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种说法，似以第一种说法最不能表达原意且与以后的事实不符。其他几种说法综合起来，说明洪仁玕是在母亲逝世后去南京欲效忠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对于这件事，四十多年前和近年都有论著以为洪仁玕离香港去南京有外国侵略者的指使或背景，以为是英国侵略者由于需要，由英国传教士出面，提供路费，前往天京，企望他把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所利用来统治殖民地的基督教带到天京去，改变太平天国的宗教，以成为奴役中国的工具。这类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理雅各曾要求洪仁玕不要为太平天国做任何事。据理雅各的女儿HelenEdithLegge所写的理雅各传记JamesLegge，MissiononaryandScholar（伦敦，1905），1858年理雅各因事回英国，行前严命洪仁玕留在香港，不要去参加叛军，洪仁玕却未遵命，在理雅各不在时离港去南京。他的供词5说，湛约翰也劝他不要去南京，"小的不听"，"詹马士想到南京等处开礼拜堂，就结交小的，送给盘川"。理雅各的传记说，洪仁玕离开香港前曾表示他去南京有两个目的：纠正宗教上的错误，与外国人和好。这两个目的并不是一项秘密使命。洪仁玕到南京后向洪秀全进呈的《资政新篇》，就有这些内容。他提出了上帝无形的观点，企图改变神人合一的做法，但洪秀全对他的观点作了修改，因而《资政新篇》出版时有所折中。他提出"柔远人之法"，不似"蛮夷鬼子"之类以口角取胜，"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这些自然都是从太平天国的立场出发的，完全谈不上受外国侵略者的指使。后来，外国人把他的家眷送到南京，他给予谢金两千两。
洪仁玕1858年离香港去南京，费了一番周折。供词5述途中经历说：
小的从香港动身，走南雄州、梅岭、赣、吉到江西省，至饶州府，遇一不知姓名勇丁，他说想做生意没有本钱，小的带有金叶，就叫他往湖北龙坪等处贩货，夥同前往南京售卖。那勇与黄梅县覃汉元同乡，带小的往见，那覃汉元与小的长谈，知是读书人，要把小的荐去办笔墨，小的含糊答应，就独自往南京。
供词7则情节稍有不同，并说在饶州遇见的是清军水师哨官郑姓，广东同乡。此事甚有关系，现引录该段如下：
至饶州，有水师哨官郑姓是我同乡，请我办文案兼教读，住了几个月，郑哨官回广东去了。我到湖北黄梅县为覃知县的侄儿医好了病，得了许多谢金，那知县看我做的诗，说我才学好，荐我到罗田县办书启。罗田县也是广东人，因他尚未赴任，我听见张家祥围天京甚紧，放心不下，遂将所得谢金假办货物，搭船到天京。
这是两段关于洪仁玕途中经历的新资料，有助于解释一个疑问。供词3亦即《太平天国》已刊的那份供词述其至京经过说：
由广东省到南雄，过梅岭，到饶州蔡康业营，八月内与天朝辅王在景德镇打仗败，弃行李一空，由饶到湖北黄梅县，知县覃瀚元请予医其侄头风之症，得有谢金。
该份已刊供词的话有不易解释处，与天朝辅王打仗败而丢失行李一句是什么意思？据已故郦纯先生查考，蔡康业是清军副将，当时为饶州防营军官，被太平天国辅王杨辅清打败。这样，就产生了洪仁玕何以在去南京途中在清军副将营里、被太平军打败而致丢弃行李的疑问，而使学者不解。现在发现以上供词5-7，就可以推想，他到饶州，认识的勇丁、哨官或为同一人，或分别为二人，而他去投靠的那位郑姓哨官是蔡康业属下，他在郑姓处知道甚或见过蔡，故在其中的一份供词中提到"到蔡康业营"，后来蔡被太平天国杨辅清打败，波及洪仁玕丢弃了行李。我想，这是以上问题的合理解答。在战乱时期从陆路长途跋涉是不易的，途中求助于乡邻是常有的事。
