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天王、洪仁玕一行入江西后，首在铅山湖坊大失利，那时他们讨论过最后的应变办法。誉王李瑞生供词28对此有一些重要透露，虽然不很具体。他说，在湖坊败后，幼天王拟自尽，被干王、佑王等所救，计议幼天王"即剃头装作难民而逃，若遁至汪海洋、李世贤，再作计较，如其不能，欲逃至广东九头山隘口等语"。洪仁玕等的第一选择仍是力图会合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如做不到，则去"广东九头山"。广东九头山在何处？为何去那里？我的初步看法是，九头山不是地名，而是天地会的山堂名称，逃至九头山隘口，意味着去投奔、联合天地会中人。这使我联想起半个多世纪前史学界曾热烈争论的朱九涛问题，所谓洪秀全曾师事粤东狗头山朱九涛之说。前辈学者已辨明洪秀全并未师事朱九涛，但粤东狗头山确是天地会的代称。粤音"狗"、"九"同音，九头山即是狗头山。两代天王的出处和归结都和狗头山的传说有关，实一趣事。论者谓在太平天国早期许多广东天地会起义者在广东失利后至江西投入太平军为"花旗"，破坏了太平军的传统和纪律，对太平天国多有不利，其实并不尽然。这次洪仁玕、洪天贵福从广德出奔南下，"花旗"起了重要作用。幼天王供词10云："出广德是养王带路，后偕王带路，偕王变了百姓后，是花旗开路，我们总是跟花旗走。"供词18也说，从广德起身来江西，"列王黄宗保带了花旗军在前开路"，到开化县，"又遇官兵，我的花旗兵战胜"。供词11称，幼天王进了开化城，来了官兵，"花旗同尔们战胜乃回"。黄文英供词25也说，"贼一路来分三路行走，贼头黄忠保及姓魏的带了花旗贼先行，伪幼天王及伪干王在中，小的们在后"。花旗在紧急关头如此出力，由于他们的关系，以去广东会合天地会众作为计议中的最后一条路，是合情合理的。
洪仁玕等一路而行，常有李世贤、汪海洋他们的消息。太平天国天京虽失陷，但朝中军中的某些机构仍在继续工作。供词6说，幼天王从南京出奔到广德，在湖州的洪仁玕就"接到伪天王文书，小的知伪天王带数千人弃了南京，于六月十八日到了广德州"。在湖州，会议决定了会合侍王、康王及以后之大计，会后由幼天王行文饬侍、康、听诸王；其饬首王范汝增的幼天王诏旨被左宗棠截获，正可确证幼天王发出文书一事已见施行。可见，即在危难时期，太平天国内部仍然发行文书。洪仁玕供词6云："及至到了抚、建，那伪康王、伪侍王已往瑞金去了。伪幼天王闻伪扶王在陕西，就想追到康、侍二伪王，同往陕西，就同小的前往瑞金。"幼天王供词18说，"那侍王听说往广东去了。那康王汪海洋尚在瑞金，要往福建去。我没有赶到"。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侍王、康王之所在，幼天王一行与侍王、康王之间，可能是通消息的；至少，幼天王他们知道侍、康二王的行踪，被俘前不久知道汪海洋尚在瑞金，并且竭力想去瑞金，赶上他们，与他们会合。当幼天王、洪仁玕等被俘、失散的前一天，汪海洋的大军从瑞金北上正进攻宁都州城，与幼天王一行相距只数十里。昭王黄文英兵败失散被俘后解送到南昌府，他在供词25中说："至幼天王行至石城所属，小的落后七八里就到官兵营盘，不知伪幼天王的去向。听说伪康王把幼天王接走了，未知确否。"这样的传闻或猜测，本来是合理并可能发生的。但事实是，近在咫尺，而幼天王一行竟孤立无援而败亡被俘。
原因不大可能是汪海洋不知道幼天王之所在--败散的残军尚能得知与汪相距只六七十里，只要愿意，汪岂能探听不到数十里外蒙难的幼天王之所在？岂能做不到亲身或派出精兵去主动迎护？其所以没有，我以为主要是对幼天王一行不重视，心目中没有幼天王一行的地位。洪天贵福等与汪相距不远，洪尽力想赶上汪，而汪则是"要往福建去"，其无意于幼天王可知。
