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收编了胡适考论中国禅宗史的十几篇文字，名之曰《胡适说禅》。据说，现在中国的读者群中颇有一些人对宗教方面的问题感兴趣，这本书就是为他们提供的。这些对宗教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或许不很知道胡适其人，我想借此机会稍作介绍。
胡适本人不信任何宗教，他生长于理学甚盛的徽州绩溪。以理学传家的士大夫多以“僧道无缘”相标榜，胡适自幼受此风气的影响，故不信鬼神，在12岁时就有打毁三门亭神像之举。后来到上海读书，接触西学，更热衷于追求科学真理。他19岁渡太平洋去美国留学，受杜威影响甚大，成为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曾自述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这成了胡适一生做学问、谈政治乃至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应蔡元培、陈独秀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那时，胡适已因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被称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他所倡导的白话国语运动，几年的工夫竟然取得伟大的胜利。加上他与《新青年》同人们共同倡导思想解放运动，使他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胡适常说他自己弄不清楚他的本行是什么。他在北大教过各种各样的课，如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学史、英文学、中国通史等等。但综观其一生的学问著述，他基本上是一位历史学家，尤其是一位思想史学家。胡适治禅宗史，就是因撰写中国思想史的需要而起的。
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佛教传入中国是很早的事，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西汉末或东汉初。后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佛教大盛行。佛教号称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有一套神学观念，有组织系统，有严格的教规。这对于一向宗教观念淡薄的中国人来说，颇有些新颖和迷人处。它不但得到上层贵族的信奉，也在广大的下层群众中受到空前的欢迎。因此，佛教的传播、演变，对中国社会是很有影响的。
佛教在思想上对中国人的影响最显著的有两方面：一是它的禅法或者说心法；二是它的因明学或者说是思维方法。禅法同中国古代儒家的内省功夫有相通之处，但它比中国人原有的心法要精微细密多了，所以它能征服中国的士大夫。在这方面，禅宗起的作用甚大。但禅宗在中国究竟是怎样兴盛起来的？历史上可靠的记载甚少。佛教各宗派为了互争法统，往往伪造历史，要弄清其原有的历史面目，甚非易事。20年代初，胡适写作中国思想史，写到禅宗的历史，他感到可疑之处甚多，无法下笔。乃不得不搁笔，下决心重新搜集材料，重建禅宗的历史。
1926年夏，为赴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胡适去了欧洲，得以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当年由斯坦因和伯希和从中国弄到的大批敦煌写经卷子，他从中查到了禅宗大和尚神会的材料20000多字。此前，在国内所能见到的有关神会的材料仅只600字。这下子材料增加30倍，于是从前几乎不被人注意的神会和尚，现在显示出他在禅宗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1930年，胡适把他搜集到的神会和尚的材料整理出版，名之曰《神会和尚遗集》。书中加写了一篇2.6万余字的长文《荷泽大师神会传》。这本书和这篇传记，是胡适研究禅宗史的最主要的贡献。
胡适认为，神会和尚是佛教的革命家，是禅宗顿教一派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大功臣，也是佛教高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人物。
胡适治禅宗史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同许多哲学家和佛学家不同，他的着眼点和用力处不在佛教的教义和禅宗的禅法的透解，而重在揭示历史，所以他是历史家或禅宗史家，而不是佛学家或禅学家。由于这种不同，他的某些见解往往不易被佛学家或禅学家们所接受。第二，由于胡适对神会语录的发现，连带推动了国内外一些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对禅学古籍的发掘和研讨。从20年代末直到死前一年，胡适始终同日本治禅宗史的学者保持交往。尽管他们的见解不同，但对禅宗史、对禅学古籍的共同兴趣，使他们在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章。
虽然这本书不是胡适禅宗史论著的全部，但主要的东西都基本包括在内了。胡适的学术论著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明白晓畅。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思想能力，人人都可看得懂。当年学界有一部分人，很看不起胡适，说他肤浅。对此，梁漱溟先生有一个说法，比较公允。他说：“胡适写的东西浅而明。浅，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浅而明就不容易了。”的确，哲学上的问题，和一切神学上的问题，都很复杂，很精微，把它阐述明白了，使人人可懂，实在极为不易。大凡那些讲得很艰深晦涩、读起来莫名其妙的文章，多半是作者自己未曾真正弄明白。所以，以艰深晦涩而自视高明的人，实在是缺乏自知之明。当然，不是讲得明白，就一定讲得对，但至少表明作者有了理解。最可怕的是，把自己不曾理解的东西上天下地地胡扯开去。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大概将来还会有。
胡适著作的另一个可能不为人们很注意的特点，是往往借古人以浇自家胸中块垒。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吴稚晖。吴氏在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曾向胡适指出过这一点。我们细读他的《说儒》，他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应可体味到吴氏之说不是凿空之论。这一点，对做学问的人来说，应属忌讳。但实际上，对于一个思想感情丰富的人来说，又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是一种移情作用。作家的创作，学者的著作，都会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注入到作品中去。纯粹理性的、纯粹思辨的产品是很少的。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像梁任公、章太炎、陈寅恪等前辈大学者，人们都能从他们的文字里见出灵性，见出感情。而胡适一生极力提倡理性，极力主张避免感情的掺杂，却终不能完全避免，足见理性自身也有一定的局限。
编者编辑这本书，出版社印出这本书，大概不是引导很多人去研究禅宗史，而是给大家提供一种借鉴：即不轻信没有证据的东西，要养成一种不为成见所蔽、不被宣传所欺、搜集事实、追求真理的态度和习惯。这一点对做学问的人尤其重要。在思想史上和宗教史上，为了争正统，争一尊，各家各派无不高张本派的大旗，拼命宣扬本派的学说、本派的历史，他们伪造历史，把别家别派说成异端邪说。他们篡改历史，欺骗天下人耳目。如果没有一点怀疑的态度，没有不怕艰苦繁难去搜求事实、弄清真相的勇气，很容易为一些欺世之谈所迷惑而上当受骗。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们，能够从中得到这方面的教益和鼓励。
潘平同志编定此书后，向我索序。时下欠文债正多，琐事正繁，殊不易得闲暇，奈坚辞不获，草草写此，尚望潘君与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