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S. A VERY BRIEF CHAPTER UPON A VERY BIG AND FASCINATING SUBJECT. TOGETHER WITH A FEW OBSERVATIONS ON THE WAY PEOPLE SLOWLY LEARNED HOW TO FIND THEIR WAY ON THIS PLANET OF OURS
地图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没有地图的时代，那时候的人们对于凭借一张地图旅行的想法很陌生，就像今天的我们说起依靠数学公式来完成太空旅行一样。
古巴比伦人是出类拔萃的几何学家，能够完成整个国家的地籍勘探（这项工作完成于公元前3800年，或者说，摩西[16]出生前的2400年）。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几块泥板，上面描述的多半就是古巴比伦王国的疆域版图，只是和我们脑海中的地图大相径庭。埃及人为了从辛苦劳作的臣民身上收足每一分税款，也进行过一次全国调查，这证明他们掌握了足以完成这项艰难任务的实用数学知识。然而，寻遍法老王的墓葬，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现代意义上可称之为地图的东西。
希腊人拥有最好奇的头脑，作为最擅长寻根究底的古人，曾写下无数有关地理的论文，可我们对他们的地图却几乎一无所知。看起来，当初某些大的商业中心地区应当曾经有过一种青铜板，刻着从地中海东部一个地方前往另一地方的最佳路线，供商人们参考。但至今没有一块实物出土，它们究竟是什么模样，我们完全无从知晓。亚历山大大帝到过前人从未抵达的远方，就算后来者也多有不及，他一定是拥有某种“地理意识”，才会设立了一支专门的“步测者”队伍，当他那不知疲惫的马其顿军团四处搜寻印度黄金时，这群人始终走在军队最前方，随时报出精确的里程数。然而，至于我们所能理解的那种地图，依旧毫无痕迹，没留下哪怕一角残片、一根线条。
追逐战利品的罗马人（在欧洲的大殖民地时代开启之前，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惊人的有组织、有体系的“抢劫团体”）无处不在，到处安家，到处修路，到处收税，到处把人挂上绞刑架或钉上十字架，到处留下他们的庙宇和游泳池，大有统治世界帝国的架势，却没有一张名副其实的地图。没错，古罗马的作家和雄辩家们许多次提到过他们的地图，信誓旦旦地说，它们相当准确，完全值得信赖。但唯一一张流传到我们手中的罗马地图（如果不算公元2世纪那张微不足道的古罗马规划小图的话）实在是粗糙含混，对于现代人来说，顶多只是一件古董，却没有什么实在价值。
在史学界，它被称为《波伊廷格地图》，得名于德国奥格斯堡一位名叫康拉德·波伊廷格的市政官员，是他首先想到，借助斯特拉斯堡的约翰内斯·古滕堡刚刚发明的印刷技术来印刷发行这份古地图。遗憾的是，波伊廷格手头并没有这份绘制于公元3世纪的地图原稿。他使用的是一份13世纪的摹本，在这之间的一千年里，蛇虫鼠蚁抹去了许多重要的细节。
尽管如此，它的主体轮廓无疑还是出自最初的罗马版本，如果这就是罗马人最出色的作品，显然，他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我会在这里临摹这张地图的一部分，你可以自己判断。只有对它进行漫长而耐心的研究之后，你才会慢慢开始理解罗马的地理学家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同时，也会意识到，从那个意大利细面条式的“世界”到今天，我们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对于当年要前往英格兰或黑海的罗马将军来说，那就是行军文件里最新的成果了。
至于中世纪的地图，我们可以直接忽略。教会不赞成一切“无用的科学探索”。前往天堂的道路比莱茵河口到多瑙河口的最短路线重要得多，地图只不过是些可笑的图片，满是没头的妖怪（可怜的因纽特人是这种奇特想象的原型，他们缩在皮毛衣服里，连脑袋都看不见）、喷鼻息的独角兽、喷水的鲸鱼、长翅膀的鹰马、北海巨妖、美人鱼、鹰鹫兽等等整个恐怖迷信世界里所有的居民。自然，耶路撒冷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印度和西班牙是世界的边界，没有人会想要越过它们，苏格兰是个单独的岛屿，而巴别塔[17]足有10个巴黎那么大。
