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开始后，周健刚动员完，便宣布撤销赵志清的大队长及赵志明的队长职务，停止两人党内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听候处理。
周健话音才一落，党员就一片哗然。他们反对他这种武断行为，纷纷表示不同意见。
赵志清再也忍不住，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使他不得不站出来说话：“这是党的支部会议，不是你书记定了就算。我还是党员，按党章规定，我有申诉的权利，就是要处分也得先支部党员会讨论通过。你说我们在搞资本主义，你有什么证据。就把你抓住不放的那几件事摆在桌面上来说，又哪点不符合社会主义。分开田管、消除在田里磨洋工的弊端，提高社员生产积极性，有什么不好。多劳多得这是宪法规定了的。稻子分开晾晒、按标准交回、避免霉烂，这也是管理方法不同而已。这两个队，五保户、军烈属、困难户、各种义务工都按规定提留和照顾了，国家的公粮征购照样超额完成任务。国家集体、个人都兼顾了，你说我们这样做又有哪一点没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好处。再说，这两个队还是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两个队的社员积极性上去了，粮食产量提高了，每人比往年多了一百多斤口粮，这是完成任务后政府允许的。我要去找县委，不是你帽子扣上就木板上钉钉，稳了。”
周健知道自己没抓住过硬的把柄，只是凭一些现象给他扣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理由确实有点站不住脚。但碍于自己书记的面子，想到赵志清在会上敢这样当面顶撞他，让他下不了台，他的气又上来了：“你们分田干活，不集体在一块生产，就是搞资本主义。非处理你不可。你搞乱了社员思想，破坏了人心，搞散了集体经济。就凭这点我处分你，就是正确的。不管你去北京告、南京喊，断案还是离不得我原任官。就是错了，我的出发点也是好的，是为了捍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制度。你敢和上边的政策对着干，口口声声用事实来检验。为了多打点粮食，不择手段。用这种方法发展经济，生产上去了，党和国家就变颜色了，经济发展起来又有什么用？丢了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我宁愿不要那点多收的粮食，也绝不允许你们那样干。”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没饿过肚子的人，没受过困苦、不深入基层的人，是不会知道老百姓过的啥日子。因为你根本没这种体会，说话更不会有跟大家一样的共同语言和一样的立场、观点。所以说当官不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不关心群众的生活，就会成为人民的老爷，这样的官群众是不欢迎的，共产党也是不会要的。”赵志明站起来气愤地说。
这回赵志明决心豁出去了。他早估计到周健这次来队里是不会放过自己和大队长的。他们已经商量过，要进行斗争，决定把这次党员会变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会，用事实来说话，来捍卫他们的改革成果。所以他毫不客气地反驳着周健的观点，说话也不留有余地。赵志明停顿了一下，继续往下说着：“周书记你每月有几十元钱、几十斤粮食够吃够用，日子过得是舒坦。可我们老百姓呢，以往每年就分四百多斤粮食，还包括粗粮。每天干的是重活，出门不担就背，饭量是你们的好几倍。年年都差几个月口粮，全靠洋芋坨、红薯坨、萝卜坨养命。不信你来看看。”说着，他立马去屋外把肖永才早上煮好准备留着中午吃的饭连锅端了进来，一锅全是土豆疙瘩和干萝卜片，掺了少许玉米粉。
一时间，大家都不说话了。张明山要不是亲眼看见，还真不相信这锅里煮的是当顿过日子的饭食。老百姓的生活还这么苦，他沉痛地反思着自己这个人民公社社长的工作没有做好。为官一任应造福一方，自己连群众吃饭问题都没解决，还有脸站在这里说三道四。对此自己是有责任的，对不起乡亲们。他认真地在心里检讨着自己。
周健看了锅里的东西，不以为然地说：“你别在这演戏。这是你早就准备好来给我们看的。别以为这就能证明你们的工作方法是对的。”
没等周健说完，赵志明就更不客气地说：“你这种书记破坏了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哪一个当官的像你这样！我不禁要问，你把自己放在了什么位置？真不可理喻。是不是群众都饿肚子你才高兴，你还是不是共产党的书记。群众的疾苦你全不知，不深入下来看看，还说我们是在演戏给你看。你叫在座的党员说说，这是不是事实？”赵志明跟周健针锋相对地干起来，并带有控诉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