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地球上出现生物一直到今天，经过生殖繁衍，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道上跑的、有知觉的、没知觉的、有情绪的、没情绪的、有灵魂的、没灵魂的……算起来种类、数量何止京垓亿兆，现在存活下来的有多少？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一直到今天，经过生育繁衍，黄人、白人、黑人、棕人、有族群的、没族群的、有部落的、没部落的、有国家的、没国家的……算起来种类、数量何止京垓亿兆，现在存活下来的有多少？一样的躯壳，一样的血气，一样的类聚群分，而存活下来的不过万亿分之一，剩下的都干净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难道有别的原因吗？自然淘汰的结果，劣者不得不败，而让优者强势胜出。优劣区分的项目不止一个，而能不能组成群体，最为关键。
应该组成群体的道理，今天国内稍有知识的人，都能说得头头是道，然而问大家能不能举出组成群体的事实，就集体沉默了。不单是国民全体组成个大群体办不到，就连一部分人组成个小群体也办不到；不单是顽固愚陋的人组不成群体，就连号称贤达有志的人也组不成群体。唉！如果这种组不成群体的恶性始终得不到矫正，那么我们中国四百兆人，就必然不能避免劣败的命运，就必然跟历史上那些永久退出历史舞台的生物同一命运。这样的现状怎不让人痛心？这样的现状怎不让人恐惧？
我分析组不成群体的原因，发现有四个：
一、缺乏公共观念。人们之所以不得不组成群体，是因为单凭个人的力量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是因为单凭个人的力量无法承受、应对自己所面临的苦痛和急难，于是就一定要相互支持、相互依靠，才能够更好地生存。像这样的观念，称为公共观念。公共观念，不用学习就知道，不用思考就产生。而生物进化界物种的优劣，就根据具备这种观念程度的强弱区分。既然说不用学习就知道，不用思考就产生，那么又说有强弱程度的区分，这怎么讲？是因为公观念与私观念往往不能避免矛盾，而眼前的小的个体利益，往往是将来的大的公共利益的蟊贼。所以真正具有公共观念的人，常常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一部分，以维护公共利益；甚至觉悟更高的人，还会牺牲他现在自身利益的全部，以维护未来的公共利益。这么做不是违背人性，是深深懂得在这样的讲求物竞天择的世界上，想要靠人力战胜环境，除了这样没别的办法。愚昧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只知道私利实惠不顾一切追求，却不知道这么做对公共利益的危害，以及长此以往潜伏的未来恐惧。这是不能组成群体的第一个病因。
二、分不清敌友。一个群体得以组成，必定是为了应对外界。如果对于外界没有竞争的需求，那么群体的精神与形式就都无所附着。这是人类的常情，不必要讳言。所以说，群体，实在是把“为我”和“兼爱”两种相对立的性质，加以和合而结构在了一起。产生“我”的概念并且自私，并不一定对群体有害，但即便这样，一个人跟一个人打交道，那么“内”指自己，“外”指他人，这里产生的“我”的概念是从个体出发；一个群体跟一个群体打交道，那么“内”指自己所在群体，“外”指所打交道的群体，这里产生的“我”的概念是从群体出发。同样是“我”的概念，而存在“大我”和“小我”的区别。有我那么必然有我的朋友和我的敌人。既然是群体，那么群体中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所以善于组成群体的国民，当认识到有群体外的公敌出现，那么就必然放弃了群体内有私敌的概念。过去希腊列邦，彼此征战，一遇到波斯国来侵袭，他们就立刻放弃彼此对抗而团结在一起共同对外。这样做是因为从群体出发产生了“我”的概念。过去英国的保守党和自由党，争斗不休，互不相让，等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即使是反对党，也全力支持政府。这样做是因为从群体出发产生了“我”的概念。过去日本的自由党和进步党，政纲各异，相互对峙，等到藩阀内阁要解散议会，两党便马上相互提携，结成一个宪政党对抗内阁。这样做是因为从群体出发产生了“我”的概念。所以凡是要组成一个群体，一定要首先明确对手在哪里，即明确跟自己群体竞争的公敌在哪里。今天的志士极力号召国民组成群体，不是为了爱国吗？不是为了利民吗？既然是为了爱国，那么环伺我们国家、欺凌我们国家的，属于国仇！是我们的公敌！除此之外就不存在别的敌人。既然是为了利民，那么压制我们国民、搜刮我们国民的，就是民贼！是我们的公敌！除此之外就不存在别的敌人。如果内部相斗，那么群体没有不被外敌摧陷而消灭的。然而志士看不到这一点，往往放过公敌、大敌不问，却老是在本群体内搞派系之争。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只有“小我”观念而没有“大我”观念，用对外的手段对内，鹬蚌相争，而使渔人得利。这是不能组成群体的第二个病因。