和中世纪绘图师的作品比起来，波利尼西亚人的纺织地图（它们看上去简直就是幼儿园孩子的涂鸦，却绝对实用，非常精确）足以称得上航海者的精妙杰作。更不用说同时代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的成果了，尽管他们被当作可鄙的异教徒而被忽视。在15世纪航海技术终于跻身科学之列以前，我们的地图都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进步。
那时候，土耳其人攻下了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桥头堡，通往东方的陆地交通被阻断了，突然间，在开阔的海洋上找出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路线成了当务之急。这意味着，过去那种依靠岸边教堂灯塔或水边犬吠声导航的航海体系走到了尽头。现在，航行得横跨大洋，一连若干个星期里除了天空和水之外什么都看不到。恰是定位导航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当时航海术的发展。
埃及人大概曾冒险抵达克里特岛，但没有继续前行。事实上，这座大岛的来访者似乎耗尽了力气，以至于整段航程看起来并不像是规划周详的探索之旅。腓尼基人和希腊人骨子里都是“教堂灯塔航海者”，虽说他们也完成过几次激动人心的航行，甚至大胆远行至刚果河流域和锡利群岛[18]。即使在那样的航行中，他们无疑也是尽可能紧贴住海岸线的，而且一到晚上就把船拽上陆地，免得它们飘向开阔的海面。至于中世纪商人，只不过死守着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打转，从不允许远方的山脉连续多天从视野中消失。
如果发现自己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迷了路，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找到最近的陆地。为此，他们总是随身带着几只鸽子。他们知道，鸽子会选择最短的路线飞往最近的陆地。不知该往哪里走时，他们就放飞一只鸽子，看看它往哪里飞。接着便开船朝着鸽子的方向走，直到看到山峰，找到最近的港口去打听，这是闯到了什么地方。
当然，中世纪的任何人都比我们更熟悉星星。他们必须懂，因为那时候可没有今天的日历、年鉴之类的印刷品来提供信息。所以，聪明的船长只要看星星就能找到方向，并借助北极星和星座确定航线。只是北部的天空常常阴霾密布，星星就帮不上多大忙了。要不是一项外国发明在13世纪上半叶后迅速传入欧洲，航海依然会是一件痛苦而且代价巨大的事，只能依靠上帝的慈悲和人的猜测（基本上是后者）而行。可是，罗盘的起源和历史至今仍旧是个巨大的谜，我在这里告诉你们的更像是一些推测，而不是常识。
成吉思汗，这个眉眼斜挑的小个子蒙古人在13世纪上半叶里统治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辽阔帝国（疆域覆盖黄海到波罗的海之间，直到1480年时，今天的俄罗斯都还在它的统治之下），在穿越广袤的亚洲中部荒漠前往欧洲寻求财富的征途中，他很可能就已经用上了某种罗盘。只是当地中海的水手们第一次看到这“亵渎上帝的魔鬼造物”（教会的人这样称呼它）时，绝没有人知道，就在不久之后，它会引领人类的航船驶向地球另一端。
这类发明对整个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来由却全都模糊不清。也许是某个从迦法或法玛古斯塔回来的人在波斯商人手中买下一个罗盘，带了回来，波斯商人告诉他，这是刚刚从某个来自印度的人手里得到的。[19]传言在岸边的酒馆里扩散开来。又有一些人想看看这被撒旦施过魔法的有趣小指针，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它总能告诉你哪一边是北方。当然，他们并不相信真会有这样的事情。尽管如此，他们仍旧会要求朋友下次从东方回来的时候也帮他们带一个。他们甚至提前付了钱。于是，6个月后，他们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罗盘。真没想到，这小东西真的有用！那么，人人都必须有一个罗盘。大马士革和士麦那[20]的商人接到了更多的罗盘紧急供货需求。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工厂开始自己动手制造。眨眼间，欧洲的每一个角落都听说了罗盘。短短几年内，这个罩着玻璃面板的小金属盒子就变得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甚至不会有人想到这种随处可见的小仪器也值得书写一番。