李世贤是汪的主帅，其力量、威望远高于汪海洋，而李世贤早已对洪秀全、洪族不满，对洪秀全的战略及某些政策不满。这方面，李秀成供词透露出若干消息。如对洪秀全改太平天国国号为"天父天兄上帝天国"这一可怜无补的精神措施，李世贤就一直不买账，始终抵制。苏、锡失守后，李世贤起兵逼迫李秀成，不让他回南京去守城。幼天王等入江西之前曾行文李世贤等以今后之恢复大计，但人们看不到他们对此有响应的具体事实。李世贤在幼天王一行进入江西之际却到了广东，当幼天王等在杨家牌失散被俘之日，他在福建占领了漳州，正以漳州为根据地，打算改变太平天国原先的跳跃式前进的方式，准备先巩固福建，再逐省推进，最后恢复全中国。英国驻厦门领事曾往访长谈，对李的才干和在军中的威信，极为推重。据该领事报告称，李极不满洪秀全，认为昏庸无道，只是因不愿意造成分裂才没有公开反对，今则可以自行其志云云（据F.O. 17／425）。处于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李世贤摆脱洪秀全还来不及，又怎会去迎接洪天贵福一行？李秀成在供词中对洪秀全的微词和批评，李世贤对洪秀全的不满，可能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太平天国人，尤其是武将的态度。洪仁玕被俘后在供词2中责备自己："上负老天王之托，又致幼天王存亡未卜，下不能节制各王，有何颜面偷生片刻乎？""下不能节制各王"一语，意思深长，说明各王对他和对幼天王的态度。据《李秀成供》，洪秀全难得接见外臣，一切战功，归之于上帝，所下诏旨，多是"天话"。从现存的天王诏旨来看，诏旨多是"天话"一句，符合事实。创业之主对手下的文武帮手不能充分地以恩义结之，自不能做到君臣有鱼水之情，何况其少未更事的年幼嗣君！洪天贵福出奔至广德，当时的主要大将堵王黄文金虽然部署、定策今后大计，但据幼天王供词10说，黄文金一直没有去见他，这就不寻常。从以上所说的各供词和其他资料来看，在高级文武官员中，洪秀全和幼天王的真正"纯臣"，恐怕只有洪仁玕，李秀成或可算半个，其他一些人，对反清的事业还有共同立场，而对洪秀全父子，看不出有多少感情。我推测，李世贤、汪海洋对"迎驾"、"护驾"至少是不积极的。这应是当时为什么洪仁玕、幼天王等总"赶不上"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西巡抚沈葆桢在俘杀幼天王后的奏报，把李世贤、汪海洋等的若干行动都解释为是为了得到幼天王、"妄冀死灰复燃"云云，这是为了衬托他擒得洪天贵福的功劳之大，是虚夸不实的空洞分析，以沈的奏报中的话来看待这件事，那就不免太简单了。
六、被俘以后
由于清方关注幼天王的下落和今后的动向，洪仁玕等被俘以后，成为审讯的重点。今后的动向，其实清方早已知道。据《沈葆桢政书》卷三《席军生擒首逆折》，洪仁玕在答复沈葆桢提问时也明言他们原拟合康王、侍王出湖北会石达开、陈玉成余众，据荆襄以窥长安之计。至于幼天王的下落，他们是在军败时失散，的确都无所知。
在这方面，清方一无所获。
洪仁玕最初被席宝田军营的一名陈姓营官所俘，清方起先并不知他的身份。供词2称：
适有降卒二名证予是干王，并在途次多有被掳男妇老少亦一见而知我是干王，但不敢称呼，暗自垂泪而已。间有低言劝予改装，又有失言称我为千岁者。予心忖之，谅难隐讳，转念一经直认，必不能生存保主，何以仰副老天王重托幼主圣意？辗转之间，不胜悲泪，况此刻又有证之者，乃直言不讳。
