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关系，还有一例比较出名的，周瑜和蒋干，这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与鬼谷子的徒弟不同的是，周瑜和蒋干能力和地位的差别都很大，周瑜成功地两次利用了蒋干，而蒋干则毫无觉察。
做大事的大俗人——非议管仲
要在乱世里成就一番功业，就必须有过人的胆识和能力，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用”。不过，有的人表现得过于“非常”，甚至到了突破道德底线的地步，如果不用“迫不得已”来解释，就只能归结为这个人有人格缺陷，只是在乱世这种失衡的状态下才得以施展了。
比如管仲，年轻时的表现就实在不怎么样。据说，管仲以前是“城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这个评价实在过于刻薄。说管仲少时没有嘉言懿行倒也罢了，将管仲说成一个偷鸡摸狗之徒，不得不让人揣度这位后来成为贤相的人当初是怎样的德行。
管仲后来解释说：“我年轻时很穷，曾和鲍叔牙合伙做买卖，分钱的时候，我分给自己多，分给鲍叔牙少，鲍叔牙不认为我贪婪，他知道我家里穷，需要钱用；我曾经替鲍叔牙出主意，结果鲍叔牙因此亏了大本钱，鲍叔牙不认为这是我愚蠢，他知道那是因为大环境不利；我曾几次出来做官，结果不长时间便被罢免回家，鲍叔牙不认为这是我无能，他知道我生不逢时；我曾从军入伍，每遇战斗失利，我便掉头逃跑，鲍叔牙不认为这是我胆小，他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我供养。他了解我不拘小节是耻于功名不显于天下啊。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看了管仲的解释，第一个想法是，他在撒谎，“城阴之狗盗”的这个说法他回避了。何谓狗盗？就是小偷。他避重就轻，对于小偷这件事闭口不谈，谈的是他和鲍叔牙做生意占一点点小便宜的事，人们的注意力只会放在他是一个奸商，而完全忽略了他曾经做过小偷。再看管仲亲口承认的贪小便宜的事，令人不得不敬佩鲍叔牙。管仲交了鲍叔牙这么个朋友，真是他的大幸，若换了别人，管仲的每一条解释都站不住脚。就拿合伙做生意分红不均来说，这是合伙人的大忌，但鲍叔牙就容忍了。管仲后来还说：“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意思是说世间万物对于人来说是公平的，聪明人财物有余，而愚笨之人贫困不足。这话是管仲发达之后说的，他贫困之时大概是说不出来的。
大概是鲍叔牙和管仲合作过一次，发现他不公平，不是一个理想的合伙人，于是，下一次，鲍叔牙做生意不再找管仲合伙，而是自己单干，只是请管仲帮忙出出主意。但是，很可惜，管仲的主意仍然不十分高明，鲍叔牙亏了老本。管仲的解释是大环境不好，这显然好笑，你要投资，连大环境都不好好整明白，还能叫投资吗？整个一傻冒。
管仲做小偷没成功，经商亏了本，打仗当了逃兵，做官屡次被罢免……可谓命运多舛，这一点倒与姜太公差不多。姜太公年轻时卖过肉经过商，也从过政，一直到了80岁仍未建尺寸之功。管仲年轻时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和挫折，则成为了他人生的一笔财富。可能当时谁也不会料到，那个怕死贪财的偷鸡摸狗之徒，后来会成为东方泱泱大国的宰相，会拥有长达40年的人生辉煌。
管、鲍二人经过种种坎坷，后来又步入了仕途。齐僖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名诸儿，次子名纠，幼子名小白。僖公令鲍叔牙做公子小白的师傅，令管仲和召忽做公子纠的师傅。
齐僖公和齐国的公子们陆续死了以后，齐国面临着纠与小白二子争立的局面。当时的形势，就像两方赛跑，先到者为王。管仲为了让公子纠即位，曾率兵埋伏在公子小白回国的必经之路上，行刺过公子小白，向小白射了一暗箭，正中小白的衣带钩。小白即位以后，就是齐桓公，他对管仲朝他放暗箭一事耿耿于怀，鲍叔牙劝解道：“那是他忠君的表现。您若能重用他，他也会像对公子纠那样对您的。”
齐桓公从善如流。公子纠争位失败后与管仲逃到了鲁国，所以桓公便派使者到鲁国，要求鲁庄公杀掉公子纠，将管仲、召忽引渡回齐国。齐强鲁弱，鲁庄公不敢得罪齐国，只好从命。按当时人们提倡的“士节”，作为臣子，是应当为主子尽忠的。召忽回到齐国后便自杀了，而管仲不仅没自杀，反而成了齐国的宰相。管仲没为公子纠“尽忠”自有他的理由：“我不会为公子纠一个人而死。我可以为三件事去死，一是国家破，二是宗庙灭，三是祭祀绝。如果不是因为国家灭亡了，我不会白白去死，我死了对国家不利，活着才有利于国家。”
管仲发此言的初衷，完全是为自己开脱，他找了一个理由，忠君不是忠于公子纠，而是忠于齐国。这个观点，不是当时的正确观点。当时的君臣这个概念，和后世有所区别，在后世，君就是皇帝，其他的都是臣。在当时，君和臣的概念是相对的，是一级级的，比如，诸侯是周天子的臣，但同时又是大夫的君；大夫是诸侯的臣，同时又是他所养的士的君。所以，管仲的不死，不再是小节问题，在当时，就是大义的不忠。公子纠死了，管仲能说出忠于齐国，倘若齐国被灭了呢？管仲还是不会去死的，管仲会说天下被灭了才能死，周天子还活得好好的，我还要忠于周天子，怎么能去死？相信我，即使周天子也死了，他会很有前瞻性地告诉人们地球还在转呢。
管仲此言此行，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一般人都认为，作为臣子，不能为君而死，非“仁人”所为。若干年后，孔子的学生们还为此事所困惑。子贡、子路都曾就此事问过孔子，能言善辩的孔老夫子没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迂回地肯定了管仲，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到现在还沾他的光。如果没有管仲，我们现在都披散着头发、穿着胡人的奇装异服做亡国奴了。