到此为止吧，更详细的来龙去脉之谜大概永远都解不开了。然而，从这敏锐的指针第一次指引威尼斯人从他们的潟湖去往尼罗河三角洲到现在，我们对罗盘本身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比如说，我们发现，除了少数几个地点之外，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方，罗盘的指针并不指向正北，而总会向东或向西略微偏移一点，这种差异有个专业名词，叫“磁差”。这是因为我们星球的南北磁极并不完全与地理意义上的南北极重合，两者往往相距数百英里之遥。磁北极位于加拿大最北端的布西亚半岛处，詹姆斯·罗斯爵士于1831年首次登陆该岛；而磁南极位于南纬73°、东经156°处[21]。
也就是说，作为一名船长，只带着航海罗盘上船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航海图来告诉他，各个地方的磁差具体是多少。不过接下来就属于航海科学的范畴了，眼下这本小书并不是专门讨论航海术的。航海极其艰难，涉及庞杂的知识门类，这本身就决定了它绝无可能靠简单的寥寥数语就解说明白。就我们现在的目标而言，你只要记住，罗盘在13、14世纪间进入欧洲，大大促进了航海术的发展，帮助它成长为一门可靠的科学，而不再只是一件依赖运气和无望的复杂运算（那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人脑力所能达到的水平）的事，这就足够了。
但一切才刚刚开始。
今天，任何人都可以轻松知道一艘船的航向是正北、北偏东、北北东、北东偏北、北东、北东偏东或是任何罗盘上标记出的32个“大概方向”[22]之一。中世纪的船长却只有另外两种工具来帮助他们大概判断自己身在大海中的哪片区域。
首先，是测深绳。测深绳的历史可能和船舶本身一样悠久。有了它，就能测出海洋中任意指定地点的水深，再配上一份标明海洋各处不同深度的图表，船便可以一边探路一边缓缓前行。测深绳能帮助人们大致估计出自己身在哪一个区域。
另一样是测程仪。最早的测程仪只是一块小木头，人们站在船头将它投入水中，观察它需要多长时间才漂过船尾。自然，船头到船尾的长度是已知的，于是人们就能知道船完全经过某一点所需要的时间，进而计算出时速。
木头测程仪渐渐被计程仪绳取代，那是一条非常结实的细长绳索，尾端拴着一块三角形木片。绳索打了许多“结”，被均匀地分成若干段。在它被投入水中的同时，另一名水手翻转沙漏开始计时。当所有沙子漏光（这个时间当然也是事先就知道的，通常是两或三分钟），前者收回绳索，数清楚在沙子从一个玻璃樽漏进另一个玻璃樽的时间内一共放出了多少个绳结。然后，只需要简单的计算，就能知道船行速度是多少，或者，就像水手们习惯说的，“多少节[23]”。
然而，即便船长知道了船速和大致的行进方向，也倍加小心地进行了计算，洋流、潮汐和风还是会出来捣乱。结果就是，哪怕在罗盘被引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远洋航行依旧是最难以预测的冒险。致力于寻求理论上解决问题方案的人们意识到，要改变这一状况，他们必须找到什么来替代过去的教堂灯塔。
这并不是开玩笑。教堂灯塔、高山顶上的树、堤岸上的磨坊风车和看家狗的吠叫在航海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它们都是“固定的点”，也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它们都不会改变位置。有了这样的“定点”，水手就可以做出推断。“我得再往东走一点”，他回忆起上一次经过这个区域的情形，得出结论。这个结论也可能是“还要再往西（或南，也可能是北）走一段才能到达我的目的地”。那时候的数学家（顺便说一句，都是些非常聪明的人，考虑到当时信息的匮乏和工具的粗陋，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经做到了最好）很清楚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他们必须找到自然界中的“定点”来代替人造的“定点”。
