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屈原这个人，又恰恰是把国家的发展和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凌驾于君主和最高统治层利益之上的一个爱国者。他一再强调用人要先重视才能和德行，而不能任用那些只有贵族出身却没有真才实学的公子哥儿。而且，他还提出改革的政策，希望楚怀王能够励精图治，限制贵族的权力和利益，把强国富民放在第一位。这样的主张，等于否定了楚国上层统治者们执政和获利的合法性，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要让屈原的改革计划流产。对于正受楚怀王信任的屈原来说，离间他和怀王之间的关系自然是最佳的办法。
贵族们无中生有、造谣生事，造成屈原功高震主的假象，来离间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让楚怀王远离屈原的影响。贵族的代表人物、和屈原职位相同的上官大夫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个阴谋的执行者。上官大夫平素就因怀王亲近屈原而冷落自己，对屈原的才能十分嫉妒。
有一次，怀王命屈原制定国家法令，屈原刚刚写完草稿，还没有做最后的修订工作，上官大夫想把这个功劳据为己有，于是和屈原商量让屈原把草稿给他，但被屈原严词拒绝。上官大夫恼羞成怒，就向楚怀王报告说：“大王您把为国家制定法令的任务交给屈原，全国上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可是每颁布一条法令，屈原就扬扬自得地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之外，谁也制定不出这样的法令来’。”
按说，上官大夫的这个诬告，是十分容易被识破的，只要调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可是楚怀王却没有这样做，他听了上官大夫的报告之后非常生气，没有作任何调查，就开始对屈原有所怀疑，马上就和屈原疏远了。如果仅仅说这是因为楚怀王的昏庸，似乎过于简单了，因为再昏庸的君主对于自己十分信任的大臣都不会说疏远就马上疏远的，而且从楚怀王一生的表现来看，他是个十分顾念旧情而且优柔寡断的君主。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动了他的神经，让他不加调查就马上疏远屈原呢？
首先，上官大夫对楚怀王所进的谗言，虽然意在诬陷屈原目中无人而且功高震主，但是却有意无意地触及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君主的权威和上层集团的稳定。上官大夫的话，楚怀王完全可以理解成屈原把自己的功劳和成就摆在君主之上，认为自己才是国家的立法者和政治权威，这和那些篡国的权臣有什么不同呢？君主对于自己的权力向来是最敏感的，哪怕是再懦弱的君主也一样。作为一国之君，楚怀王绝对不能允许权臣把持朝政架空自己，哪怕这个权臣是自己最信任的人也不行。
其次，屈原在之前的任职期间，一直强调要进行改革，革除弊政。他的想法自然是好的，那些改革措施也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楚国的政治环境下，这种改革将得罪大多数的当权者，他们肯定会群起反对。而楚王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就依靠这些当权者的拥护，所以得罪了他们，就相当于得罪了楚王。楚怀王虽然十分器重屈原，但是为了一个屈原而得罪所有的大臣，他肯定会有所顾虑，甚至必要时他会选择寻找一个机会牺牲屈原来保全大局。
以往，人们因为喜欢屈原的诗歌，敬佩他为国捐躯的气节，所以在看屈原一生的经历时，完全都站在屈原的角度去指责楚怀王是如何昏庸。但是，如果站在楚怀王的立场上，就可以看出，他如果支持屈原，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很多政治家都无法具有的勇气，何况是处在楚国日落西山时代的楚怀王呢？更何况，即使楚怀王真的去支持屈原，坚持让屈原进行改革，那谁又能保证那些贵族们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反抗呢？谁又能保证屈原的命运不会像吴起、商鞅一样被贵族们清算而身首异处呢？
屈原所面对的反对派，不是一个贪婪的上官大夫，也不是一个昏庸的楚怀王，而是整个楚国的落后、腐朽的贵族。屈原作为楚国贵族中的一员，却违背了贵族们的利益，所以，作为异端的屈原，是注定要被贵族们从朝廷中清除的，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两个当权者的“敌人”，而是“国家敌人”。
屈原被贬之后，楚国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就是张仪诓骗楚怀王撕毁和齐国的盟约然后秦军攻打楚国。在战国时代，合纵与连横作为两种外交政策，一直在进行斗争。合纵的政策，就是东方六国联合起来一起抵御秦国；而连横的政策，就是东方国家分别和秦国结盟，由秦国争取主动决定先攻打哪个国家。所以，战国时代一直有“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的说法。当时，秦国想发兵攻打齐国，可是齐国与楚国有合纵的盟约，秦惠王对此十分担忧，就派张仪去游说楚怀王，并且提出，如果楚国能和齐国断交，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之间的600里土地作为报答。楚怀王贪图土地就轻信了张仪，与齐国断绝往来。可是张仪出尔反尔，说根本没有承诺什么割让土地。楚怀王勃然大怒，大规模起兵攻打秦国，结果遭到大败，楚国汉中一带的地盘也被秦国占领。后来楚怀王再次派兵攻打秦国，结果却被魏国偷袭。这两次失败，令楚国的处境非常艰难。在这之后，各国又共同发兵攻打楚国，原本可以和秦国抗衡的楚国，就这样江河日下了。
后来，秦昭王和楚国结为姻亲，他提出想和楚怀王见面。楚怀王想要前往，屈原劝谏说：“秦国是虎狼一般贪暴的国家，是不能信任的，还是不去为好。”可是楚怀王的儿子公子子兰劝怀王前去，他说：“为什么要因为恐惧而拒绝秦王的好意呢？”楚怀王举棋不定，最终还是去了。但他刚一进武关，秦国的伏兵就截断了他的归路。把楚怀王扣留在秦国，为的是让他答应割让土地，怀王大怒，不肯应允。楚怀王逃到赵国，但赵国拒绝接纳。然后又来到秦国，最终死在秦国，尸体被运回楚国安葬。楚怀王死后，他的大儿子继位，就是楚顷襄王。顷襄王依然沿用楚国的政治传统，任命他的兄弟子兰为令尹（相当于宰相）。