三、不守规则。一个群体能够存立，不管是成员少至两三人，还是成员多至千百兆，都离不开法律的维系。法律或是由命令产生，或是由契约产生。从学理上说，由契约产生的法律，称为“正”，称为“善”；由命令产生的法律，称为“不正”，称为“不善”。从现实上说，能有正且善的法律最好；如果不能，那么有不正不善的法律，也好过没有法律。这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认同的。今日志士号召组成群体，难道不是认为不正不善的法律弱国病民，而决心革新吗？然而看他们的实际做法，反陷入没有法律约束的境地，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不被他们以革新的借口铲除呢！不光这样，他们这么做，还会使本群体没有了团结人心的平台，已加入群体的人心生去意，想加入群体的人裹足不前，旁观者引为大戒，那么群体的力量还怎么可能得到扩张？革新的目的又哪一天才能实现？我观察文明国人善于组织群体的，小到一个地区一个市镇的法团，大到一个国家的议会，无不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议事原则，从而所有事情得到表决；而我们国内的群体组织，仅仅凭一两个人的意见对事项进行武断、反对——这是不守规则的第一个表现。善于组织群体的，必定委立一个首长，让他代表整个群体，执行事务，授以全权，听其指挥；而我们国内的群体组织，只知道有自由，不知道有制裁——这是不守规则的第二个表现。问他们这么做的缘故，就表示，以少数服从于多数，这是让少数成为多数的奴隶；以党员服从于代表，这是让党员成为代表的奴隶。嚯！这怎么是奴隶？个人不可以成为个人的奴隶，但不可以不成为本群体的“奴隶”。不成为本群体的“奴隶”，势必会沦为敌对群体的奴隶。服从多数，服从职权（即代表），正是为了保护群体不使它名存实亡。不这样做的话，人人对抗，不肯相让，人人孤立，无法统一，那么势必大家竞相表现野蛮的自由，跟没组成群体之前的情形一样，即使没出现公敌，也存立不住，而况且每天还有反对者躲在暗处虎视眈眈呢。这是不能组成群体的第三个病因。
四、相互嫉妒。我过去读曾国藩戒子书中的《忮求》诗，很是震撼！诗文如下：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
妒者妾妇行，琐琐奚足数？
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
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
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
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
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
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
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鹜。
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
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
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唉！这虽说是老生常谈，然而对于今天误解边沁学说的人，实在堪称当头一棒的话语。我们试着深夜自省，能够全部避免曾国藩的告诫吗？我们中国人这种嫉妒他人的不良品性，积淀了数千年，受着种性的遗传，受着社会习惯的传染，几乎深入每个人的脑中不能自拔。以这样的品性想组成群体，跟想把砖头磨成镜子、想把沙子蒸成米饭有啥区别。
宗旨如果不相同，那么可以在言论上批评；地位如果不相同，那么可以分工去尽己所能。如果宗旨相同，地位相同，那么戮力同心，以共大业，善莫大焉！所谓戮力同心，不是一定要强行将甲的事业合并给乙。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目的既然共指向一处，那么成功了，必然有彼此握手的一天。即便不是这样，或是甲失败了而乙成功了，或是乙失败了而甲成功了，然而目的终归是实现了。事情只要办成了就好，何必一定要是我办成的？仁人君子的用心，不应当这样吗？再说回来，就算觉悟没到这种地步，而只想着要争胜于一时，好自己专享美名，那么也应该光明磊落，用自己的聪明才力去竞争。如果自己果真优秀，即便千万个人跟我竞争，又何必担心不会取胜？如果自己果真实力不足，即便没有一个人跟我竞争，又靠着什么来保证不败？世界上可供人一展身手的事业多了，难道非要排挤掉所有人，而只保留自己一个席位？唉！想想吧，外有国难，内有民箝，同胞多半还在酣梦中，前途已经岌岌可危。我个人的力量能做到，就去拯救；我个人的力量做不到，就跟别人协力去拯救。我的力量不顶半点事，就希望他人拯救成功，怎么能够摧残拯救的萌芽而替一国的仇敌效死力呢？这是不能组成群体的第四个病因。
以上只说了个大概，如果详细论述，那么像傲慢、执拗、放荡、迂愚、嗜利、寡情，都堪称是组成群体的大障碍。只要有一个没有克服，群体就无从组成。孟德斯鸠说：“专制国家的元气在威力，立宪国家的元气在名誉，共和国家的元气在道德。”道德，不管干什么都离不开它。然而在以前的中国，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大的群体，是靠强制而不是靠公意，那么即便稍腐败，稍涣散，也还能够维持住架子一直到今天。当前的君子，已经知道这样下去难逃优胜劣败的规律，但要另寻出路改造它就非得有完全的道德不可，有别的办法吗？有别的办法吗？我听到那些顽固者说：“今天的中国，一定不可以提倡共和，一定不可以提倡议院，一定不可以提倡自治。因为提倡这些，只能使国内局势混杂纷扰，使国民相互倾轧残杀，最终毁灭我中华。不如继续几千年专制政治，还可以避免发生滔天之祸。”我鄙视这种观点！即便这样，我也为这种观点悲哀，我也为这种观点惭愧。唉！我们中国的有志之士还不自省？还不自戒？他们的观点不幸言中，还是小事，而因为我们的道德不达标，以致自由、平等、权利、独立、进取等最美善高尚的主义，将永远被天下万世诟病，天下万世谈虎色变说：“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所谓有新思想、新知识、新学术的人，那样那样。使中国灭亡的，正是他们！”唉！如果这样，我死一万次也不能赎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