孔子其实在打太极，他根本就没有回答也没有办法来正面回答学生的问题，学生问管仲不死对不对，孔子顾左右而言他：“他的功劳很大呀。”这再一次说明，按照当时的道德观念，管仲不死，就是小人的行为，不忠的行为，无可置疑。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后，经常向管仲请教治国安邦称霸图王的大计。
一次，桓公问：“寡人有打猎的爱好，对齐国的霸业有妨害吗？”
管仲回答说：“无妨。”
桓公再问：“寡人有好饮酒的毛病，对齐国的霸业有妨害吗？”
管仲回答说：“无妨。”
桓公又问：“寡人有好色的毛病，对齐国的霸业有妨害吗？”
管仲仍回答说：“无妨。”
桓公大概以为管仲会说一些明君应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执政为民，要过好享乐关、美色关之类的冠冕堂皇之论，谁知管仲却说好田好酒好色都无妨，这令他颇感意外，以为管仲在说反话，便生气地问：“这三种事都可以做，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吗？”
管仲说：“作为人君，做事不能优柔寡断，见事不能不敏锐。”
管仲认为国君好享乐并不算是大毛病，倒又是一惊世骇俗之语。
在管仲看来，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乃人之常情，对于源于人性中的东西是不能强行遏制的。
根据《史记》记载，管仲平时生活是很奢华的，可能他也好田好酒好色，也好享乐。而齐国人民却不认为他生活奢侈。这说明管仲为强国富民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生活好一些，大家都觉得应该，并不认为就是腐化堕落。
管仲为政，也是很有人情味儿的。譬如他说：推行政令，最重要的就是是否合乎民心，如果背离了民心，就算再好的政策，也是不能实行的。靠着这个基本国策，管仲执政40年，地位稳如泰山，不仅得到了齐桓公的信赖，也得到了各级官员和广大人民的支持。
生于天子式微、群雄割据的时代，面对“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管仲确立了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匡正天下的理想，这就是管仲孜孜以求的“王道霸业”。
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而所有这一切，是以国力雄厚为基础的。管仲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招商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政治家，其远见卓识令人叹为观止！当时的中国，群雄割据，管仲在齐国率先施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结果是“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在回答齐桓公询问治国之策时，管仲说请求齐桓公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们建筑住所。对于带着一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还免费供给食物；对于带着三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食物，还免费提供马的饲料；对于带着五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另外还有提供仆人为之服务的优惠条件。”
为什么要根据商人带到齐国的马车数量来确定优惠条件呢？这大概是因为，当时还没产生纸币，人们进行商品交易一般用金银财宝，车辆越多，说明这个商人带的财宝就越多，因此条件就越优惠。不仅要让商人们纷至沓来，还要让他们在齐国安居乐业。管仲又推出优惠措施，减少各种税费的征收，只征收商人们营业额的２％，这几乎是免税的。别的诸侯国的富商们都跑到齐国来，自然将大量财富带到了齐国。这种不通过战争手段就能轻而易举夺取敌国财富的做法，可谓一大创举。
管仲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方面富足了，人们才能达到精神上的富足。用现在的话说，即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温饱问题没得到解决，是谈不到精神文明建设的。连管仲这样的伟大人物，贫困之时都不得不去做小偷，那时的他知道什么礼节和荣辱啊！
忠臣做到底就是叛臣——非议伍子胥
历史上有些人因为特殊的原因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另投他国，甚至还要反过来攻打自己的国家。这种行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并不被看做是叛逆的行为，但是，因为历史总是后人来写、来评判的，所以，后人总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对古人说长道短，很少有能够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的历史学家。
