死了，如同蒲草的天塌了，自然要比其他人过世显得紧张、沉痛和铺张。
我牵着母亲的手，风尘仆仆，急急忙忙地走进院子。第一眼就看见了支在院西北角的三口大锅，正冒着腾腾的热气准备着午饭。那热气在寒冷的冬日显得格外的温暖。我看了当时就有些饿了。
我和母亲进了屋，三舅的尸体就停在厨房靠北门的位置。母亲扔下我的手，一下子跪到三舅的灵前，说哭不哭、说叫不叫地边喊边哈哈地叫了三声哥。然后又扯过我，让我给三舅磕头。我跪在地上，糊里糊涂地磕了三个头。我觉着好玩儿，磕完头就和母亲进东屋见姥姥。母亲见了她的母亲才真正地哭了起来。她喊了一声妈，母女两个人就抱在了一起。母亲哭的时候，我没有哭，就在一边看着。我就是觉得奇怪，这么多人在，哭啥？！也不怕让人笑话。这时姥姥拉我上炕。我就坐到了姥姥的怀里。
三舅和姥姥住在一起。当时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如果按乡下的规矩，姥姥是应该和老舅或大舅住在一起的，可我姥姥偏跟三舅住在了一起。后来我大了，听妈说，还不是因为你三舅是党员。我当时还小，不知道党员是干什么的。
我坐在姥姥的怀里。姥姥问我累不累，冷不冷。我看见一屋子的人，不敢说话，只觉着挺好奇，也挺兴奋。
姥姥家是五间草房，一明两暗的门，东面两间，西面两间。姥姥住东屋，三舅住西屋，中间隔着一个厨房。三舅的尸体就停在厨房的位置。
乡下每家的炕都很大，有些像大车店。每次来都能让我联想到我们小学校的篮球场。姥姥家的炕上坐了很多人，有大姨二姨和老姨，还有三舅妈和四舅妈，以及一些我不认识的邻居老头儿老太太，挤挤插插一炕。地上就是侄男和侄女在给死者裁黄表纸，打着纸钱。有蹲着的，也有跪着的。来来往往的人就从他们的身前身后走来走去。
三舅是躺在用条凳架着的一块门板上的。尸体上盖着拖地巾，是用黄色的缎子做成的，很鲜艳，上面还绣着两个小人儿。三舅的身上还放着一杯酒和一根葱。葱剥得很净，白白绿绿的，葱心部分是朝着死者胸前的左上角儿的，既表明死者是个男的，也意预着死者的晚辈们日后的多福。
母亲将我放到炕上，又回到厨房，在三舅的脚下开始烧纸。这时给三舅烧纸的不仅是三姨和五姨，还有一个哑巴。哑巴我认识，在她家还吃过大红枣儿。哑巴那年三十多岁了，始终没有嫁人。哑巴不是本村人，是三舅前些年，在村里山上树林里的一棵树上救下来的，也不知是哪儿的人。不会说话，还不会写字，想说话就那么“呀呀”的，有些像猫叫。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后来三舅把她送到了公社，公社也没法处理，又是大活人，怕出其他意外，就让三舅暂时给安排到了他们大队的一个小型抽丝场干活儿。后来三舅见她怪可怜的，没住的地方，在公社的帮助下，在大队部的附近给她盖了间小小的茅草房，就算安顿下来了。两年以后，有知情的人，说哑巴是山西何家沟的人，父母都没了，闹饥荒，跑到这里来了，实在活不下去了，想自杀，遇见了三舅。三舅让她回老家山西，她说什么也不回，还比画着说，如果撵她走，她还去死。三舅怕出事儿，也就让她安居了下来，还给她取了个名字叫何兰香。
四个人烧纸，母亲和两个姨说话，也不背着哑巴，听着什么也无所谓。
母亲边烧着纸边问：“怎么样，三哥的棺材解决了？”
五姨说：“没有，上午研究了大半天，妈要把她的棺材让出来，这些人都没同意。”
姥姥有口棺材，是姥爷走后这几个舅凑钱给买的，准备着姥姥百年后用的。可万万没想到，三舅走到了姥姥的前面，又没有发送的棺材，姥姥就想让出来，几个舅和舅妈都不同意。
母亲问五姨，说：“老五，你啥意见？”
五姨说：“咱们当闺女的说话也不算。人家儿子给妈买的棺材，一旦给了三哥，将来母亲有那天怎么办？”
母亲又问：“他三舅妈是啥意思？”
三姨说：“就是一个哭。家穷得叮当乱响，别说棺材了，连多余的席子都拿不出来。一口一个嫁错了人，还埋怨三哥大队长当得不值。”
母亲又问：“大哥呢？”
五姨说：“你还不知道三哥和大哥的关系？大哥赌博被抓，三哥什么时候救过？不过表面上还说得过去。”