他们早在哥伦布大航海（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他，只是因为1492年似乎是个妇孺皆知的年份）的两百年之前就开始了这项研究，直至今天都还没有结束，尽管如今已经有了无线电报时信号、水下信号和机械驱动的操舵装置，而“钢铁麦克”[24]也已经让传统舵手几乎统统失业。
想象你自己站在一个圆球上，圆球位于一座塔的下方，塔顶上有旗帜飘扬。只要你还站在塔底，这面旗帜就永远在你的头顶正上方。但当你离开塔底想要抬头看看它时，你的视线必然与塔形成一个夹角，角度的大小取决于你与塔之间的距离，就像下面这幅图画里显示的。
一旦找到这个“定点”，剩下的就容易多了，无非是角度问题，就连古希腊人都知道怎样计算角度，他们奠定了三角学的基础，这门学科研究的正是三角形中边与角的关系。
至此，我们来到了本章节最困难的部分，事实上，我得说这是全书中最难的部分——对于今天被称为“经度”和“纬度”的东西的探寻。确定具体纬度的正确方法先被找到，比经度早了上百年。经度的问题（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怎么划分了）看上去比纬度简单得多。但对于我们那不知时钟为何物的祖先来说，却是几乎无法逾越的难关。反倒是纬度，只要求细致的观察和更加细致的计算，这是他们在相对早期就能够解决的。笼统的话已经说得太多了。现在应该做的是，尽我所能，简单地表述这个问题。
在下图中，你会看到一些平面和夹角。站在D点上，你会发现自己正处于塔顶的正下方，就像正午12点时刚巧站在赤道的太阳下一样。当你移动到E点时，事情稍稍复杂一些。这个世界是圆形的，如果打算研究角度，你需要一个平面。因此你从设想的地球中心拉出一条线，地心为A点，这条线穿过你自己的身体，直抵你正上方的一个点，这个点在天文学里的正式名称是“天顶”，位于观察者头顶正上方的天空中，与“天底”相对，后者位于观察者脚底的天空中。
这真是太复杂了，让我们来做个实验吧，这样你能有一些直观的了解。用一根毛衣针穿透一个苹果，确保穿过了苹果正中心，然后想象你背靠毛衣针坐在苹果上。毛衣针的顶端就是天顶，而另一端则是天底。接下来，想象一个平面，刚好经过你站或坐的位置，垂直于毛衣针。当你站在E点时，这个平面就是FGKH，而BC就是经过你的观察点并沿平面伸出的线。此外，为了方便起见，也为了让这个问题稍稍简单一点，不妨想象你的眼睛长在脚趾上，不偏不倚，就是BC线与你的脚相交的点。现在，抬头去看塔顶的旗杆顶端，估算旗杆顶点（L点）、你所在的点（E点）和你脑海中那条BC线的顶端所形成的角度。BC线是假想的FGKH平面的一部分，垂直于天顶与A点之间的假想线，这条假想线连接着地心和你这名观察者头顶正上方的天顶。只要懂一点三角学，这个角度就能告诉你，你离塔有多远。移动到W点，重复这一过程。W就成了MN假想线与你相交的点，这条线属于虚构平面OPRQ，平面垂直于地球A点与新的天顶（天顶随着你的移动而改变）之间的连线。计算LWM的角度，你就知道，这里到塔的距离要远得多。
你看，哪怕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加以描述，它仍旧十分复杂。就是因为这样，我只能对现代航海赖以存在的基本原理粗略勾勒个大概。如果你有志成为一名水手，就一定要去专门的学校，花上数年时间来学习如何进行必要的计算；然后，再经过20或30年对仪器、表格和海图的熟练掌握之后，你的老板或许会让你担任船长，相信你有能力指挥一艘船从一个港口开到另一个。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梦想，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彻底弄懂这部分问题，所以一定能原谅我把这部分写得这样短，而且只谈梗概。