春秋时代的伍子胥就是这样一个被后代的评论者品头论足的人。他是楚国人，但是却逃离了楚国投奔了吴国，后来又跟随吴王攻打楚国，更有甚者，他还亲自把楚王的尸体从坟墓里面挖出来，开棺鞭尸。
这些行为，在君主的权威已经牢固并且不可侵犯的时代，肯定是被视为乱臣贼子的行径，所以就连见识过人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也不能免俗，在评价伍子胥的时候，带着同情地说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
司马迁的意思是，伍子胥当年没有和自己的父兄一起慷慨就义，而是选择忍辱偷生投奔他国，这是放弃“小义”；投奔了吴国之后励精图治不忘家仇，最终带兵打败自己的祖国而且对楚王进行鞭尸，这就是将灭门的大耻辱一举洗刷干净，而且让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后世。不过，司马迁对伍子胥这样的行为表示的是“悲”，就是叹息。司马迁既赞叹伍子胥能够忍辱偷生报仇雪恨的志向，又慨叹他做出了叛国而且大不敬的鞭尸行为。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皇权大一统盛行的时代，所以特别强调臣子要对君主忠心不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故而在评论伍子胥的时候，即便是司马迁这样在古代独一无二的大史学家，也要对他叛国的行为进行批判。
不过，好在伍子胥在他生活的春秋时代并没有受到那么多的苛评。在那个时代，他的行为是被理解的，没有谁因此而对他进行道德上的攻击，哪怕是他的政敌，也没有利用这个来说事儿。原因就在于，伍子胥式的“不忠”，是可以被世人谅解的，所以他能够摆脱被伦理观念批判。在他之后的孟子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至少在孟子的眼里，伍子胥的行为是正当的。
伍子胥究竟是怎样走上背叛者的道路的？
伍子胥，名员，春秋时期楚国人。他的父亲叫伍奢，有一个哥哥叫伍尚。伍子胥的家族在楚庄王时出了一个以刚直诤谏闻名的伍举，因为伍举被楚庄王重用，所以伍子胥的家族在楚国的地位比较高。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了——历代凡是和君主冲突最激烈、最后兵戎相见的，基本都没有普通百姓，而绝大多数都是王公贵族，伍子胥也不例外。
为什么会这样？在统治集团的高层，却总是出现可以颠覆君主统治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现象。
伍子胥生活的年代，当时楚国的君主是楚平王。楚平王的太子建最信任的就是身边的太傅——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而太子身边的另一位官员少傅费无极对此十分不满，他知道如果平王去世、太子继位的话，伍奢肯定就是宰相，而自己却不会受到重用。于是，他想尽办法要除掉伍奢，抬高自己的地位。费无极想出的办法，就是制造楚平王和太子之间的矛盾，伺机进谗言除掉伍氏家族的力量。
太子建到了该成婚的年龄，平王派费无极做迎亲特使，去秦国迎接太子妃。费无极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他把太子妃接回来之后，没有向太子汇报就直接报告平王说：“这个女子是绝代佳人，大王可以自己娶了她，再给太子另外娶一个妃子。”——这种做法，在春秋时代也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太子妃没有和太子正式成婚，只是迎接到了楚国，那就不能算乱了辈分，早些时候的卫国就出过这么一档子事。而且，楚国与中原各国的风俗不大相同，在婚姻问题上和秦国有些相似，不大注重辈分问题。
楚平王听从了费无极的建议，把秦国美女纳入后宫，十分宠爱，同时平王也没有忘记太子的婚事，给他另外娶了一位妃子。这件事带来的唯一变化，就是楚平王把费无极调离太子身边，让他侍奉自己。企图利用婚姻问题挑起父子争端的计划居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费无极十分不甘心，因为他知道，只要伍奢不除，自己的地位在太子继位的时候马上就会变成泡影。于是他多次在平王面前诋毁太子建，让平王对太子疏远，派太子出去驻守边疆。
说到这里，似乎传统评书和小说里面的故事情节再次翻版出现：奸臣一再进谗言，迫害忠臣，忠臣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任人宰割。在即将被满门抄斩的关键时刻，忠臣家中有一个男丁侥幸得以逃命，并且从此一边流亡一边走上复仇雪耻的道路……这是一个十分老套的框架，但是却能够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变成事实。这一次，那个得以偷生并且最终将成为复仇英雄的，轮到了伍子胥。
费无极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可能会给他造成杀身之祸的太子，更不会放过他潜在的对手伍奢。于是，他再次利用楚平王娶了原本许配给太子的秦国美女这一事件，在平王面前造谣说太子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他还十分“设身处地”地为平王着想，故作诚恳地要求平王对太子的行动作出防范。他甚至编造出一个故事，说自从太子被派去驻守城父以后，就凭借着统领军队的权力和自己的太子身份，对外和诸侯频繁交往，可能就要率兵进入都城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