洪仁玕承认自己的身份后，陈营官就把他加以捆缚，"绐言捉出（幼）天王，即行释放，且赏银一千两，保以红顶"。供词2云："予泣曰：劝主投诚，非人臣事主之道，况言捉乎？……事到如今，要杀便杀，毋能辱也。"洪仁玕从承认自己的身份后即抱必死之心。他在首次问供即供词1中简单明了地说："行至古岭杨家牌地方，大兵追到，我军失利被擒，求速杀。"被解到席宝田大营后，席以礼待之，洪"亦以礼相待"，并向席表示："至幼天王之驻跸，自有皇天安排，我若能知必与俱矣。"并说，他受遗诏扶保幼主，今"失幼主所在，不能追随保护，抚心自问，无以对我老天王，实为罪耳，何敢卖主求荣乎？即解我到北京，或杀我以全臣节，无遗憾也"。后在南昌府的供词3又称"予亦只法文丞相已，"最后在巡抚衙门供词7称："我鞠躬尽瘁，只求速死。"他被俘后即以死自誓，期间所写的寄托抱负和遗憾的诗句，亦可称为绝命诗。
沈葆桢奏称，他咨送军机处的材料中有洪仁玕所做诗句。这些诗句，1865年英文《北华捷报》曾发表英译文，而中文原本则一百年未曾面世，直到1968年萧一山先生新著《清代通史》始有引录，后我在台北获见原件，今据原件录诗句全文如下：
春秋大义别华夷，时至于今昧不知。
北狄迷伊真本性，纲常文物倒颠之。
志在攘夷愿未酬，七旬苗格德难侔。
足跟踏破山云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意马不辞天地阔，心猿常与古今愁。
世间谁是英雄辈，徒使企予叹白头。
英雄吞吐气如虹，慨古悲今怒满胸。
猃狁侵周屡代恨，五胡乱晋苦予衷。
汉唐突厥单于犯，明宋辽元鞑靼凶。
中国世仇难并立，免教流毒秽苍穹。
北狄原非我一家，钱粮兵勇尽中华。
诳吾兄弟相残杀，豪士常兴万古嗟。
廿七日仁玕
"廿七日仁玕"，应是太平天国历的廿七日洪仁玕书写的意思。照太平天国历，他在囚禁中只有两个廿七日，即被俘的八月廿七日当天或九月廿七日，但写作必应在九月廿七日，如前已述，他被俘在八月廿七日四更，实际已是廿八日。
他所写的以上这些绝命诗，充满了华夷有别的攘夷思想，强烈的汉民族意识。这里不谈怎样评析历史上的这种思想，至少在洪仁玕的时代，由于统治民族满族的无能和对外敌丧权辱国，这种思想在当时仍有其合理性。在太平天国诸领导人中，洪仁玕是此种意识表现最为强烈者。他感叹"北狄""诳吾兄弟相残杀"之句，实际是对陈营官、席宝田、沈葆桢、曾国藩辈的谴责。他受过基督教的训练，是较纯正的教徒，但临终绝命诗却无一字谈及宗教，而只是对未能实现推翻清朝统治的大业，抱无穷的遗憾。这对我们认识其人其世，很有意义。
诗句的第二、三首八句，主要抒发自己的志趣抱负。他为要实现"攘夷"而在六合之间到处求索，包括他不辞千万里之遥来到南京，但英雄之辈难求，徒使他有白头之叹。这两首八句，与他自己在三年前所作《二月下浣军次遂安城北吟于行府》基本相同，仅少数文字有异，如"志在攘夷愿未酬"原作"志在生灵愿未酬"，"世间谁是英雄辈"原作"斯民长官谁堪任"。三年前到遂安，是洪秀全命他带兵出征。他在途中，注意的是救民，考察民之"长官"是否胜任。现在"攘夷"的根本大业失败了，他将几年前写的八句诗稍加改易，作为绝命诗的一部分。这似乎蕴涵着对太平天国的一点失望。他在被俘后所写的各种材料中，对李秀成、陈玉成、林绍璋、洪秀全，都有程度不同的批评，都谈到了他的思想或策略不被理解和执行的情况，这可能是他感叹"世间谁是英雄辈"的由来。他自誓鞠躬尽瘁，尽孝尽忠，并以文天祥自况，可以看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位基督徒身上影响之深。
