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因身肩重任，平时难得与普通教师、学生接触。但他的平易、谦和，待人友善的态度，还是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只要同他有所接触，哪怕只见他一面，听他一次讲演，都会受到他的人格的感染。冯友兰在北大读书时，只见过他两次，后来只在海外见过。但回味起来，冯氏觉得在蔡先生身边，感同光风霁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沐浴在这种气象之中，就不能不为他的人格所感化。胡适亦是洵洵学者，平易谦和，言谈文雅，待人亲切。若逢假日，谁到他家都会受到良好的接待，感到春光融融。所以青年学子最愿意接近他，聆听他的言论。但他与蔡氏不同，在融融和气、彬彬有礼之中总会渗透出一点儿“勉力为之”的味道。使人感到他是凭一种做人的技巧使“任何人跟他在一起都觉得舒服”（温源宁原作，倪受民迻译：《胡适之》，载《逸经》，第14期。），才子和傻瓜都能得其所哉。这表明，胡适自己有如此做人的需要。照张奚若所说，他是“好邀众誉”（张奚若致××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517页。）。他自己早年就承认“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胡适留学日记》，1914-06-08。）。成名之后，仍自认待人处事“颇近于玩世”（胡适致梁漱溟的信，见《胡适文存》第2集第2卷，71页。）。因此，我觉得蔡先生的“光风霁月”的气象是自然浑成，而胡适的满面春风，却不免“有意为之”的痕迹。这决不是说胡适是伪君子。盖人生世上，遭逢多故，能始终葆其天性不漓，实所罕有。有志向善者都要靠自己修养磨炼。中国正统儒家的优秀人物皆以这种修养磨炼工夫为人生第一件大事，故历史上颇出了几个近于圣贤的人物，但多数人不能达此境界，像蔡先生那样庶几可谓近于圣贤了。而胡适虽有时亦颇现出几分圣贤光彩，但基本上是个贤者或智者，而非圣贤。蔡氏因近于圣贤境界，其待人之诚，容人之量，几乎是所遇皆然，始终一贯。胡适因是勉力为之，有时稍一松懈，便发生意气和不容人的情形。当年林琴南那般攻击北大，攻击蔡元培，而蔡氏复信丝毫不假辞色。平情论理，真可谓“犯而不校”了。胡适以晚辈学者，屡受蔡之知遇奖掖之恩，而对其《石头记索隐》攻之为“猜笨谜”。蔡元培作跋语只是申述己意，未尝有为此作气之意，真可谓“人不知而不愠”。胡适有时就做不到这一点了。施存统曾责备胡适在一次讨论工读互助团问题的会上，竟露出“漫骂轻佻的口吻”（施存统致百棣的信，1920年5月4日。）。杜威来华讲学，胡适要求《益世报》登载不索报酬的“义务广告”，该报未允，改登新闻栏。胡适大不高兴，竟指责该报是以党派立场对待学术。该报主笔邓家彦批评胡适，为此“入人于罪，愤愤然若不可解者，岂哲学家固应如此耶？”（邓家彦致胡适的信，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194～196页。）1935年夏，《晨报》登出某一不学无术之徒批评胡适考证蒲松龄生卒年的文章。胡适见了大生气，他要求《晨报》重登他的考证文章“以赎失察之罪”（胡适致陈博生的信（1935年7月30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48～54页。）。1948年，为考证“《水经注》案”，胡适与钟凤年见解迥异，大约是胡适致钟凤年信中辞语有失谦和，钟氏认为是“饱以老拳”。胡适再回信说，“辩论无益，徒伤感情”（钟凤年致胡适的信（1948年7月8日），胡适复钟凤年的信（1948年7月11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668页；第20册，284～286页。），是以不欲再辩。类似情形，在蔡先生那里，断断不会发生。蔡先生也有发怒或争持之时，但都是为公事上的原则问题，决不含个人意气。这就是他们的差别。
五
蔡元培与胡适都是学者和教育家，他们的差别，最大的根据，仍在于他们各自的教育背景。
蔡先生15岁为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成进士，翁同龢氏许为“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八年六月十一日。）。足见其旧学根底相当深厚而扎实。直到26岁时，震于甲午之败，始“省悟中国的政教，实有不及西洋各国处，且有不及维新的日本处”。从此始关注西学，读教会所译和日本人所译的西学书。“且由应用的方面，引到学理的方面，把中国古书所有的学理来相印证。”（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见《蔡元培全集》第四卷，366页。）这以后便有维新运动，便有废科举、兴学校。而胡适恰当此时，再也没有系统接受旧教育的机会。而且人们再无须为科举事操心，读书最迫切的理由是求知识、求本领，造就职业能力，甚或就是为了救国。这同自古相传的读圣人书，期作圣贤的道路大相径庭。胡适13岁进入上海新式学堂，受西式教育，以后在美国完成其系统教育，其学问根基是西学。蔡先生以其旧学根基已固，价值标准已趋定型，故对西学是选择，是拿来与旧学相印证，所以谈自由平等博爱，谈社会主义，言必称孔孟。他对西学颇曾博览，且具眼光识力，但其根本态度，从立身行事到从政问学，都极受旧学的影响。胡适便不同了，他的思想，从原则到方法都是在西方文化环境中结胎的，已建立起西方式的价值标准。他反转来对旧学加以选择，取其可与西学相结合之点，而弃其不能相合之点。他在说明其整理国故的原则时，这种意思表达得最为清楚。他说，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文存》第4卷，162页。）。简单地说，就是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对过去的文化遗产重新加以整理、鉴别，求得其真价值。