洪仁玕进入太平天国境去见洪秀全，有一些具体的叙述。供词5说：
行至安徽辰塘河地方，有堂兄伪天王派了伪赐福侯黄玉成在那里驻守。小的向他通了姓名及投奔伪天王的来意，并在衣襟中夹缝中取出自己履历交给。那伪赐福侯带小的于己未年叁月入南京，见了伪天王，悲喜交集。
时值太平天国内乱以后，人员损失巨大。洪秀全意外地有洪仁玕到来，乃连连封给高官。对此，《太平天国》已刊的供词已大略述及，而在新见供词中则有较详较有趣的陈述。供词2说：
（己未年）三月十三日到京，封干天福，继封干天义、护京主将。四月初一日，改封九门御林开朝精忠军师干王，赐福千岁同八千岁，登朝出入八炮。妻封王娘，子封嗣君，府称天府称殿，另赐龙凤章诏一道曰。
天王封他为干王后所赐"龙凤章诏"，洪仁玕在两年后即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所撰《钦定英杰归真》一书中曾经移录。这道诏旨称许他"志同南王，历久弥坚，诚为板荡忠臣家军师，可为万世法"。再三年后他被俘首次作亲笔供词，依然述及这道诏书，一百余字，回忆笔录，基本不差，可见洪仁玕对这一诏旨的满意和印象之深。供词2说四月初一日封他为"精忠军师干王"。而《太平天国》第8册已刊的供词以及今所见的供词5，都作封他为"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事实上，初封时称"精忠军师干王"是对的，加"顶天扶朝纲"五字是两年后洪秀全为加强（实际只是从纸面上加强）对诸王的领导而采取的措施--要他们在王衔上加这五个字这里，洪仁玕的回忆在时间上稍有混淆。
洪仁玕骤封王爵，并为军师，诸宿将的态度、洪秀全的处置以及洪仁玕本人的反应，是颇有戏剧性的。供词5说：
那时南京自伪东王死后，翼王出京，一切军务系五个主将（系中前后左右五军主将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做主。那五主将看见伪天王未及一月，封了小的王爵均有不服之色。伪天王就传令到教堂齐集众臣，令小的登台受印。伪天王对众吩谕，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陈玉成）。小的见众人不服，原不肯受，伪天王称说，风浪暂腾久自息，于是小的登台受印，对众说了些道理并把东王的制度从新议论了一回，又把从前的案件批详榜示众人见小的万人之前谈论无错，就称小的为文曲星。
称有文才的能干人为"文曲星"，的是一般下层人民的口吻。供词2所述另有一些重要内容：
□□□□□□自恃扶主之功，不服爵居其上。及圣诏诏明又见予登堂论道，侃侃而谈，一切文臣，珍重者无不叹服，乃悉言曰：孔明进而关张不服，韩信将而樊哙有言，此等不足以阻殿下也。予恐军心散乱，具本屡辞，蒙诏：风浪暂腾久自息。
予作有《履历》及《天文理势》、《资政新篇》，各皆心服。毕竟武官众口沸腾，予见众将中唯陈玉成忠勇超群，乃保奏王爵，旨准封为英王，诏明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内外不决问天王。众心歙然凛遵，俱服节制，于天王万寿前，封李秀成为忠王，李世贤为侍王。
这段话，除了具体叙述洪仁玕本人封王过程中与众文武官的关系外，可注意的还有陈玉成、李秀成等封王的时间和洪仁玕的著作。洪仁玕封王是在他到京不满一月之时，应在四月上旬。因众将不服，天王命他登台受印，并吩谕内外事不决问于干、英王。但又说，因武官不服，他乃保举陈玉成为英王。这些语句，应可说明洪仁玕登台受印之时陈玉成已封为英王，只比他封干王略后。天王封洪仁玕为干王后所赐的"龙凤章诏"中有"朕意玕胞、达胞、玉胞知之"之语，据今所得见的天王诏旨，天王对前期五王称"胞"。"胞"，义为同胞。后期，至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称"胞"者凡八人；不在这少数王之内者，则不称"胞"。