上述八行有"七旬苗格德难侔"句，在他三年前遂安行府的诗中"德"作"策"。"七旬苗格"典出《尚书·皋陶谟》篇，记帝舜在位时，三苗逆命，以军力胁之而不服，舜"乃诞敷文德"，以德服之。"七旬有苗格"，即过了七十天，三苗自服来朝。他肯定认为"七旬苗格"是最好的治国方略，只可惜实行此道的"德"或"策难与古圣人相比。"七旬苗格"这句诗之所指，不可能是清朝，而有可能是外国。看来他最后仍以为"七旬苗格"是对待外国的恰当之道。他认为太平天国祸害之源是"洋人助妖"，与"七旬苗格"之说似乎不同，但实际并不矛盾。
《北华捷报》译载洪仁玕诗句时还有"补遗"四句，这四句为台北之收藏所无。简又文先生亦译其中的后两句为中文。现参考简译全译四句附下：
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我国虽消逝，他日必复生。
看来，他是抱着希望而就义的。
黄文英十三岁从兄黄文金参加起义，原做后勤事务，不预军政黄文金死后，他就带兵保驾为大将，但实在缺少阅历，早就悲观失望。供词24说，他"因堂兄身故，身无依靠，本欲寻死，被手下人劝止"。到手下只剩下三个人时，他叫三人逃去，"小的实不欲生""意欲寻死，就下山来见那官兵"而被擒。他在南昌巡抚衙门供词2说，他记挂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王兄（黄文金）抚养之恩未报"，二是"儿子六岁，不知死活"，说"那天朝我是不愿跟他了我是无用之人，投诚也无用处，放我回去也无家可归，只愿死了"。
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的供词有他"愿跟唐老爷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等语。沈葆桢《席军生擒首逆折》中说，"席宝田以幼逆之尚无踪迹也，十六日移驻石城，派谢兰阶、唐家桐……四山搜捕"，《讯明首逆供情折》说，席宝田"派训导唐家桐等将洪福瑱护解到省"。幼天王愿跟的"唐老爷"即是此唐家桐。洪天贵福其他供词中数次提到他，还有写明送给他的诗。洪天贵福供词10这样说，他被俘后，"有一人带我到老爷（唐家桐）这里。我先是幼天王，今是跟老爷的人。我做唐老爷弟弟，我年轻，到这里，道理我有些不晓，望大人老爷怜我年幼，莫怪我。今蒙唐老爷待我甚好，我就放心了"。又说，"我今来到大人老爷这里，万望大人老爷带我到老，我感大人老爷恩于世世靡暨"。又做诗："老爷见识高，世世辅清朝。文臣兼武将，英雄盖世豪。"并题"右颂唐家桐老爷"。洪天贵福被解送到南昌，经南昌知府、江西巡抚审讯，先于洪仁玕等被处死。到南昌后自是另行关押而与护解人唐家桐分离，但他在被处死前夕还想通过唐家桐而寄存幻想。供词17"甲子年十月初四日夜五更"，他写了诗句，称："右送唐家桐哥哥诗三首：跟到长毛心难开，东飞西跑多险危。如今跟哥归家日，回去读书考秀才。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跑。如今跟到唐哥哥，惟有尽弟道恭和。多感哥哥厚恩德，喜谢哥恩再三多。"所谓诗三首，就是这些吹捧清朝、痛骂长毛的不大通顺的顺口溜十二句。初六日，又写"右颂唐家桐哥哥诗三首"，文句全同，都是"送"、"颂"混写。这天，他就被凌迟处死了。他的遗留文献，特别是这些诗句，其文体似乎有父风而陋；从行止来看，洪秀全是否可算"虎父"，或有不同意见，但如称洪天贵福是"犬子"，大概可以"众论咸同"。
七、洪秀全父子的家庭和生活
关于洪秀全父子的家庭、生活，资料很少，所幸这些新发现能增加一些前所不知的情况。
洪仁政供词21称，他和洪秀全、洪仁玕都是堂兄弟，"祖居广东嘉应州，迁居花县石坑地方"。洪族是客家，康熙年间自嘉应州迁花县，此供词明确说明了洪家的祖籍。但花县石坑之说微误。洪氏自嘉应州迁至花县官禄，石坑堡在嘉应州，是洪氏老家所居之地。此或系书吏误录。