胡适的观点、方法和他的价值判断，同中国固有传统存在尖锐的矛盾。但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人，他深知，在中国社会环境里欲有所作为，必须调整好自己同传统的关系。为了要改变传统，必须理解传统、尊重传统，所以在为人处事方面，他都力求中国化，对婚姻、家庭、朋友等等，都不轻意触犯传统。在治学方面，他也尽量使其本来得自西方的方法具有中国化的形式，他竭力表彰中国的考证学就是这个道理。有人认为考证学是史学末技。殊不知，考证学也和其他学问一样，到了大家的手里，使其发挥尽致，也可发生极大的影响。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使旧的索隐派尽失光彩，从此，古典文学的研究才走上正当的学术轨道。他的《〈水浒传〉考证》竟鼓动起一个青年学者（顾颉刚）发大心愿，重新考证古史，引起一场有关古史的大辩论，从而把中国思想界一向泥古、崇古的心理打掉了一大半，难怪当时参与辩论的旧派学者感叹世道人心受了影响。
胡适为了调整自己同传统的关系，有时不免产生压抑心理，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都是如此。大概只有极少的人知道他内心的寂寞与痛苦。到晚年，他特别强调容忍的精神，是他毕生经验的总结。
蔡先生从旧学中来，又了解西方的许多长处，因而在中国社会中，他比较能够自如地应付新旧的冲突。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眼光看去，蔡先生被视为中西荟萃的典范人物。如罗家伦说，他“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的精英，采撷西洋文化的优美”（《伟大与崇高》，载重庆《中央日报》，1940-03-24。）。任鸿隽说他“萃中西之长于一身”（《蔡先生人格的回忆》，载重庆《中央日报》，1940-03-24。）。傅斯年说：“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这些评论都是就其完整的人格而发的。
对于胡适，称赞他学贯中西的颇不乏人。在老一辈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中，也颇有不少人景仰他的人格。但像上引材料所表现的，一代人中发自深心的人格敬仰，胡适是不曾得到的。所以，我说蔡先生是个圣贤型的人物，而胡适是个贤者或智者。
也许有人会提出，像蔡先生这种以固有传统为基础结合中西文化的风范是最好的，在目前现代化的文化重建过程中最应提倡这一典范。
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和许多老辈的和中年的知识分子一样，非常敬仰蔡先生。但说到文化建设的问题，我总不喜欢提倡某种现成的模式，要大家模仿。第一，我认为要大家都成为一种类型的人，是事实上决做不到的。第二，大家都循一种模式也是无益的，社会还是多样一些为好。文化问题尤其如此。古今中外，以领袖和先知自命的人，不知提出过多少文化模式和做人的典范，但到头来，没有哪一个民族是按这些人的意志被定型的。文化还是以丰富多彩为好。五四新文化运动，决不是某种单一的运动，单有蔡元培不会有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被种种危机惊醒起来的伟大民族，酝酿和萌动了半个多世纪寻求新生的种种斗争，造就了种种杰出的人物，以历史的机缘汇聚到一起，才造成了那个伟大的文化重建运动。在这个运动过去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审视这个运动中的种种人物，品评其长短，然后主观地认定某种或某个人物是最好的，以他来规范后人，其余都不足道，这肯定不是明智的态度。照我的看法，就近代史范围说，凡是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民族文化的重建做过有益的工作的人，都值得我们长久地追念。我们只有在综合前人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新创造。若满足于为某派某人之绪余，那就只能等而下之了。但即使有人对前辈的成果做了最好的综合，他所提供的，对于伟大的新时代来说，仍只是有限的部分。正因此，我最赞赏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精神。我认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是蔡先生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