母亲说：“人都没了，就别那么较真儿了。”
五姨说：“大哥毕竟是场面上的人。不像二哥，一点面儿都不给。”
母亲又问：“二哥怎么了？”
五姨说：“他跟老三的劲儿比大哥还大，恨不得三哥早些死呢！”
母亲说：“不就是为了孩子当兵的事儿吗？都过去多少年了。”
三姨说：“你在城里，你不知道，在乡下孩子当兵比什么都重要，一旦当了兵，孩子就有出路了。你说三哥是不是糊涂，怎么能把那一年的当兵名额给了外姓人呢？这官儿当的，亲情都不讲了？”
母亲问：“后来谁去了？”
五姨说：“给那个孙洪章的老婆，孙寡妇了，说孙寡妇太困难了。”
母亲问：“三哥是不是跟孙寡妇……”
五姨小声说：“开始怀疑他们俩有事儿，后来又说没有，怀疑大哥有。谁知道？说不清。”五姨又说，“也是，那个孙寡妇家确实挺困难。你想啊，一个寡妇领四个孩子，怎么过？后来大的当兵了，还有三个。”
三姨说：“怎么不能过，我不是一个人啊？！谁家比她家富多少啊？我也是带着三个孩子，我怎么没有那些烂事儿？天生就是个骚货！”
母亲说：“要我说你也该找一个了。”
三姨守寡已经多少年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三姨父是大炼钢铁的年代，炉倒了，砸死的。
“算了，我命硬，不找了。再找指不定还出什么事儿。”三姨又说，“要说孙寡妇也难，真要是没人照顾，她家那几个孩子还不知道怎么活呢。”
五姨说：“听说孙寡妇还要来吊唁。”
三姨说：“千万不能让她来。三哥的名声已经让她毁完了。来了我把她打出去。”
母亲说：“别那么认真，三哥都没了，有多大的仇，多大的怨，你也得忍着。人家是来吊丧的，又不是跟你打仗来的。”
三姨说：“那不行。这是败坏咱三哥的名声。她敢来，看我不把她撵出去！”
母亲又问：“四哥是什么态度？应该没什么意见吧？三哥一直对他不错。”
五姨小声说：“老四倒是没意见，可媳妇不行。人家说了，老人的棺材本儿已经拿了，棺材给谁用她不管，只是不想再出第二次钱。”
母亲说：“她怎么能这么说？三哥活着的时候，就数对他家最好。”
五姨说：“好也没用，老四在家说了不算。人心都让狼吃了。”
母亲又在盆里烧了一张纸，跪累了，站起身，直了直腰。五姨和三姨也站了起来。
五姨说：“晚上还得研究，明天就出了。”
母亲又回到屋中，和我的姥姥坐到一起。姥姥实在是老了，满目的苍凉。我坐在她的怀里，没有一点温暖感。姥姥用她那双皮包骨头的手摸着我的脚。母亲也不说话，用手给姥姥将一缕白发向后撩了撩。姥姥的身子好像是抖了一下，就把目光瞅向了窗外。我看着姥姥那苍老的双目死鱼般干干的发黄，缺少光芒。
这时有一群村民进了屋，给三舅吊唁。我的几个表哥给还了礼，并让到了三舅家的西间屋。这时院外突然有人喊：“吃饭了啊，赶紧吃完，下午送行。天儿冷，路远，时间长，都吃饱了啊，好干活儿！”
母亲对我说：“童童，咱吃饭去吧。走了大半天，一定是饿了。”
我真的饿了，一听吃饭，立马离开姥姥。
饭是在外面吃的，外面有大棚。那时乡下没有饭店，即便有，也不可能在饭店吃，吃不起。姥姥家的院子和乡下其他人家的院子一样都很大，在院子里用篷布搭的大棚，放上从学校借来的桌椅板凳，前来吊丧和帮忙干活的人就在大棚里吃。原本菜饭都是热的，可天儿太冷，上下这么一折腾也就都凉了。
我始终是兴奋的，没有一点悲伤感和沉痛感。我和大人们一样冒着寒风，耐着冰冷挤在一张大饭桌上吃饭。大棚里摆了十几张桌子，每张桌子都坐着十多个人。可能是饿的，或者是对饭菜的亲切，吃饭的人很少有说话的，都在低头吃饭，吃得忘我，吃得饕餮，吃得无我无人。我狠狠地吃了一顿饭，那顿饭可能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最多，也是最冷的一顿饭了。
吃完了饭，歇了一会儿，就到了给三舅送行的时辰。这已经是三舅死的第二天了，下午送完行，明天出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