当时，因为子兰劝怀王入秦，导致怀王最终死在秦国，所以楚国人都把此事归罪于子兰。然而，这只是百姓的意见而已，在楚国的统治集团内部，虽然也有人这么认为，但是因为贵族政治的传统，谁都不会公开去提出反对子兰，因为一旦反对子兰，就相当于向整个楚国的统治集团宣战，这是每个既得利益者都不愿意冒的风险。
可是这个时候，屈原再次公开表示了对这个统治集团的反对。屈原对子兰的所作所为非常痛恨。他虽然被放逐，却依然眷恋楚国，怀念怀王，时刻惦记着能重返朝廷，总是希望君王能突然觉悟，统治风气也能为之改变。他总是不忘怀念君王、复兴国家、扭转局势，所以在一篇作品中多次流露此种心情。作为一个文人，屈原这样做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作为一个贵族出身、曾经担任高官的人来说，他这样做无疑是破坏了楚国的政治习惯，说得严重一些，简直就是公然和政府对抗。而且屈原的作品里面，明显表露出对当政者的鄙视和失望，并且表现出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有高洁的情怀。令尹子兰知道这件事之后勃然大怒，但是，他不能简单用一首作品作为证据来给屈原治罪，结果，他让上官大夫去向顷襄王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话，再次把屈原放逐了。
如果说第一次放逐，带给屈原的是对怀王的失望和一种幽怨的感情，那么第二次放逐，就是在国家即将倾覆的时候，将他的理想彻底毁灭了。屈原感觉到这个国家靠他自己的力量已经难以挽回，整个贵族集团是如此的强大而又无能，容不得任何人说出反对意见。屈原对楚王这种不辨是非、被谄媚之徒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的情况十分绝望，他觉得国君不能明辨真伪，致使邪恶伤害了公道，正直的人不被朝廷所容。他对此感到万分痛心，所以才忧愁苦闷，沉郁深思而写成《离骚》。“离骚”的意思就是遭遇忧患。
屈原觉得自己一直在坚持公正的原则，行为耿直，对君王一片忠心，竭尽才智，但是却受到小人的挑拨离间，处境极端困窘。他甚至觉得自己因诚心为国而被君王怀疑，因忠心事主而被小人诽谤，对楚国的政治完全绝望了。这真的是一个文人的想法。
屈原一直站在自己个人的立场上去想，认为如果自己的建议被采纳，自己制定的政策和法令能够执行，国家就会富强起来，就能称霸天下、统一全国。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政策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实施。他把政治想象得过于美好，也过于简单了，就像在真空里面作实验，丝毫不需要考虑环境的影响一样。而事实上，没有一个适合的客观环境，也就无从谈政治。政治就是现实中的游戏，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政治环境，只是在自己的理想中制定各项法令和措施，那又哪里是政治，只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最应该考虑的就是如何在现有的政治环境下施政，而不是一切推倒重来，实行“休克疗法”。从这一点来说，屈原无疑是一个纯洁的政治人物，但是他的纯洁只不过是幼稚和外行。
屈原一直抱着一厢情愿的看法，觉得只要有了一个好的法令系统，有了一个自己聪明头脑中构想出来的完美计划，把计划付诸实施，以法律进行保证，就能让国家再次恢复楚庄王时代的霸业。可是最后又如何呢？他的政治构想和施政计划，只能作为一个“少数派报告”，一再被否定；他个人，也只能作为异端，一个忠心耿耿的异端，被驱逐出政治中心。
作为一个异端与忠臣的结合，屈原的命运无疑是悲惨的，他最后怀着对国家的深情和对现实的深深失望，怀抱石头投入汨罗江自尽了。他是一个忠臣，但同时又是一个不容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异端”。他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里，不顾环境，不顾现实，忽略了政治中十分重要的组织原则，结果受到这个原则惩罚。
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尤其是《离骚》里面，表现出一种在黑暗的世界中，只有他一个人才完美的感觉，可以说，这正是他无视政治的组织原则并且坚持认为个人的能力就能扭转乾坤的一种文学表现。尤其是“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和“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两句，把他的清高和不愿与贵族集团妥协的傲气表露无遗。这样一个带着文人性格去进行政治实践的人，他的失败是注定的，而理想一次次被现实击碎，他已经无法面对真实的世界，所以他的死，可以说包含着山河破碎的悲愤和无法承受现实的逃避，以及至死不悔的幼稚。
相传，屈原在被流放的途中，有一次来到江边，披头散发地行走于荒野草泽之上，悲愤地长吟着。他当时脸色憔悴，形体干瘦。一位渔翁看到他，就问道：“您不就是屈原先生吗？为什么到这里来呢？”
屈原的回答十分有特色，他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这还是那种文人性格，那种以自己为中心，遇到挫折的时候只会谴责世界而唯独不质疑自己的性格。屈原觉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落得一个被流放的下场。结果，渔翁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听说所谓圣人，他的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对事物的看法并非拘泥固守某个准则，而是能随着世俗风气而转移。你何必守着那个你自以为是不错的标准，不但没有施展自己的抱负，反而被驱逐流放呢？”这个渔夫的回答，正是符合政治原则的，一切都要从实际的环境去考虑，不能固守着一些看上去很美但对改造现状并无用处的原则。
可是屈原最终没有接受渔夫的意见，还是投江自尽了。屈原的死，是文人性格的一种宿命。如果抱着这种性格去从政，最终除了令人叹息的忠心，什么善举都不会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