既然航海完全就是一桩关于角度的事，那么在三角学再次被欧洲人捡起之前，航海科学绝无可能有所进展。希腊人早在一千年以前就奠定了这门学科的基础，可自从托勒密（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著名地理学家）死后，三角学就被遗忘，或者说，被视为太过奢侈的无用品被抛弃了——这东西有点过分聪明了，以至于不大安全。但印度人及其之后的北非阿拉伯人与西班牙人没有这么多顾虑，他们骄傲地拾起了希腊人扔下的东西。天顶（Zenith）、天底（Nadir）这类词汇都是地道的阿拉伯语，它们证明了一个事实，在被允许重新排上欧洲学校的课程表（这是13世纪某个时期的事情）之后，三角学已经变成了一门穆罕默德的学科，再也不是基督的学科了。但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里，欧洲人追回了丢失的时间。因为虽然可以再次展开对于角度和三角形的研究，他们却发现，自己仍然面对着同一个问题：如何找到地球之外的某个定点，来代替他们的教堂灯塔。
这一崇高荣誉的最强候选人是北极星。北极星离我们那样遥远，看起来仿佛是固定不移的，何况它也很容易辨认，就算最驽钝的渔夫也能在看不见陆地的时候很快找到它。他所要做的，只是想象一条穿过北斗七星右侧最远处两颗星星的直线，延伸出去，这样就一定能找到北极星。当然，太阳也是个选择，但它的轨迹从未被系统地标记出来，只有最聪明的水手才能借助它找到方向。
只要人们还不得不相信地球是平的，一切计算就都是徒劳的，它们游离在事实之外。直到16世纪早期，这些生搬硬凑的理论走到了尽头。“盘子”理论被“球体”理论取代，地理学家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一个垂直于南北极连线的平面将地球分成对等的两个半球。这条分割线被称为“赤道”。因此，从赤道上的任意点到南、北极的距离都是相等的。接下来，他们将极点和赤道之间的区域均匀分成90个部分。再下一步，在赤道和极点之间画好90条平行线（当然是圆圈，别忘了，地球终究是圆的），每条线到另一条的距离都是69英里，也就是说，69英里就是人们心目中极点到赤道之间距离的1/90。
地理学家为这些圆圈标上了数字，从赤道开始向上（或向下）递增，直到极点。赤道本身是0°，极点是90°。这些线被称为纬度（Latitude，图中的L会帮助你记住它们是怎么回事），数字右侧的小“°”符号代表词语“度”，这很方便，因为如果在数学计算中直接用后者就太麻烦了。
以上种种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进步。可即便是这样，走进海洋依然是非常危险的尝试。在大多数船长都能掌握纬度问题之前，不少于十代的数学家和水手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有关太阳数据的编制工作，标出了它在每个地方的每一年的每一个日子里所处的位置。
于是，到最后，任何一个拥有正常智力的水手——只要他能阅读、会写字——都能判断出自己距离北极点和赤道有多远，误差不会超过两三英里，或者用术语说，找出自己位于北纬（赤道以北的纬度线）或南纬多少度上。然而，一旦越过赤道，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他无法再依赖北极星，毕竟在南半球是看不到北极星的。好在问题最终还是得到了科学的解决，及至16世纪末过后，乘船出海者已经不需要为纬度问题担忧了。
尽管如此，经度（Longitude这个词有助于你记住，经线是纵向延伸的）的判断依然是个难题，彻底解决它又花费了整整两个世纪。在划分纬度时，数学家们至少有两个固定的起始点——南极和北极。“北极（或南极），”所以他们可以说，“就是我的‘教堂灯塔’，它会一直存在，直至时间的尽头。”
但地球上可没有东极或是西极这样的地方，毕竟地轴不巧没在这个方位上。当然，谁都可以随便画出无数条子午线，只要是个穿过两极点环绕地球的圆圈就行。但在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圆圈中，哪一个才会雀屏中选，成为“本初子午线”，将地球一分两半，让水手们从此可以说，“我正位于‘子午线’以东（或以西）两百英里外”？“耶路撒冷是地球中心”的老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许多人建议，应当把经过耶路撒冷的那个圈定为零度经线，或者说，我们垂直的赤道。但家国民族的自豪感否定了这个方案。每个国家都希望零度经线能穿过自己的首都，即便到了人类自以为在这方面已经开放了不少的今天，德国、法国和美国地图上的零度经线依然标在柏林、巴黎和华盛顿。到最后，考虑到英格兰刚巧在17世纪（经度问题就是在这时候得到彻底解决的）的航海科技领域做出了最大贡献，而自从英国皇家天文台1675年在伦敦附近的格林尼治设立以来，一切航海行动都由其统管，穿过格林尼治的子午线最终被定为独一无二的本初子午线，在纵向上将世界一分为二。