该"龙凤章诏"中"玕胞"指洪仁玕，"达胞"指石达开，"玉胞"必应指陈玉成，由此也可知在颁给洪仁玕以"龙凤章诏"时陈玉成已经封王。这样联系起来，陈玉成封英王似也应在四月或略后。至于李秀成封忠王，据李于同年十月写给捻军将领韩碧峰等的函件称，他悬王印月余未敢启用，则李秀成封王应在八月或九月。李世贤封王时间，据该年十月初七日的天王诏旨，称"胞"的，在李秀成之下，已列有蒙得恩、李世贤等四人，故李世贤封侍王应在十月初七日前。洪仁玕供词2云在天王万寿前（十二月初十日前）封忠王、侍王，不误，只稍欠准确。
供词2中有"予作有《履历》及《天文理势》、《资政新篇》"之句。《资政新篇》为众所周知，但《天文理势》则不见于今之太平天国书目，我想很可能就是指洪仁玕到天京后对改进历法的建议。太平天国历法单月31日，双月30日，行之日久，将与农事相违愈甚，故原定每40年一加，为每月33日。洪仁玕提出改为每40年一斡，斡之年每月28日。上述洪秀全于太平天国己未九年（1859）十月初七日所颁诏旨，就是宣布根据洪仁玕的建议修正历法。他的建议必已形成一份文件或一本书，被称为《天文理势》。《履历》也不见于太平天国书目，但很偶然地，我1984年在英国获见一册《太平天日》，发现该册首页首行所印的书名"太平天日"四字竟是另纸粘贴的，在所贴小字条之下原印"履历"二字（太平天国刻印书籍，往往在首页刻印已刊书书目）。由此可知《太平天日》编写付印时原名《履历》，书印出后才改名《太平天日》（当然只有洪秀全才能作此决定）。《太平天日》所叙为洪秀全信拜上帝及以后赴各处传教的活动，叙事止于庚申年即1860年。书之封面印有此书于。庚申年（1860）诏明于壬戌年（1862）铜版印刷之语，其作者则未据署明。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从英国抄回此书，于《逸经》发表时加"洪仁玕著"字样，但未有考证。该书作者是谁，学者多以为是洪秀全本人，今由供词2之发现及我在英国所见《太平天日》一书原刻本的首页书名原为《履历》，则可确知该书作者实系洪仁玕。当然，书中的事必经洪秀全自己提供材料或审阅。
三、洪仁玕同李秀成的关系
太平天国后期开辟苏浙，李秀成是主要将领，与洪仁玕关系较多。李、洪被俘后的供词中提到对方也都不少。清方问官记李秀成答词："伪干王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联系其亲笔供词中的言辞，李秀成对洪仁玕显然有轻视和不满之意。但洪仁玕供词在述及较早时期李秀成同他的关系时，情况却不同。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1859），清江南大营张国梁正以"长城"围困天京。《太平天国》已刊的洪仁玕供词有"己未冬，与忠王议解围攻取之策，悉载前帙"语，此"悉载前帙"四字，过去阅读，不知所谓，今获见上述台北收藏的各材料，知"前帙"即是供词2，其中有长篇述词，说明了李秀成封王后与洪仁玕关系的若干情形：
（李）具禀求示以行征之策，予以《兵要四则》答之，末言目今定策，不能形诸笔墨，祈为细心推行可也。旋即由江浦回京，踵府三次求教当攻取之策。予见其求教心切，乃答曰：本军师前在粤东时，知天京四面被围，乃不避艰险生死，直造天京，欲有以救之耳，岂贪禄位而来乎！今京都被围，止有江北一线之路运粮回京，何能与敌争短长？为今之计，可潜师远出，攻击其背之虚处，彼外无余兵相救，必请围京之兵以救之，度其离京既远，即行撤攻潜回，约定英、忠、侍王合解京围，此必有建瓴之势也。忠王曰：果如此，足见殿下妙算矣；倘解围后，又将何以进取乎？予曰：有策，一指点间可知矣。请弟思之，我天京南距云贵两粤，西距川陕，北至长城，俱约六七千里之遥，惟东至苏杭大海，不及千里，乘胜而下，一鼓可成，那时地广库丰，吾得□□□□买用火轮船二十个，往来长江，上通荆楚，下通闽粤，发兵一支由江西进两湖，发兵一支由江北进荆襄，武昌得，则长江既为我天京之保障，南方可传檄而定矣。然后操练兵马，安抚良民，自川陕而东，则无粮以应北京，其势必危，吾事济矣，弟其留心忽忘可也。