就这样，水手终于有了纵向方位上的“教堂灯塔”，可在他面前还有另一个难题。一旦深入远洋公海，他要怎样得知自己处在格林尼治子午线以东或以西多少英里之外呢？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府在1713年专门组建了“海上经度探索委员会”，重奖征集“外海经度测定”方案。两个世纪前的10万美元是很大一笔钱，于是每个人都满怀期待地着手参与这项工作。到19世纪上半叶委员会最终解散为止，它已经拿出了50万美元作为奖金奖励给有价值的发明。
人们的辛苦工作几乎早已被忘却殆尽，研究成果也大都淘汰了。然而，重金刺激下出现的两项发明被证实具备长久的价值。第一项是六分仪。
六分仪是个复杂的装置（一种可以被夹在腋下带走的小型海上天文台），可供水手测算任何角距离。它直接诞生于笨拙的中世纪观象仪、十字测角器和16世纪的象限仪[25]，巧合的是，由于全世界都在同一个时刻寻找同一样东西，足有三个人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发明者，为了这份荣誉苦苦相争。
然而，第一台六分仪在航海界引起的兴奋却比不上四年后出现的航海经线仪。这个精准可靠的计时装置出现于1735年，发明者是约翰·哈里森[26]，一个天才钟表大师（在转行当钟表匠之前，他一直是个木匠）。事实上，它就是一种行走极精准的钟表，从此，在世界各地显示格林尼治时间成为可能，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气候，乃至于以什么样的方式搭载在什么交通工具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约翰·哈里森在时钟里加装了一个他称之为“补偿弯曲”的东西。这个装置能够随着温度的变化调节弹簧长度，使之相应伸展或收缩，从而使他的航海经线仪基本能做到适应任何气候条件。
经过无休无止的争论扯皮后，哈里森得到了他的10万美元奖金（那已经是1773年，他逝世之前的第三年）。如今，无论一艘船开到了哪里，只要有航海经线仪，人们就能随时知道格林尼治时间。既然太阳每24小时围绕地球转一圈（并不是真的绕地旋转，我在这里只是为了表述方便），也就是每小时行走15度经度的距离，那么，要确定我们在本初子午线以东或以西多少距离之外，就只需要将当地时间与格林尼治时间比较一下，算出时间差就行了。
比如说，如果我们发现（这需要仔细计算，任何有经验的船员都能够做到）当前所在地的时间是正午12点，而航海经线仪显示精确的格林尼治时间为下午2点，而我们已经知道太阳每小时行走15度（这就意味着行走每一度耗时4分钟），又知道了当前位置与格林尼治的时差为2小时，那么就能得出结论，我们距离本初子午线必定刚好是2×15°=30°。于是，我们就可以在航海日志（英文log-book，直译为木头书，这是因为在纸张普及之前，类似数据都是用粉笔写在一块木板上的）上记录下来：这艘船在某日正午行进到了西经30°处。
这个1735年的惊人发明在今天已不再那么重要。格林尼治天文台每天中午都会向全世界播报准确时间。航海经线仪迅速沦为非必要的奢侈品。事实上，如果我们信得过导航器，无线电足以替代我们所有复杂的表格、劳心费力的计量运算。现在，这讲述人类如何在没有标记的海洋中寻路的冗长章节就要结束了，描摹勇气、坚韧与智慧的伟大篇章也走到了尾声。当年，在茫茫大海上，令人绝望的波涛一浪接着一浪涌来，就连最出色的水手也难免在一瞬间迷失方向，时间短得甚至来不及写完上面这句话。如今，甲板船桥上将不再有手持六分仪的高大身影。他会坐在机舱里，头戴无线电耳机，问：“你好，楠塔基特！（或者，你好，瑟堡！）我现在的位置是哪里？”楠塔基特或瑟堡[27]便会给出答案。就这么简单。
不过，这些二十个世纪以来孜孜不倦追求安全、舒适且有效穿行地球表面的努力并非无用功。因为这是首次全球合作的成功经历。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挪威人、瑞典人、丹麦人、德国人……全都在这项事业中做出了贡献。
有关人类合作史的这个专门章节至此就要结束了。但还有其他许多内容够我们好好忙上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