这段叙述的内容亦略见于供词5，但上述供词2所载更为详尽具体。其中述及《兵要四则》是洪对李的回答，更为前所未知。《兵要四则》最初附刊于《资政新篇》之后，其首句称，"前有为将者具禀求教用兵之法，小弟姑举《兵要四则》以答所求"云，其四则为"为将有为将之学问"、"为将有为将之道德"、"为将有为将之法律"及"为将要知蓄锐之方"，末云"师克在和，不和则人心不一，不一则涣，何蓄锐之有？故廉蔺相如（和），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者此也"。今知此四则为答李秀成而作，读来当可有更多的领会。洪仁玕在答语中指出他来天京并非为了禄位，此语犹是针对封王时武将不服因而心有不怿的表现。
供词2续谈李秀成为求教而与洪仁玕的往来说：
忠王即回府具禀谢指教之恩，次晚又来禀求将浦口、江浦二处兵马撤去，予曰……若如弟高见撤兵，未审京内粮饷足支几久也？谅弟必筹之熟矣。忠王曰：吾必遵殿下长策，远击虚处，求兄宽心，求主勿虑，吾誓报我主知遇之恩也。若虑粮乏，可问赞王，可支三年也。回府后，又具禀求宽心勿疑。吾批之曰：言如是，行如是，事事有济。伊又着人面谢，懔遵十字而行也。
太平军此次解天京之围之计谋出于何人，李秀成供词不提洪仁玕，而洪仁玕供词则说是李向他求教，言之凿凿，且记了一些问答的话，似乎不可能是向壁虚构。据李秀成供词中对洪的藐视，洪仁玕所述的李对洪的谦恭之态，似不可解。但当时李新封王爵，与洪仁玕的关系未必与后来相同。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太平军得苏州后，洪仁玕到苏州，赠来访的传教士艾约瑟等以所著《资政新篇》，但只是手写本。他对艾说，忠王李秀成答应在苏州刻印。按今所见的 资政新篇 封面署 己未九年刻 何以到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送给传教士的还只是手写本？但艾约瑟的记述详尽具体，应不致错讹。且据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日记，赵的确见到过《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庚申十年的刊本。从这里看，李秀成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在苏州刻印《资政新篇》，并非子虚，可见当时洪李的关系还是好的。所谓的"己未九年刻"，或者只是说著于该年也。
洪仁玕同李秀成在对外关系方面政见似不同。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太平军席卷苏南，逼近上海。洪仁玕供词2详述因上海而引出的对外关系事说：
遂大破丹阳、常州、苏省各郡县。唯上海县未下，碍有洋行，恐伤和好。我天王知予在外洋四载，熟悉各邦洋人情性习俗，而洋人亦知予识其举动礼仪及天文地舆历数物理，必能妥议通商和好章程，乃降诏令余往苏邀洋人来会，颇能如议。而忠王自恃兵强将广，取上海如掌中之物，不依所议，云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也。众洋人知不能和乃去，仍多有保护洋行者。而忠王遂发师进取，见是空城，遂掠取洋楼物件，被洋人伏兵杀起，出其不意，败回苏城，此刻始信吾议，然究不肯认错也。
此事在洪仁玕的其他供词中被一再提及。供词5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